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法制系列訪談

民主黨的基本方針:對遠遏制,對近現實——訪民主黨Next外務大臣長島昭久

政治外交

安保法制審議工作已經啟動。民主黨安全保障專家長島昭久先生就集體自衛權問題表達了「雖不同意基於『新三條件』的武力行使方案,但也不全盤否定」的立場。他認為「安保法制的問題在於話說得太大」。

長島昭久 NAGASHIMA Akihisa

民主黨「Next內閣」外務大臣、東京都總支部聯合會幹事長。生於1962年,神奈川縣橫濱市人。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SAIS)課程畢業。歷任防衛副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助理(負責外交與安全保障)、防衛大臣政務官、眾議院安全保障委員會首席理事、外務委員會首席理事。科學技術與創新推進特別委員、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賴世和東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走到這一步」的安保討論

——首先請問您對此次的安保法制作何評價?

長島昭久

 我的第一感想就是,日本總算把討論工作推進到這一步了。當然,我也察覺出認為此舉「危險」的批判和憂慮情緒正在以戰時一代為中心的人群中蔓延。不過,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關於集體自衛權的討論,日美兩國聯手維護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仍將是今後不變的中心,而如何加強日美合作關係則是無可迴避的課題。

我認為需要思考3個問題。第1,應該如何應對安全保障環境的變化?第2,能夠促使日美同盟關係發展到何種成熟程度?如何才能朝著互利的、更加對等的關係這一方向發展?

第3,改革必須符合憲法的規範,而我們如何確定憲法的範圍?除了其與政府的「憲法解釋」之間的統一性將會受到考問外,還存在砂川判決(1959年12月)等司法部門做出的對憲法第9條的解釋。另外,立法部門也擁有有權解釋權,所以我認為通過這次安保法制討論是使之明確的一次好機會。

民主黨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態度尚未確定

——民主黨內存在左右兩派,在安保法制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分化。今後,民主黨將如何應對呢?

長島

 我認為,莫如說民主黨現在以在野黨的立場來面對這個課題是一件好事。雖然要統一民主黨的意見並非易事,但如果不在某個階段克服這個問題,就無法重獲民眾將我們執政資格的信任。如何在憲法第9條的「理想」與安全保障的「現實」之間取得平衡,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戰後日本。然而,安倍政權展示的整套安保法制方案與民主黨追求的整體方案存在偏差。對此,我將在國會審議過程中尋求國民的理解。

——與自民黨有哪些區別呢?

長島

 如果歸結為口號的話,那就是「對遠克制,對近現實,積極開展人道重建」。「遠」和「近」不僅包含了地理方面,還依據是否直接關係到我國的和平與安全的事態和現象這一標準進行了整理。

安倍政權以實現「無間斷安保」為由,試圖籠統採用相同的標準來處理直接關係到我國和平與安全的課題和不一定直接關係到我國和平與安全的、地球另一邊的課題。有些部分超出了現行憲法的規範。從運用的角度來看也屬於「過度延伸(overstretch)」,插手的事情太多。

針對集體自衛權問題,安倍政權正在推進的是基於非常模糊的「新三條件」的武力行使方案,而民主黨已經確定將反對此方案。但並未全盤否決未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性。

比如,日美需要在飛彈防衛和周邊事態方面展開合作,而過去這在我國一直被認為是超越個別自衛權的做法,對此,民主黨並未否定憲法上存在可以允許這種行動的餘地。

時隔18年修訂指針,實際上是民主黨政權時期的提案

——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指針)也在時隔18年後進行了修訂。

長島

 修訂日美指針是我在大約3年前作為防衛副大臣訪美時,鑑於日本安保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向美方提出的倡議,當時的防衛大臣是森本敏,由日方主動向美方提出倡議,這是比較罕見的。

大浦洞2號(Taepodong-2)©KRT/路透社/Aflo

由於未能充分應對1993~1994年的北韓核危機,美方提出各種要求後,為了回應美方,日本於1997年修訂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並通過周邊事態法實現了法律化。此次日方向美方提出要求之初,美國在針對中國修改指針的問題上曾一度態度猶豫。

日本也並非從一開始就完全沒有考慮過是否要涉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從現場需要出發,拉上美國啟動磋商,並最終由希望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倍政權繼承了這種觀念,才形成了今天的指針。

現在北韓擁有超過200枚可移動發射的「勞動」飛彈(Rodong),整個日本列島幾乎都在其射程範圍之內。北韓已經實現了核彈頭小型化,可以裝配在飛彈上,而且射程甚至已達美國本土。中國的軍事力量也相當於日本的3~4倍。鑑於這些重大變化,必須重新思考日美應當如何分擔在安保合作中的作用、任務和能力的問題。

低於美方期待的「行使集體自衛權」方案

——民主黨是否準確掌握了美方的想法呢?

