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朝日新聞「從軍慰安婦」報道的軌跡

無論朝日新聞核實情況如何，事實就是事實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一點。那就是在昭和時代的戰爭中，確實存在日本及日本軍參與的「從軍慰安婦」事件。而且，在戰地出現過以軍隊暴力強迫當地女性充當​​慰安婦的諸多事例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與其他戰爭中軍隊在占領地實施的暴行毫無差別。

但這畢竟是在「戰地」發生的事情。「從軍慰安婦」體系本身只是將當時在日本得到官方許可的管理賣春組織搬到了日本軍的占領地。（順便說一句，日本的管理賣春制度於1958年被徹底廢除）。「從軍慰安婦」中大半是日本本土的日本女性，還有當時被日本占領的朝鮮和臺灣的女性。管理賣春制度即是得到官方許可的「人身買賣制度」，毫無疑問，這種制度嚴重踐踏了當事者的人權。可是，這種人權侵害與「戰地強徵」這樣的戰爭犯罪截然不同。

近年來，韓國一直在「從軍慰安婦」問題上強烈譴責日本，其主張歸結起來就是認為日本實施了戰爭犯罪。但遺憾的是，日本在1894－95年與清國（當時的中國王朝）的戰爭後，並未在朝鮮半島上發動過戰爭。而且，自近代以來，日本與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從未爆發過戰爭。

吉田清治的杜撰

已故吉田清治（圖片提供：讀賣新聞／Aflo）

不過，韓國至今仍將該問題視作「戰爭犯罪」，而日本也曾在某個階段之前是相同態度。其根源在於一個謊言。那就是吉田清治（1913－2000年）的證言。吉田自稱戰爭時期曾擔任負責管理短期工的山口縣勞務報國會下關支部的動員部長。他在80年代出版了兩本著作，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稱「戰爭時期，日本在濟州島強擄了大約200名年輕女性」。後來問題鬧大後，涉及報道的相關人員、歷史研究家和韓國的研究人員紛紛前往當地考證調查，但最終沒有任何人獲得了任何證據或者證言。

如果到此為止，那麼應該會被視為單純的「創作」而逐漸銷聲匿跡，不再受到世人的關注。但1982年，朝日新聞撰文報道了這份吉田證言，事態發生了驟變。毋庸贅述，朝日新聞從戰前起就是日本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受其報道影響，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強擄慰安婦」行為被韓國作為一個事實加以大肆報道，成為了批判日本的核心題材。

這件事之所以變得更加混亂，是因為有人將此與戰爭時期集結起來開展義務勞動生產的「女子挺身隊」混為一談。「女子挺身隊」是以學校組織為中心，曾在日本國內和占領地廣泛存在過的一種組織。於是，事情就演變成了「慰安婦組織」曾經廣泛存在之類的言論滿天飛的窘況。

朝日新聞對「慰安婦問題」核實情況的摘要

引起形勢劇變的1992年1月報道

1992年1月宮澤喜一首相訪韓前的報道將問題推向了高潮。頭一年，一位前慰安婦首次公開姓名，起訴了日本政府。朝日新聞也先於韓國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的過程。在由此引發的風波之中，首相訪韓前夕，出現了關於軍隊和政府機構為轉移慰安婦到「慰安所」提供方便的資料的報道，導致宮澤首相在韓國多次道歉，而且次年，河野洋平官房長官還發表了關於慰安婦問題的談話。（這個談話雖然承認了從軍慰安婦的存在、政府參與過慰安設施的運營以及在戰地的強徵行為等，但並未特定提及在韓國有過強徵行為）。各家媒體也真正開始追隨朝日的報道。

果然，政府行動起來以後，針對一系列報道的核實工作就迅速得到了推進。結果，吉田證言並無真憑實據、「挺身隊」和「慰安婦」混為一談等問題曝光，1992年8月以後，日本各家媒體開始避免發布以吉田證言為前提的報道。但也僅僅是避免報道而已，並未對證言加以否定或修正。

日韓已經走入的死巷子

可是，就在媒體橫下心來保持沉默之際，事態又進一步加速發展。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布了採用吉田證言作為證據通過表決的《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此外，7名韓國前慰安婦因接受了日本政府主導設立、旨在補償亞洲各地前慰安婦的「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亞洲女性基金）」給予的「補償」而在國內遭到譴責，後來甚至被政府中斷了生活補助。韓國的「從軍慰安婦」也必須作為日本在戰地的強徵對象加以對待才可以接受——如今在韓國國內占據統治地位仍是這種態度，而非「河野談話」的認識。

