吉田松陰及其弟子們

孕育出吉田松陰的「危機世紀」

歷史

無論是吉田松陰的行動或發言,都顯現出一種激亢的魄力,若詳細檢證當時的日本局勢,即會理解到吉田松陰的出現,勢所必然。從天明的大饑荒到西南戰爭結束為止,日本面臨著持續不斷的內憂外患,深陷於「危機世紀」之中。

注定會崩毀的世界

吉田松陰過世後,其門生以頻繁又極度激進的方式訴諸政治行動,例如暗殺、破壞、恐嚇,以及無視國家利益的損害,而以政局優先的諸多計畫,煽動非理性的排外主義,這些行事風格成為往後日本政治的惡習,許多分析都歸咎於吉田松陰的思想。已脫離明治維新直接影響的二戰後,對他的批判特別熾烈。那些分析確實沒錯,但是事物發生的背後必有其因,本篇藉由歷史背景的綜觀,試圖釐清吉田松陰所處的社會局勢。

每當回顧歷史,日本人自身的分析總是流於從內部觀點出發的評價,此時需要的是第三者冷靜客觀的視點。1862年來到日本的英國外交官、翻譯官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歷經幕末、維新和明治初期,得以近距離觀察當時政治變化的表象與內幕,借用他的觀察來回顧歷史,他在回憶錄中曾如此解說。

「(自德川政權成立)經過數個世代後,德川家康時代曾立下戰功的武將和政治家的子孫,都成了愚昧的傀儡之流,同時,世襲制度的弊害同樣地影響了如法官等等家老的子孫。如此一來,所有大名的家中,流於類似蘇格蘭山地氏族的狀態,其中有決定性的權力者見識貧乏,而且常被貴族的寡頭執政者的主觀情感和個人意見所左右。」

「如此狀態下,大名能夠行使的,只不過是名目上的權力,實際上,家臣之中富有聰明才智且積極任事的人(大部分是沒有身份地位的下級武士)能夠取代大名或家老掌握行使權,要等到令人驚異的1868年革命爆發之際才得以實現。實際上支配整個藩,決定藩主的政策,向藩主進言在公開場合應該如何發言的人,就是這些武士。」

江戶灣御固繪圖。此圖顯示出1854年由培理率領的黑船艦隊二次來航時,幕府方面的防衛體制(國立公文書館藏)

「雖然已是老調重彈,總之大名之類的人根本就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手上連近代立憲君主般的權力都沒有,教育方式也錯誤百出,因此知性程度往往遠低於一般水準。如此奇妙的政治體制居然得以持續不滅,終究是因為日本完全孤立隔絕於各國之外的緣故。當歐洲新思想的風潮襲來時,此體制就會像從石棺中取出的木乃伊一般,粉碎破滅殆盡。」(薩道義著,坂田精一譯『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中譯本書名『明治維新親歷記』)

各位覺得如何?他的描述和日本人所描繪的江戶時期及幕末風景大不相同,而且和現在的某個國家簡直是一模一樣。將這裡所提到的「大名」替換成「德川幕藩體制」或是「作為支配階層的武士層」也無不可。這正是吉田松陰所擔憂的,也是當時日本的實際狀態,徹底擊潰摧毀了他。

順帶一提,薩道義的這本著作1921年在倫敦發行,但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日本國內都列為禁書。1938年文部省的維新資料編纂事務局以非賣品圖書的方式,開始擷取翻譯出版。其中少數的複印本發送給一部分的研究者,但「擔心被公開的部分,則全數遭到刪除。」

武士天下的背後

更加仔細地回顧當時狀況,武家政權是日本特有的封建體制,12世紀末以來,歷經變遷後承繼下來的其實是非常過時的老舊統治體系,當時的德川幕府體制就是其最終形態,自不待言地,是在大名諸侯中以將軍為頂點的金字塔型權力構造,但卻不是單純的金字塔型。若以領主的規模來說,擁有將軍繼承權的是「親藩」,將軍家的遠親「御家門」,而過去作為單獨勢力的「外樣」(譯註:與將軍家無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大名)雖然勢力龐大,但在將軍創建的中央政府「幕府」之中,擔任握有實權的職位、能夠實際參與國家政務的,僅有譜代大名和旗本。前者是幕府創建之前領地較小的領主,擔任德川家臣;後者則是直接隸屬將軍麾下的官僚。雖說是「親藩」,但其實被阻絕於參與國政的權力之外。

