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日本的轉折之年

「安全神話」滅身亡國——長期無視核事故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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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核事故、生化武器恐怖行動沒有任何防範準備。因為它們已經成為絕不允許發生的問題。既然面向國民進行了這樣的宣傳,那麼為了維護原則,保全體面,從政府和專家均對現實採取了一律視而不見的態度。危機管理第一人將為我們揭露這種令人震驚的真相。

前提是「不會發生核事故」,所以國家層面也沒有準備

1995年「Monju(文殊)」號反應爐事故發生,但安全神話卻依然「倖存」。拜這個安全神話所賜,很快就發生了一次讓大家看清了日本對核設施事故毫無應對能力的事故。那就是1999年茨城縣東海村的核燃料加工設施JCO發生的臨界事故。直至發生事故,科學技術廳已有10年未視察過現場,令人覺得甚是過分。

那個核燃料加工廠的管理體制非常混亂,難以稱其具有核物質處理資格。一定量的鈾或鈽集中到一定的密度就會發生連鎖核反應。為了避免發生這種臨界問題,需要使用規定大小和形狀的容器,配製反應爐用的核燃料,而JCO卻無視規定的操作章程,讓經驗較少的臨時工實施操作。結果,僅僅是用提桶將核燃料原料移入大型容器內就瞬間達到了臨界狀態,3名操作員受到大量的中子等放射線照射,其中兩人不幸身亡。

兩人死得極其悲慘。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他們的身體幾乎融化掉了。強烈的輻射破壞了細胞的染色體,使細胞失去再生能力。於是,他們的身體組織崩潰了。而且,當時日本沒有任何一家醫院願意收治受到過輻射的患者,因為患者這時還在釋放核輻射物質。病床、搬運人員的防護服、病房等全都需要採取防輻射措施。自然所有醫院都拒絕了他們。那時我第一次意識到,日本在針對重度放射線照射事故的醫療方面毫無準備。最終,歷經波折之後,東京大學醫院接收了這幾名患者。

核工廠所在縣的警察竟然沒有蓋革計數器

這場事故暴露出的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甚至連警察也沒有任何防範措施,以備應對大規模核設施事故。總之,茨城縣警方連一個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1)也沒有。日本核能研究大本營東海村的所在地茨城縣都是這種狀況,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了。

時任茨城縣警本部長的堀貞行曾是我的部下,他請我無論如何都要去一趟,於是我去了茨城。核安全神話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負責相關工作的警察既沒有蓋革計數器,也沒有防護服,什麼都沒有,只好急急忙忙地訂購。

當然,警察們也完全不懂遇到中子射線該怎麼辦。由於前提是不會出現輻射問題,所以即使提出「我們有可能遭遇中子射線,需要防護服保護人身安全」,預算也不會獲得批准。「不能為那種不可能發生的假想事故下撥預算」——抱有這種思維的大藏省(財務省之前身——譯註)當然不會理睬警方的要求。所以警方沒有任何防範設備。

(*1) ^ 用於探測電離輻射的粒子探測器——譯註。

雖然出動了警察

機動警察巡邏部隊的90多名隊員被第一時間動員起來應對事故。如果發生了輻射物洩漏,必須劃定足夠的安全距離,拉起警戒線並實施交通管制。部署完成,要求隊員們上報情況時,傳來的全是諸如「1街區沒有異常」、「十字路口沒有異常」之類全部平安無事的報告。他們沒有蓋革計數器,當然沒有任何感覺,也不會覺得害怕。警察們完全搞不清楚為什麼派他們出來。

不過,作為本部長的堀貞行頭腦十分清醒,讓本部反問憑什麼判定「沒有異常」。對此,各處的答覆都是車輛在通行,路人在行走,商店在營業,沒有任何異常。這些當然都沒錯,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

這完全就是「無憂無備」。因為毫不擔心,自然不會去思考相應的防護對策。

更令人吃驚的是,過了大概1個小時以後,原子能研究所(現在的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所長給縣警本部長打來了電話,要求「撤除警戒線」,說是「如果做得這麼戒備森嚴,會激化那些認為『核能危險』的反核電人士的抗議活動,所以不要警戒了」。就連頂級專家也是這樣一種認識。