長島

 5月長假期間,我去了華盛頓和紐約,我想我應該掌握了最新的情況。有兩個問題,一是雖然有人幹勁十足地認為日美可以在全球範圍展開合作,但必須確實向美國表明這是否真正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另一個問題是雖然有人對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感到欣喜,但自公兩黨一致同意的集體自衛權行使方案,說白了,只是略強於個別自衛權。從美方看來,這是遠低於期待值的替代方案,當其具體落實到運用和一線作戰層面時,恐怕就會出現「就這個程度啊?」這樣的不滿。

由於安倍首相在美國國會演講等場合誇下了海口,所以我感到非常擔心。因此,我一直以在野黨的立場提醒「請看清實際情況」、「期望過高會帶來失望」。如果還要做下去,可能就需要修改憲法了。

與中國的軍事壓力對峙

——長島先生與東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先生頗有交情,是否深入參與過尖閣諸島(釣魚臺——譯註)的國有化問題呢?

長島

 民主黨政權決定購買尖閣諸島是在2012年9月,但其實中國公務船在2008年就已經開始侵犯日本領海了。 2008年是中國自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以來大幅轉變隱忍慎重方針的一年。從那時起,中國的海軍首腦就向美國提出了「兩分太平洋,東邊歸你管,西邊歸我管」的主張,轉入了企圖行使軍事影響力的攻勢。

在尖閣諸島海域的領海警備行動中,與中國漁業監督船「漁政35001」(遠處)對峙的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近前)提供:海上保安廳©時事通信社

因此,民主黨將中國漁船衝撞事故、屢次侵犯尖閣諸島周邊領海的行為、在南支那海(南海——譯註)上強硬的領土擴張活動綜合加以思考、予以應對。中方的應對措施明顯偏離了正常軌道。

當時民主黨政權考慮到若不反擊中國施加的壓力,那麼尖閣甚至南支那海的諸多島嶼都可能會像「切香腸」一樣逐漸遭到侵蝕,於是毅然決定買下尖閣諸島納入政府管理之下。起初,民主黨打算和中方商量,日方只是出於中央政府的職責改變其所屬名義,不會修建設施或派遣人員,但由於中國國內當時處於權力鬥爭的高潮期,所以出現了非常不幸的結果,引發了煽動起大眾情緒的激烈反對。

安倍首相令人感到危險的「speak loudly」

——您對安倍內閣有何建議?

長島

 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說過「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我很喜歡這句話,「speak softly」就是做外交要和風細雨,但也要「carry a big stick」,為應對緊急情況做好防範準備。安倍政權的危險之處在於「speak loudly」。儘管必須確實做好Stick(防範準備),但不能採用高聲挑釁的外交方式。安倍首相最好能稍微慎重一些。

不過,針對中國的擴張,有必要及早採取措施。由於美國也表現得過於寬宏,所以日本應該依據相關規則制定穩定的秩序,並建立支撐這種秩序的遏制體制,避免中國以尖閣的事例為槓桿,在南支那海、東支那海(東海— —譯註)上採取高壓(coercive)外交。

民主黨的當務之急是開展具有建設意義的憲法討論

——民主黨在修改憲法問題上還沒有匯總意見形成基本應對方針吧。

長島

 民主黨於2006年匯總了憲法建議,表明了「創憲」這一立場。也就是修憲,不能再墨守成規了。一說起修憲,人們就過度地將焦點集中在「第9條」上,結果總是導致「難道要拋棄和平主義?」這樣的爭論。另一方面,由於缺乏直接的憲法條文,隱私權、環境權、犯罪受害者權利等各種人權在行政工作第一線並未得到充分保護。我們認為應該不斷調整這些部分,由此明確了論點。

問題是,經過近10年時間,民主黨憲法調查會終於在2013年啟動了討論工作,但現在卻處在「徘徊不前」的狀態。最近,眾參兩院憲法調查會已啟動正式審議工作,但由於民主黨內尚未形成定論,所以拋出了「不參加安倍政權下的憲法討論」這樣的託辭。我對此感到不滿。

民主黨應當成為一個著眼於現實的、健全的在野黨,必須克服在入口處爭論「進不去、不應該進去」之類的問題。我認為這種爭論毫無建設性。

(2015年5月18日,於東京都內)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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