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語學習法：Angus Lockyer（倫敦大學副教授）

「偶然」來日

我初次來日，實屬「偶然」。我在大學攻讀西洋史，臨近畢業，我想決定今後的去向，於是來到了大學的招生就業辦公室。在那裏我偶爾看到一本《在日本教英語》的小冊子。我當時想，嘗試一下或許不錯——既有機會體驗新的事物，又有了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將來的出路問題。

我姑且報了名，總算通過了面試，幾個月後，作為JET項目(*1)的一員，來到位於山口縣岩國市的一所商業學校，當上了英語教師。

那是非常美妙的2年時光。但是初到日本，我一句日語也不會說。雖然上飛機時準備了1、2冊日語教科書，然而日常生活中一旦遇到問題，我要么目不識丁，要么啞口失聲。在課堂上倒沒有太大問題，優秀的同事們在我和學生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隨時注意防止我犯錯。只是每天放學後，必須自己處理所有的事情，這樣就不得不學習日語了。

在岩國商業高等學校的課堂上（1988年，左）。大約20年後，在倫敦的街頭（2007年右）。與當時在東京大學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同事（右）和她的學生們在一起

然而問題是，我從來就不擅長學習語言。人生需要忍耐的事情很多，學習語言可以說是其中之最。不幸的是，我與耐力無緣，而且，我是第一次在亞洲生活，新鮮事情對我來說太多了，我沒有心思按照日語教科書的假設，努力練習如何用日語說明去理髮店的走法之類。

代之以教科書的學習，我參加了各種俱樂部，和學生們一起進行體育運動，拜訪住在附近小鎮的朋友，去瀨戶內海的小島遠足。當然，還積極創造機會，品嚐美酒佳餚。

寓學於樂——「居酒屋」是最好的課堂

結果，這些「吃喝玩樂」的場所，在我的日語學習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掌握語言，「沉浸式」的學習方法，即完全投入到那個語言環境中去，那麼即便辛苦艱難，也是非常有效的。

我每天早上8點至傍晚5點，都和說日語的老師、學生們一起度過。很快我發現，一方根據各種不同的情形發出特定的聲音組合時，會引發出另一方特有的反應。於是，我效法擅長模仿的父親，也開始了「鸚鵡學舌」，果然我感到收效不錯，這樣能使對方產生我所期待的反應。

不過，在課堂上我還是略為謹慎小心的。籃球、柔道等體育訓練則比較放鬆，然而徹底把我從緊張情緒中解脫出來，還是在晚上的「居酒屋」。比如在訂酒點菜時、想和櫃檯裏的人聊天時，或者要了解自己居住地區的情況時，就不得不說日語。於是我開始了實踐。儘管我掌握的詞彙少得可憐，語法也錯誤百出，但我毫不在乎——正確地說，是幾杯啤酒喝下去後，對這些都感到無所謂了。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我的發音應該是不錯的。即便我說的話語無倫次（我邊啜酒邊想），但聽上去還是像日語的吧……。

2張均攝於2008年。在京都小酒館裏，飽嚐了美味的鮮魚和各種日本酒、燒酒。當時我是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外國研究員

注重實踐，邊做邊學

直到2年後離開岩國，我都沒有去碰那些日語教科書。只是我萌生了想更多地了解日本的念頭，所以感到必須進一步提高日語水準。於是，我終於開始在東京上日語學校了，後來在西雅圖也選學了日語課，但說不上是個好學生。我明白了過去模仿的一些聲音組合的原意，它們和我理解的意思差不多，只是我似乎常常使用「山口女高中生方言」。總之，一味死記硬背語法和單詞，對我來說還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儘管比以前有耐心了，但依舊缺乏耐力。

最終還是像在岩國一樣，靠實踐總算學會了日語。在西雅圖，我閱讀了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還翻譯了經濟學家村上泰亮(*2)的著作。在加州的史丹佛大學時，我拼命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其中包括從戰後日本主要報紙的報道到明治（1868－1912）初期奇妙的漢文訓讀（日本人依日語文法讀解漢文的方法— —譯註）體文獻，乃至鎌倉幕府（1185－1333）的候文（日語在中世紀至近代期間使用的一種文言體——譯註）等。

2011年9月，在東京召開了紀念JET項目創設25週年研討會。不知何故，我也受邀在會上介紹自己的體驗，因此有機會重訪了山口縣，與舊友重逢，得以向他們表達了感謝之情。其實，我至今仍然沒有信心講好日語，我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也是請朋友翻成日語後「照本宣科」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走進居酒屋，那我就會如魚得水。不過，無論在研討會上還是居酒屋裏，我想我的的確確地說了日語，而且，我想表達的意思甚或也都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標題圖片：川崎市岡本太郎美術館。大阪世界博覽會和岡本太郎也曾是筆者的研究課題

（2013年5月10日，原文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