韓國通過在美韓裔居民在美國國內大舉宣揚這種主張，導致2007年美國眾議院做出了對日譴責決議。當時，第一次掌權的安倍晉三首相辯解稱「雖然存在廣義的強徵，但並沒有狹義的強徵行為」，即雖然在韓國存在通過人身買賣徵召的從軍慰安婦，但並不存在與戰地強徵同等程度的強徵行為，但最後還是被美國政府和社會貼上了「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標籤。作為日本政府來說，也不可能採取比「河野談話」更進一步的應對措施，即不可能認定吉田清治的「謊言」是事實。因此，日韓關係走入了前景不明的死巷子。

韓國的內因——追求「對日戰勝國」名分的李承晚

我們難以斷言韓國從一開始就在「從軍慰安婦」問題上具有受害者意識。如果戰爭時期真的存在具有高度犯罪性的行為，那麼或許就會像在審判乙級、丙級戰犯時提出犯罪指證的荷蘭那樣，從戰爭結束不久後便開始提出問題。實際上，人們開始談論「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而且還發端於日方的證言和報道。

不過，「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這種設定被提出後，就迅速滲透到了人們的觀念中。因為儘管韓國並不存在這種事實，卻有充分的理由接受這種設定。

毋庸贅述，韓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原日本領地的朝鮮分裂出來的國家。南北兩國都得益於大日本帝國的顛覆而成立，絕非憑藉自身力量贏得獨立的。可是，由於是具有相互排斥性的主體，所以爆發了朝鮮戰爭。之後，激烈的國家主體性之爭一直延續至今。

坦率地說，北方一側在這場爭鬥中更占優勢一些。日韓合併後，以舊滿洲吉林省延邊地區為中心，獲得中國共產黨支援的抗日游擊隊組織成為北韓的核心力量，自稱「獨立運動的正統」。另一方面，韓國將戰前曾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共同行動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作為其前身，首任總統李承晚也是當時的國務總理。日中戰爭（抗日戰爭——譯註）期間，臨時政府雖然創建了軍事組織「光復軍」，卻未發揮實際作用，並沒有進行過抗日作戰。而且臨時政府也從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此外，曾是其後盾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與充當北韓後盾的共產黨政權的內戰中敗北，1949年從大陸撤退到了臺灣。

然而，韓國的李承晚政權在圍繞半島統一問題的朝鮮戰爭中，一直主張自己有堪於北韓抗衡的「抗日歷史」。於是，韓國要求出席1951年9月召開的同盟國、國際社會與日本講和的舊金山和平會議並在協議上簽字。換言之，他們主張國際社會應承認韓國是對日戰勝國。當然，最終遭到了同盟國方面的斷然拒絕，但此後直至朴正熙政權成立，韓國始終堅持李承晚路線的主張，在國內外展示出「對日戰勝國」姿態。

與德國進行比較很牽強

上述「李承晚的杜撰」這個亡靈至今仍留存於世。觀察韓國的政治家、各種團體和媒體批判日本的言論可以發現，幾乎可謂必然出現與德國的比較。特別是在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問題上，韓國始終主張日本應學習德國的做法，德國於1990年重新統一之際，簽署了最終解決與波蘭間國境問題和放棄難民索賠權問題的條約。

可是，我們難以將韓國和波蘭的形象重合起來。因為波蘭是貨真價實的對德交戰國。而且也是遭受納粹犯罪迫害、戰爭犯罪迫害的當事者。再強調一次，韓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非日本的交戰國。無論當時朝鮮半島居民是否認可，那時就是「日本」。因此，韓國具有將自己說成是對日交戰國的相應動機或心態。「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問題是賦予自己像歐洲的德國和蘇聯占領地那樣相同形象的絕佳材料。

日本的內因——留存下來的「支持戰爭」的全國性報紙

另一方面，日本有些人也存在試圖將韓國說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害者的心理傾向。這裏說的有些人是指媒體。而且，這個問題也是與德國對比一下更容易解釋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和德國向同盟國投降後，遵照投降條件，通過戰犯審判使負責人受到了制裁，舊體制土崩瓦解。當時，納粹和納粹主義、軍隊和軍國主義分別被視為造成德國和日本發動侵略的元兇，​​均被清除。日本軍隊的解體和相關人員的清除工作都比德國更加徹底。但這只是軍隊。關於這段時期具體情況的考證偏離了本文主旨，加上篇幅關係，此處不作展開，但僅從結果來看，除了財閥被解體以外，實際上其他絕大多數非軍方的領導層，無論政治家、還是官僚組織和大學裏的人員都未被清洗。

