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力下滑”之爭與“寬鬆”教育

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是日本“失去的10年”。隨著80年代後期泡沫經濟的破滅，再加上財政政策失誤等因素，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蕭條的狀態。銀行、證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閉，引發了金融動盪。眾多企業破產、員工被解雇、金融機構清算停業或兼併重組等現象層出不窮。

正式員工減少，合同工增加。年輕人中“飛特族（靠打工、兼職等維持生計的人——譯註）”和“尼特族（不讀書，不工作，不接受就業培訓的群體，啃老族——譯註）”急劇增加。“飛特族”在2001年達到了417萬人，而“尼特族”的規模在2000年擴大到了75萬人。社會正向少子老齡化邁進，中老年人為晚年擔憂，年輕人也對未來充滿了不安。

日本經濟1955年後取得了高速發展並於70年代進入了穩步增長期，而80年代的泡沫經濟可謂是發展終結前綻放的鏡中之花。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被稱為“Japan as number one”，人們過度相信日本體系，完全沉溺於自我膨脹與窮奢極欲之中。隨著這種泡沫經濟的破滅，維持了多年的經濟穩步增長也就此宣告終結。

日本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為當時出現了以蘇聯和中國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和西歐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對立，即所謂的東西方冷戰。日本因加入了美國陣營而受到其保護，省下了大筆軍備費用，得以專注於經濟發展。

然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瓦解，東西方冷戰也走到了盡頭。世界格局出現了新的演變，人們開始就全球化趨勢和國際競爭力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以工業為中心的第二產業向以服務業為中心的第三產業轉移，進而朝著資訊化社會的方向迅速發展。

在這個“失去的10年”結束之際，教育界出現了一次大爭論。這便是“學力下滑”之爭。

“學力下滑”之爭

“曾位居世界頂尖水準的日本兒童和大學生的學力，出現大幅下滑”。據稱這是文部科學省（文科省）實施“寬鬆”教育的政策性失誤造成的。

當時，即將於2002年正式實施的教學指導大綱，成為​​了爭論的直接導火線。該大綱的主要內容包括引入學校雙休制、將教學內容減少30%以便為孩子們創造“寬鬆”環境等。然而，人們普遍擔心這樣做會進一步加劇孩子們的學力下滑問題。

這場爭論與過去圍繞教育問題的各種爭論迥然不同。此前，反對文科省政策和教學指導大綱的主要是日本教職員組合（簡稱日教組，日本教職員工會——譯註）和社會黨、共產黨等“革新”派的學者和文化人士。因此，爭論核心主要是中小教育一線的問題，參與爭論的學者主要是教育學相關人士。

但這次卻首先從大學教育一線燃​​起了硝煙。而且，點燃爭論火種的既不是教育學者，也不是文科教員，而是理科和數學方面的教師。

1998年、99年，日本數學學會在日本一流大學（京都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等）的大學生中實施了中小學水準的數學（算數）測試，結果可謂慘不忍睹。他們將其原因歸咎於大學方面的問題（包括私立大學減少大學入學考試科目在內的大學入學考試簡易化問題和基礎素質教育的缺失）和文科省“寬鬆”教育的問題。數學以外的其他理科教師和補習班也拿出了證明大學生學力下滑的數據。

出版過大量大學入學考試參考書的和田秀樹始終對“應試教育即萬惡之源”論持批判態度，並一直譴責文科省的“寬鬆”教育政策。這場爭論，迫使日本對未來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是少數精英主導的國家，還是基於強制力的大眾應試競爭社會）。和田指出，美英兩國在80年代實施教育改革，扭轉了以往的“寬鬆”教育政策，他批判日本的“寬鬆”教育是逆世界潮流而動。此外，他表示學力的下滑將導致日本科技立國之基礎的崩潰。

讓我們把話題從大學轉向小學及國中的義務教育以及高中上來。在首都圈和大城市裏，私立的國高中一貫制中學和小升國中升學補習班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令那些就讀於直接受到“寬鬆”教育影響的公立學校孩子們的家長深感惶惑不安。

