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日語

我的日語學習法:沈才彬(中國商務研究所所長)

文化

沈才彬先生學習日語完全始於「陰差陽錯」。來日工作後,他周圍的日本同事們成了他的良師益友。

我的青春時代,直到高中畢業,是在家鄉江蘇省海門市度過的。在高中,我學的是英語,發音很糟糕。英語老師是俄語專業出身,英語是自學的,所以俄語口音很重。受教於這位老師,我們學生的英語​​發音也帶上了俄語腔。結果,雖然如願以償進了志願的大學,卻被分配在日語而非英語專業。這就是我學日語的開端,用中文說,就是「陰差陽錯」。

大學的日語學習僅僅兩年就中斷了,這是因為1966年開始了稱之為「失去的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學校教育都被迫停止了。

大學畢業後,我被下放到山西省北部的雁北地區,從事和日語完全無關的工作。幾年後,工作調動到該省大同市政府的外事科做口譯,總算用上了日語。

幸遇三井礦山原社長

就在那時迎來了人生的一大轉機,我有幸遇到了有吉新吾先生。

1977年,日本煤炭訪華團到訪大同市。團長是當時三井礦山的社長有吉新吾(已故)。我為訪華團導遊了後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雲岡石窟。其間,我向有吉先生提了這樣一個問題:

「大同市歷史上不稱大同,而是平城。日本的奈良市在歷史上也不稱奈良,而是平城京。這兩座城市間是不是有什麼歷史淵源呢?」有吉先生回答說:「這個問題我把它當作業帶回去做。」

3年後的1980年,大同市和福岡縣的大牟田市締結為友好城市,向日本派遣了訪問團,我作為口譯第一次來到日本。因大牟田市的三池煤礦也是三井集團公司的發祥之地,三井集團公司在東京的新大谷飯店為大同市的訪日團舉辦了歡迎宴會。三井礦山的有吉社長在代表主辦方致詞時,提到了3年前我提出的那個問題,說道:「對沈先生的問題,我做了各種調查。遺憾的是,我沒有發現大同市和奈良市之間的歴史淵源。但是,我找到了大同市和大牟田市的兩種緣分。一個是煤炭,另一個是友情。」

1989年,45歲的我斷然決定赴日留學。來到日本後,每月都會有一次與有吉先生見面的機會,加深了彼此的交往。

此後,經有吉先生的介紹,我進了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在那裏我工作了16年,一直到2008年退休,其中的8年時間,擔任了該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的主任。我正規的日語學習和中國經濟研究,其實都是在進研究所工作後開始的。

通過執筆研究報告,鍛煉了日語能力

學日語需要好教材,但對研究中國經濟的我來說,最好的教材就是報紙和經濟類雜誌。因為我既可從中獲取最新資訊,又能學到日語。

我還遇到了好老師。同一個單位的日本同事、上司、部下等,都成為了我的好老師。當然,不是以課堂上課的方式,而是通過修改我寫的文章的形式。

因為在研究所工作,所以必須定期提交研究報告。去國外出差回來,有義務必須寫出差報告。這些報告都是提交給研究所長的,但在提交之前,我必定先讓我的直屬上司——研究室長過目,請他修正文中的錯誤。我當了中國經濟中心主任後,就請我的部下——中心的職員為我糾正。

這個部分為什麼被修改了?修改過的文章和原來的文章區別在何處?在自我消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得到了極大的收穫。特別是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的原海外情報室長釜澤克彥、原機關雜誌編輯負責人伊藤英司、中國經濟中心的原主任研究員井上和子(已故)等人,給予我極大的幫助,至今令我感激不盡。

池上彰是我演講時的榜樣

現在我的一個主要工作是演講,在全國各地的企業、經濟團體主辦的演講會、研討會上作報告。最重要的當然是演講的內容,但是,也不能忽視表達能力。簡明易懂的說明,幽默風趣的談吐可以說是演講的真髓。如今被各家電視臺爭搶的池上彰可謂是演講的高手,也是我最好的學習榜樣。

要提高日語,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是和日本人交往,結交盡可能多的日本友人。不過在初次見面時,我會說錯人名,有過多次失敗的經驗。即便是現在,也把握不好日本人名的讀法。

比如「國谷」這個姓,應該讀「KUNITANI」還是「KUNIYA」,即便問日本人,他們也會回答「就事論事、因人而異」。日本人的名片一般都注有姓名讀音,所以核實了對方名片上的注音後再稱呼是最保險的方法。

(201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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