日本,有社會無國家

在與橋本昌知事見面時,他逼問道:「日本政府做了點什麼嗎?日本到底有沒有國家啊?」「這些事情都是應該由國家來處理的吧」。因為根據1979年美國三哩島事件和1986年蘇聯車諾比事故的經驗,考慮到當地居民的安全,必須疏散半徑10km範圍內的居民。如果要在茨城縣東海村實施疏散,半徑10km內的居民多達30萬人。這需要動用數百輛卡車和巴士。即使調集茨城縣內所有的運輸力量也難以辦到。如果自衛隊不施以援手,該縣自己是無能為力的。但按照《災害對策基本法》之規定,該項工作必須由當地政府來做,這種情況下的總負責人,便是東海村的村上達也村長。

村上村長自然是憤怒抓狂。橋本知事也主張「這是國家的工作」。他呼喊道:「核能行政事務也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所以和地方政府沒有關係。況且,讓村上這樣的一村之長來負責此事,那真是太荒謬了。日本到底有沒有國家?!」

日本實際上沒有國家,處在有社會無國家的狀態之中,現在仍是如此。國家還不存在。近20年來雖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基本狀況沒有改變。

相互推諉、職責不清的核能行政

上世紀90年代,橋本龍太郎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對核能行政也做了調整。過去,一直是科學技術廳主管核能監管工作,但考慮到其具有研究開發和發電等能源政策的屬性,改革後將其劃歸給了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文部科學省甚感為難,因為他們沒有實戰部隊,不具備應對核設施事故的能力。也就是說,儘管改革調整了行政組織,但其實並未過多地觸及到21世紀特有的核危機體制。

東海村事故之後,我曾在國會上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應該為核設施的所有員工配備防護服;發生事故時,防護服也應該當作警察、消防和自衛隊的日常服裝,需要為此編制預算。其次,應該為核電廠所在縣、管理核電廠的市町村緊急採購德國生產的化學防護車「HAZMAT」,防範再次發生東海村那樣的事故。

現在我依然覺得應該進口HAZMAT。一輛大約5億日圓。據說如果穿著防護服駕駛該車,還可以耐受中子射線。該車用鉛板做防護,猶如小型坦克,可以伸出各種探測器,除了探測放射線外,還可以測定生化武器。它配有5m長的機械臂,可以遠距離排除危險物。如果再裝載上小型探查機器人,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奔赴事發現場進行近距離觀察。

不允許在日本出現之物

冷戰時期,西德有可能成為戰場。當時,西德人悲觀地認為國內或許會爆發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核戰爭,如果缺少防護車,情報和偵察等工作將舉步維艱。德國的化學防護車,就是在這種戰略性的考慮中誕生的。

他們開發了兩種可以應對ABC(CBR)3類危機的化學防護車,分別是消防車型防護車和軍事偵察車型防護車,由內務部統一指揮。據說這種HAZMAT在波斯灣戰爭時期極為暢銷。伊拉克的海珊(Saddam Hussein)公然宣稱擁有化學武器,也實際使用沙林毒氣屠殺了約5,000名庫德人。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全體士兵每人分到了兩支名為阿托品(Atropine)的肌肉收縮劑用於沙林毒氣的解毒,並接受了應從防護服上注射的使用指導。同時,各國都購買了德國的防護車。而日本卻設定了不可能發生這種毒氣戰、不允許發生這種毒氣戰、不去發生了毒氣戰的地區這樣一些前提。

我在自民黨的總務會上也提出了進口HAZMAT的建言,但結果是空費詞說。

雖然自衛隊擁有化學防護車,但與HAZMAT相比性能極低,沒有防輻射的鉛板,根本無法抵禦核事故和CBR,有關方面也就是以改造來敷衍了事。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時,雖然出動了這種防護車,卻沒有發揮作用。

至於最後為何拒絕動用化學防護車,當時政府的判斷是如果動用了這種防護車,附近居民就會琢磨「這是什麼東西」而好奇地觀望,如果明白了這是化學防護車,那麼認為「核電廠果然危險」的反對派就會越來越多。就因為這個核安全神話,防護車的提案就以不了了而告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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