大名在自己的領地,營運地方政府,這就是所謂的「藩」,由大名統帥的家臣負責實際的營運。至此,他們尚屬於被稱作「武士」的階級,身份義務皆為世襲,故形成了一個階級。德川幕府的末期,諸侯總數大大小小約300名左右,高度分權的政治傳統,根深蒂固。但諸位大名在自己領地的支配權,則掌控於將軍或是幕府的手中,因此屢次領地遭到沒收、減封或是撤換不同領地。總而言之,無法斷言大名和武士握有日本的主權。

從古自今,京都朝廷皆以帝王「天皇」為最高統治者,在13世紀時與武家政權的對抗中落敗,喪失了政治主導權,17世紀初期德川政權成立後,更是決定了其有名無實的地位,事實上已成為被幕府豢養的存在。

武士並非經濟的主角

武士以外的階級被定位成庶民,但實際上這個階級在經濟和社會的營運上握有實權,特別是在這個階段,土地並非領主所有,而是屬於庶民階級的財產。當時的日本農民並不像歐洲的農奴,反而是農地的擁有者,租用農地的費用「小作料」也是由農民收取。

這和都市的地租相同,300名諸侯以城下町的形式在各地進行都市建設,促進了資本累積,海上航路和陸路街道的整備,推動國內貿易的活絡,經過德川期之後,商業金融得以有了繁盛的發展,而這些農業資本、商業資本都屬於庶民階級所有。無論是都市或農村,若忽視他們的意見,各種事務便很難維持正常營運,相當多自治和行政方面事務也都委託庶民推動執行。

另一方面,幕府和大名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以現物納付方式收取的年貢――也可以說是一種農地固定資産税,給予家臣們的薪資也規定以米的數量,依照世襲給付固定的額度。在貨幣經濟急速擴大的狀況之中,缺乏固定貨幣收入來源的幕府、大名權力階級和武士階級,在日本的國內經濟中淪為不穩定的存在。

公認為流通貨幣的稻米,其生產和金錢兌換常極端地不穩,此乃稻作對於氣候變化卻極為敏感,易引發頻繁的饑荒和經濟危機之故。雖說採取財政緊縮政策,還是淪為貨幣經濟下的失敗者,最終,武士階級若不依靠屬於庶民階級的金融業者,就無法生存下去。

外患從久遠之前早已虎視眈眈

除此之外,如同薩道義所言,世襲制度決定性地招致武士階級的弱化,如此分散權力、權限、所有權並且世襲的統治體制,在安定局勢上有其功效,但很難應對局勢的變化。幕府在1636年施行鎖國政策,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嚴禁一切海外交流。以國家政策封鎖來自外部的變化,雖然成就了德川體制的長期執政,卻為擔任統治階級的武士,招來了墮落的命運。

接近18世紀的末期,德川幕府體制低落的統治能力已再也無法掩蓋,首先爆發了從1782年延續到1786年的「天明大饑荒」。當時位於信州和上州(現在的長野縣和群馬縣)交界的淺間火山爆發,災情覆蓋了整個東日本地區,根據後來的研究指出,死亡人數超過90萬人之多。東北諸藩幾近全毀,江戶和大阪等大都市則是因為災民大量流入和物價飛漲,造成治安惡化,暴動頻傳。

此外,自1760年代起,俄國開始出沒於蝦夷地(北海道)周邊,1778年、1781年和1804年,其外交使節三度帶著請求締結國交的官方文書前來日本,幕府全部拒絕,但最終仍是引發了武力衝突。進入19世紀,俄國之外的國家也開始出現在日本近海,要求解除封鎖,時常引發衝突。從1840年到1842年之間發生了鴉片戰爭,實際的戰況也傳到日本。這些對外的緊張情勢,無論如何都讓日本國內的危機感變高,導致國家意識的萌芽。

200年一次的內亂――大塩平八郎之亂

「日美和親條約」英文條約書(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所藏)