這場爭論的主要參與者並非教育學者。教育社會學者苅谷剛彥（時任東京大學教育系教授）是一個例外。他不僅揭露了教育與社會階層的關聯性這個過去一直被視為禁區的問題，還在這場爭論中，依據顯示國、高中生學習時間減少的調查結果，揭示了孩子們的厭學問題，指出“寬鬆”教育的兩大支柱——“教育的多樣性”和“自我責任”將有可能拉大階層之間的差距。

另一方面，文科省方面的一些因素也是這個問題引起熱議的原因。因推進“寬鬆”教育和廢除民間機構的學力測試而成名的“偏差值（標準分數）先生”——寺脇研，當時作為文科省的政策課長，對“寬鬆”教育給予了全力擁護。寺脇沒有採用傳統的官僚答辯方式，而是親自定奪直接了當地陳述了文科省的想法。我們由此明確了許多問題。其中，稱“教學指導大綱是底線”的言論在教育一線引起一片嘩然。而且這只是場面話，他還承認了“該大綱在實質上發揮的是上限的作用”。它讓人看到了原本應是對等關係的文科省和各地教育委員會之間存在的“上情下達”這樣一種體系問題。同時，上述“教學指導大綱是底線”的想法，成為私立學校宣傳“公立學校接收低學力的兒童，私立學校負責精英教育”這種分工論的依據。

文科省的失敗宣言與向擺脫“寬鬆”的轉變

爭論在2000年達到了一個高潮。儘管最初的論點涉足面很廣，但大部分人都認為學力下滑是一個事實，並將其原因歸咎於80年代以後實施的“寬鬆”教育。

02年4月，眾矢之的的教學指導大綱如期實施。但就在實施前的最後一刻，文科省發布了題為“學習建議”的緊急通知，大力宣揚“扎實的學力”和“提高學力”，其中已經看不到“寬鬆”的字眼。這事實上是文科省的失敗宣言，標誌著其政策的轉變。至此，姑且有了一個定論，這場爭論也趨向平息。從2012年度開始實施的新教學指導大綱中，增加了授課時間，並恢復了許多在之前的指導大綱中被刪減的教育內容。

但是我認為，這場爭論最終也未能明確“學力”的定義和現狀，且未能拿出可以證明學力下滑的確切數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做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顯示，儘管03、06年日本學生的學習能力呈現出略微下滑趨勢，但07年又有所上升。國際數學暨科學趨勢研究（TIMSS）結果也顯示，儘管03年的成績略微下滑，但07年則停止了下滑。

那麼，再讓我們大致回顧一下這場爭論。此次爭論的特點在於，爭論始於事實數據。傳統的左右兩派對立的模式已經破滅，凸現出過去在意識形態對立的背後隱藏起來的現實，並產生了力求立足於現實開展討論的趨勢。進而，包括圍繞社會階層差距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競爭力等當時小泉純一郎內閣積極推進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功過而產生的意見分歧等在內，人們對日本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也展開了討論。

戰後，教育問題從未有過如此廣泛的全民熱議。這並非一次單純的教育爭論，而是發生在時代大變革時期的一場考問時代、質疑社會的爭論。

但是，在這樣一場大爭論中，為何“學力”和“寬鬆”教育變成了焦點呢？要分析這一問題，必須首先回顧日本戰敗後的重建和經濟發展的歷史。

經濟高速增長與應試地獄

1945年戰敗後，日本社會百廢待興，被納入美國陣營後，重建進展十分迅猛。自1955年起，日本連續20年保持了約10%的同比增長率。這段時期被稱作“高速增長期”。儘管遭遇了73年和79年的石油危機，但75年至80年代泡沫經濟出現以前，仍年年保持著約5%的同比增長率。就這樣，日本的GDP增長到了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位，邁進“富裕”社會。

得以實現上述發展的一個因素，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雄厚教育實力。“閱、寫、算”，人人皆會。這種基礎學力，在通過工業化和經濟增長追趕美國和西歐的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使在戰敗後，日本也根據時代的發展增加了教育內容，支撐了經濟的發展。效率良好的“填鴨”式教育發揮了自身的威力。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的教育情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高中升學率、大學升學率迅速提高。高中的實際升學率達到98%；大學升學率也達到了約半數，如果算上專科學校，則可達到約80%。畢業於好大學，進入一流公司，就能確保過上穩定而幸福的生活。其前提是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以工齡、職位次序增加工資——譯註）制度的存在。這就是日本的“學歷社會”。