尤為突出的便是媒體。德國方面，在否定納粹宣傳政策的過程中，支持者遭到了徹底的拆分、清洗。報紙也未能避免「Stunde Null（零點）」狀態。在這一點上，日本與德國存在顯著差異。

從戰前至今一直被稱為「三大報紙」的朝日、每日、讀賣在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譯註）以後，日本侵略中國大陸時，如軍隊代言人一般鼓舞戰鬥情緒，發行量實現了爆炸式成長。1945年，朝日和每日發行量約350萬份，後起的讀賣也達到了約150萬份，它們均在這個階段確立了全國性報紙的地位。戰後，朝日新聞的緒方竹虎主筆和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社長被GHQ（駐日盟軍總司令）指為戰犯，丟掉了公職，但不久後相關處罰措施也被解除。媒體方面，除了同盟通信社被拆分為時事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和電通三家公司外，其他的報社甚至連社名、題字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因歷史問題而失去了主導權的政府和政界

戰爭時期作為總動員體制下的宣傳部門建立起來的對於國民輿論的影響力，在戰後不僅沒有減弱，反倒變得愈發強大。還有個因素在於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記者俱樂部制度促使資訊優先流向媒體，實施了資訊發布領域的圈地行動。換言之，這是總動員體制在戰後的延續。

軍隊的統一管制不復存在，媒體影響力反倒得到了提升，全國性報紙等大媒體的權勢如日中天。關於各媒體在各國的影響力情況，請參考下圖數據。不僅是在日本，讀賣、朝日的發行量甚至占據了全球第一和第二位。考慮到中國、印度等國的人口大約是日本的10倍，以及日語圈基本限於日本國內等因素，這樣的市場份額可謂相當驚人。據說冷戰格局瓦解之前，蘇聯的《真理報（Pravda）》發行量約為1,500萬份，中國的《人民日報》約1,000萬份，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可以體會到日本超大型報紙在國內的地位如何顯赫。

而且戰敗之後，政府在關於歷史問題等價值觀方面失去權威，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新聞界和學術界主導的輿論掌握主導權的結構。涉及歷史、戰爭和責任的問題成為了媒體可以在面對政府和政治權力時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題材。由於自身也拖有戰爭責任問題的尾巴，所以媒體必須是「正義的夥伴」。於是，和鄰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就成為了日本報紙眼中的香餑餑。

是否有出口——朝日姍姍來遲的核實

筆者認為，此次朝日新聞核實過去的報道，承認誤報的行為是作為媒體的正確舉動。可是，實在有些太遲了。從首次報道吉田證言算起已過去32年，從政府被迫採取行動，且證言喪失可信性的92年算起也過了22年。在此期間，「強徵從軍慰安婦」問題已在韓國的輿論之中紮下了根。而且，作為日本戰爭責任問題中的典型案件，這個問題甚至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知。

從國際社會的角度看，在整個日本「從軍慰安婦」問題中，日本與韓國的爭論點其實是個別瑣碎的問題。日本對整個「從軍慰安婦」問題，以及整個戰爭責任問題所持的態度才是重點。可是，即便是個別瑣碎的「錯誤」，一旦日本試圖自行加以修正，從外部角度看，就會被判斷為在進行「歷史修正」。即便知道對方國家帶有政治意圖地想要利用這個問題。在這一點上，日本還站在被告人席上。而且日本國內也確實存在一種潛在的壓力——試圖抓住一些過錯展開反擊，甚至否定其他所有過去的戰爭責任。這又進一步制約了日本的行動。

另一方面，韓國近年來在迅速向中國靠攏的過程中，依然在宣揚「李承晚的杜撰」。而且中國已經開始給予響應。日本似乎尚未充分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彰顯光復軍和認可中韓在抗日戰中並肩作戰的發言在外交層面對韓國具有重要意義。過去賦予了北韓正統性的原本就是中國。可以認為，隨著北韓崩潰與統一的可能性愈發具有現實感，韓國希望讓國內外承認作為統一主體的「李承晚的杜撰」這一趨勢還將不斷高漲。

即使撤銷了過去的報道，事態也不可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因此，在日韓兩國流傳的這一系列杜撰，甚至遠比作為其禍根的吉田清治「謊言」本身，造成了更加嚴重、更加罪孽深重的惡果。

（編輯部　間宮淳）

資料　「從軍慰安婦」報道與歷史問題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