接著,在1833年到1839年之間發生了「天保大飢荒」,各地出現許多餓死的民眾,暴動四起。特別是1837年,200年一次的內亂「大塩平八郎之亂」在大阪爆發。這是由於幕府的前任地方官員要求改革而揭竿起義,事態發展極為嚴重,但就算如此,日本仍未進行改革。

在如此內外危機交迫的半世紀之間,幕府當然數次嘗試「改革」。但都是治標之法,並非從根本改革政治和社會體制,因而沒有任何可觀的成果。朝野之間籠罩著一股對於幕府的失望氣氛;對於培理艦隊的來航,幕府曾收到荷蘭――當時日本唯一擁有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的事先警告,卻仍無法做出任何準備,而培理的艦隊抵達後,幕府也未能積極應對。

日本至今仍相信因為黑船突然來到日本,打破了幸福的和平生活,日本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危機,所以才有明治維新,也就是所謂的被害者心理,但這完全是一派謊言。其實對外國的緊張態勢,在四分之三的世紀以前就已持續緊繃高漲,因長期無法對應,才導致受到砲艦外交逼迫的下場;國內問題也是一樣,危機感持續升高卻無法自我改革,日本就是這樣徹底腐敗的國家。

終結的開端――幕府的衰退和天皇制的重新評價

這個「危機世紀」開始後,日本國內發生了二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其一是重新評價天皇制。由於幕府的統治能力受到質疑,幕府權力來自天皇委任的政治性解釋,開始成為一般的共識,天皇也意識到這個變化並對此發表意見,加上對外的緊張感發展出高漲的國家意識,也推動著這個風潮。在此影響之下,天皇曾經擔任國家元首的古代研究大為盛行,進行此種研究的人多為上層的庶民階級和下級武士,以及像是水戶藩,雖然貴為「親藩」卻無法參與國政的大名等等,主要是德川體制的局外人士。

另一個變化是,諸藩所進行的個別改革。諸藩也陷於必須重建經濟的窘境,因規模較小之故,出現了幾個成功的例子,其中的西國諸藩特別引人注目。由於氣候條件得天獨厚,農業生產,特別是商品作物的增產非常順利。此外,領有許多主要航路的沿岸區域,將各地物產專賣化之後「出口」到當時的中央市場大阪,得以充實藩內財政。總而言之,這些藩成功地參與了真正的商品經濟活動,到了幕末期,因而累積了足以對抗幕府的財力。改革成功的藩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成功地善用人才。世襲的權力架構雖然仍未改變,實力主義在長期的危機之中逐漸發展,重視實力的想法已經滲透到日本社會。

吉田松陰所屬的長州藩,也是成功整頓經濟的藩。順利增產米、鹽、蠟三種主要商品,並收歸為專賣品;與此同時,以瀨戶內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為中心,具有高度政治意識的商家形成中產階級;此外,農村也在天保期間屢次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長州藩被迫在各方面讓步妥協。

而長州藩更位於連結大阪、蝦夷地和東北的日本海航路上的重要咽喉點(choke point),在經濟發展上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除此之外,特別是面向瀨戶內海往東海方向的出入口關門海峽,往後不只影響了長州藩,更左右了日本的命運。

從門司望向下關的景色,左方的建築為春帆樓

幕末的政治鬥爭從培理來航前早已開始

如此慢性的危機之中,幕府和諸藩之間的實力平衡一旦崩毀,要求改革國政的聲浪必定升高,而關鍵就在於,第14代將軍的繼承問題。針對病弱的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的後任,幕府閣僚的保守派欲從血緣最近的紀州德川家迎來繼承人,但屬於親藩的水戸藩和尾張藩、御家門的越前藩、還有與第11代和第13代將軍結親為正室,可說是準親藩的薩摩藩,以及與其結盟的土佐藩、宇和島藩等勢力,都強力推舉來自水戸德川家的一橋慶喜為將軍繼承人。