如此一來，大學入學考試日益升溫，並開始支配整個教育。高中教育變成了大學入學考試的預備教育，無數孩子在補習班內熬到深夜。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應試地獄”“應考戰爭”。這甚至還影響到了高中升學，大學入學考試升學率高的高中讓考生趨之若鶩，引發了​​應考戰爭。在首都圈和大城市，60年末至70年代，為了防止高中入學考試競爭激化，政府實施了公立高中入學者學力均等化制度，以避免高學力的學生過度集中於少數學校，但這卻導致社會地位較高的家長們普遍對公立學校產生憂慮，進而推高了私立國高中一貫制中學的人氣。結果，在首都圈和大城市，小升國中階段也爆發了應試戰爭。

後進生與教育環境的惡化

在這種考試戰爭走向白熱化的同時，產生出“後進生”（即跟不上的學生、落後的學生——譯註）問題，出現了“7、5、3”這樣的隱語。意思是：理解上課內容的學生，在小學生中佔7成，中學生中佔5成，而高中生中僅佔3成。此外，校園暴力、恃強凌弱、拒絕上學等教育環境問題引起人們注目。

人們將學歷社會和應試地獄視為引起上述問題的原因，並對“填鴨”式教育提出了質疑。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70、80年代教育爭論和教育改革的核心。“寬鬆”教育正是試圖改善上述問題的產物，其初衷在於通過精選、削減教育內容，使學生們的生活空間更加寬鬆，減少後進生，解決教育環境惡化問題。此外，該政策還調整了大學入學考試形式，推進了高中的多樣化，並通過增加選修課等方法提高了課程的靈活性。

不過，80年代的教育改革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力求順應時代的變化。它著眼於21世紀的資訊化社會，在學力上，重視未來的不同需要，力圖跟上時代發展的要求。改革認為，這種學力不是以往追趕跟進中所要求的那種可通過“統一的”“填鴨”式教育而獲得的能力，而是通過“體驗式學習”和培養“解決問題”的本領而形成的“生存能力”（“自我學習、自我思考的能力”）。這就是所謂的“新學力觀”。 80年代，當時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主導的臨時教育審議會，這種討論日漸熱烈起來。針對上述問題的整體對策被稱為”寬鬆”教育。

然而，改革卻沒有明確這種“新學力觀”與解決當時學校的教育環境問題應如何銜接， “新學力”與以往學力之間的關係也含糊不清。最終，只能以重視“個性”、“選擇”能力、多樣性、“生存能力”等概念來敷衍了事。而這些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應該如何去開展教育等，也都不明不白，導致了教育一線的混亂。

人們面對這種“寬鬆”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勇於探求、重新思考，這就是始於90年代末的“學力下滑”爭論。

大人對不思學習的孩子們的憂慮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孩子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性格也變得怪異。說得極端一點，他們開始不思學習，不再抱有理想，升學、工作意願淡薄。“飛特族”和“尼特族”急劇增加。另一方面，出現了“學級崩潰”（指中小學無法維持正常的課堂秩序的狀態——譯註）的現象，學生在課堂上肆意妄為，不聽從老師教導，無法正常上課，這樣的班級開始增多。

孩子們之所以不思學習，是因為學歷社會的崩潰。長期的經濟蕭條導致企業裁員動作越來越大，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開始瓦解。即使畢業於名牌大學，穩定而幸福的生活也未必得到保障。而且由於少子化，日本已經迎來了人人升大學時代。

如此一來，過去為人們忽視的學歷社會和應試地獄時代的積極面開始顯現出來。昔日大家都以“高學歷”和考入“更好的大學”為目標而發奮學習，這就在整體上奠定了全球頂尖水準的基礎學習能力，成功實現了追趕目標，GDP達到世界第二，獲得了堪與美國和西歐匹敵的財富。