至今雖為親藩但未被允許參與國家政務,一橋派行動的目的即在於改革體制,讓強大的藩國也能參與國政。事實上從培理的黑船來航前,幕末期的政治鬥爭早已開始。名列譜代大名首席的井伊直弼成為大老後,保守派意圖反擊,從紀州藩迎來將軍的繼承人;而早前一橋派曾抗議開國條約的締結仍依循前例,只有幕府閣僚參與會議即做出決定,保守派以此為由展開清算,接著,開啟了針對全國反對派的大肅清,也就是奪去吉田松陰性命的「安政大獄」,一直持續到吉田松陰死後的隔年,也就是1860年,井伊直弼被暗殺後才告終。

但長州藩不屬於這些改革派諸藩,可說是局外之人。一橋派雖然被阻絕於權力之外,仍屬將軍家周邊有力者所進行的政治活動,意在推動體制內的改革,而長州藩才是真正的外樣大名。縱使幕府進行內部改革,長州藩一樣被排除於幕府的權力之外。其他的外樣藩、下級武士、上層庶民階級,以及京都朝廷等各種勢力也和長州藩一樣,雖有實力和政治意識,對國政卻仍不得其門而入。一般認為,吉田松陰的思想得以滲透進入長州藩,且松陰的門生獲得活動空間,上述時代背景是主因。

一橋派諸藩的政治指導者和主要思想為,為因應內外的危機,讓強盛的大名參與國政,成為實際上的統一國家,藉由近代化力圖富國強兵。但未全面否定幕府,反而是經由諸藩的改革,讓各地諸侯能夠存續下去。

作為時代精神的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的想法,卻是截然不同。他是天皇主義者,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一君萬民」,最終仍會推展到否定幕府和武家政權的體制本身。此外,松下村塾的學生不論身份地位皆可入學,對「被差別民」(譯註:因信仰、經歷或出身遭受歧視、被社會排斥者)及成功復仇的女性也予以肯定等等作為,顯示出他是個徹底的平等主義者。而他也同意富國強兵政策,但為了與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對抗,主張日本也應該向海外擴張。

以歐洲為典範而充滿近代色彩的社會改革、國民參與的政治改革、平等主義、民族自決、國家主義、參與帝國主義的競爭等等,都可以在吉田松陰的身上看到,往後成為近代日本特徵的種種思潮的萌芽。從當時的日本武士階級的立場來看,可說是特異又反叛的思想,但從長州藩及松陰所處的歷史位置思考,可說是順應時代轉變發展出的世界觀。

松下村塾(山口縣萩市)

順帶一提,吉田松陰出生於天保大混亂期之前的1830年,由於承繼了兵學之師的家學淵源,他在萩這個地方接受了斯巴達式的古典教育,但從21歲時開始到藩外遊學,他的知識眼界才急速拓展開來。遊歷九州、東北各地,增廣見聞,也在江戶向佐久間象山等當時一流的知識人問學,理解到日本在這個時期面臨著內外交迫的危機,讓他開始進行深度考察。此外,他和天保期的內亂首謀大塩平八郎一樣,視注重行動的陽明學為基本教養,形塑了他展開行動時的風格。

但他的主張和下田密航未遂事件等行動,尚處於很容易就被擊潰的狀態。在安政大獄下,由井伊直弼所主導的幕府在締結美日修好通商條約之際,他雖然訴求阻止簽訂的行動,但是包含他的門生,身邊的人並未按照他的期待展開行動,可謂差之甚遠。以下是松陰死前半年在萩的監獄裡寫給友人的信件節錄。

「若是主導征夷的幕府都向外來蠻夷投降,遵循其後,除了投降之外束手無策。三千年來獨立不羈的大日本,一朝受人所制,失去自由,有血肉者皆不忍視。若不能如拿破崙般奮起,揭竿高呼自由,吾始終腹悶難治,雖知其不可成,去年來以微薄之力對抗,換來粉身碎骨卻無絲毫裨益,徒生牢獄之災。對於吾之處置,大膽妄言,將罪及一族。然當今幕府猶如爛醉之人,難以扶持。唯有期望自草莽崛起之人。」

最後期待著革命出現的吉田松陰在獄中死去,他的悲憤與慷慨激昂,往後由其門生弟子傳承下去。

(編輯部・間宮淳)

標題圖片:「大君」德川將軍之城・江戶城

明治維新 武士 吉田松陰 坂本龍馬 西郷隆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