日本並非只是變得富裕了，重要的是實現了“全民中產社會”。由於GDP快速增長、財富的蛋糕越來越大，每個人都嚐到了其中的甜頭。高中、大學的高升學率，使各個階層的國民都在各自的層次上提高了學力。於是，國民之間沒有出現很大的差距，都獲得了彼此相當的財富，建成了多數國民認為自己屬於“中流”、具有一定平等意識的“全民中產社會”。正因為存在這種平等意識，得以將全體國民融為一體，“大家”同心合力共同奮鬥。當時人們的座右銘是“和大家一樣，不劣於眾人”，其價值就在於“與他人不相上下”之中。

如今，上述想法已不復存在。GDP增長率長期徘徊不前，蛋糕變小了，圍繞有限的蛋糕，爭奪戰變得激烈起來。過去那種全民中產的社會結構開始崩潰，差距不斷擴大。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們不再學習，失去了理想。“學級崩潰”、曠課生、“飛特族”和“尼特族”急劇增多。他們不像過去那樣通過“暴力”、“不正當行為”向社會發洩沮喪情緒，而是把不滿鬱結在自己心中。這其實也是成年人們自身的狀態。在成年人的社會中，“抑鬱症”出現了蔓延趨勢。

對孩子們學力下滑的憂慮，其實也反映了大人們自身的不安。這就使爭論帶上了歇斯底里般的語調和“憂國”的鳴響。由於不安情緒蔓延到了整個社會，使這場爭論聲勢浩大，將全體國民捲進其中。

在這樣的時刻，主張“重返過往時代”的呼聲日見高漲，一種對往昔的懷念之情蔓延擴散。這是時代轉型期常見的一種意識。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過去那種以學歷和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作為心理激勵的方法之所以能發揮效力，是因為當時“貧窮”。它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發展，為我們獲得追歐趕美所必需的“低水準”的基礎學力（能力）發揮了作用，而如今所要求的，是完成追趕目標後更高層次的能力和生活方式。

誠然，現在我們更能理解學歷社會和應試地獄所具有的積極一面。可是，那樣的時代已經徹底終結，成為了歷史。我們已無法讓時光倒流。

“失去的20年”與成年人的“低學力”

了解上述情況後，我們就可以對“學力下滑”之爭，以及為此受到追究質疑的“學力”和“寬鬆”教育問題進行思考了。

現在的問題不是孩子們的學力下滑，而是發生在孩子們身上的更重大的、根本性的變化，其原因不是文科省的“寬鬆”教育，而是更重大的、世界與日本整體的變化。或許我們應該說，由於實施“寬鬆”教育的目的在於適應這種變化，所以其方向性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它未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這才是“寬鬆”教育的問題所在。

第一，它僅僅是將追趕歐美時期所必需的學力與實現追趕目標後所必需的學力放在對立的位置上，並未揭示兩者之間的正確關係（後者包含了前者，並以前者為前提）。

第二，它沒有指出：所謂學力，就是一種能力，需要一種超越過去較低水準的、相當高層次的能力，為此必須進行艱苦的磨練。此外，它未能理解到，這不只是單純提高能力的問題，還必須改變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三，在籠括上述生活方式進行思考時可以發現，不僅能夠開展相關教育的教師和成年人寥寥無幾，而且甚至未能預測到這一點。

換而言之，問題不在於孩子們的學力下滑，而在於我們成年人自身的能力不足和生活能力的低下。孩子們的學力和生活方式不過是反映了成年人的“低學力”而已。

當今日本社會的問題在於：在實現“富足”之後失去了目標，看不到理想的社會藍圖。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們具備的，是明示新目標並為此不斷前進的能力。創造新的價值觀，孕育新的社會目標及其組織原理、個人生活方式的能力。然而，我們成年人卻未能形成這種生活方式，在心理準備和能力上都有所欠缺。

儘管“學力下滑”之爭已結束10年，但我們的社會至今仍未找到未來，未找到新的社會藍圖和目標。上個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頭10年，被稱作日本“失去的20年”。去年3月11日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核電廠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彷彿是在刺激一直處於徬徨狀態的日本。作為這個國家的成年人，我們能否藉此實現徹底的改變呢？

（注）政府機構改革後，文部省於2001年整編為文部科學省。本文統一稱為文部科學省（文科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