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韓戰略鐵三角：新的威脅與合作可能性

日美、美韓之間的重要同盟關係

東北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活力，同時也最具危險性的地區之一。近半個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和韓國等本地區主要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合計成長超過130倍，僅在過去10年間便翻了一倍以上。軍事力量方面，除了美軍在前方部署的大量兵力和超過1,100萬人的預備役兵力以外，本地區擁有300萬人以上的現役兵力。此外，不算美國的話，本地區存在3個擁有核武器國家（俄羅斯、中國、北韓）和兩個潛在擁有核武器國家（日本、韓國）。而且，包括飛彈武器在內，主要國家的作戰部署能力實現了快速提升。

自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美國在東北亞地區與日本和韓國簽​​訂了正式的相互合作安全保障條約，一直保持著重要的雙邊同盟關係。可是，太平洋地區整體安保體制這個大環境中的日美及美韓這兩大長期同盟關係，在歷史上一直承擔著略有不同的使命。在北緯38度附近的軍事分界線兩側，韓國與北韓一直處於對峙狀態。這個陣地前沿尚未通過正式的和平條約實現穩定。正如近年來發生的韓國海軍警戒艦「天安」號沉沒事件、延坪島砲擊事件所反映的那樣，北韓雖然經濟力量薄弱，但完全沒有改變其強硬態度，因此，駐紮在軍事分界線非軍事區（DMZ）以南地區的美國陸軍和空軍的威懾力對維護和平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日本，美軍雖一貫保持低調，卻扮演了戰略意義極為重要的預備部隊的角色。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日本不僅成為美國目前唯一一支在本土以外地區部署基地的航母機動部隊（航空母艦打擊群）的母港，還接納了美軍中僅有三支的海軍陸戰隊遠征軍中唯一常駐海外的一支。從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波斯灣戰爭）」和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伊拉克空襲）」等大規模危機應對行動到2004年蘇門答臘島海域地震和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等救災行動，除了在局勢不穩定的日本周邊地區發揮防衛功能外，駐日美軍還在全球安全保障領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因日韓分歧而變得舉步維艱的三國安全保障合作

半個世紀以前，日本、韓國、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共同面臨的威脅比較明確，主要是遏制北韓，避免重蹈朝鮮戰爭（1950－53年）覆轍。東北亞地區20世紀那段錯綜複雜的歷史在日韓之間留下了深深的傷痕，政治體制的差異也導致兩國難以展開合作。但即便如此，由於當時都面臨北韓這個近在咫尺、幾乎共同的安保威脅，所以兩國在美國的主導下建立了低調的「虛擬同盟（事實上的同盟）」。然而，最近20年來，出現了三股新動向，導致日韓兩國在國家安全保障需求上的差異凸顯出來。於是，無論對美國還是對作為其盟友的日本和韓國來說，三方合作這樣一個課題都變得更加重要而又更加困難了。

第一股新的重大動向是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加強了對朝鮮半島事務的參與。1992年以前，韓國與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雙邊貿易規模也很小。可是，現在中國已成為占韓國出口額比重達25%的最大貿易夥伴國。而位列第二的美國所占比重僅為10%。此外，中國是北韓唯一的實質性後盾，中國企業已成為包括韓國在內的整個世界與北韓發展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橋梁。中國不斷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深入參與南北朝鮮問題的行為已成為制約日美韓三國關係的重大間接因素，儘管這主要涉及的是政治經濟領域，而並非直接的安全保障問題。

日美韓安保鐵三角所面臨的第二個威脅與北韓自身的變化有關。北韓的政治體制是世界上最具壓迫性的體制之一，雖勉強避免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但經濟卻日趨脆弱。不過，即便是在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北韓依然堅持發展軍事技術，成為事實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並不斷提升著跨沿岸海域部署大規模戰鬥力的能力。對日本而言，北韓開發「大浦洞」飛彈的行為構成了重大威脅。另一方面，對韓國而言，北韓經濟的疲軟是未來的重大不安因素。一旦北韓突然崩潰，雖有可能導致南北驟然統一，但韓國政府至少不得不向居住在非軍事區北側的民族同胞開展大規模的救援行動。換言之，針對北韓潛在威脅的性質，韓國與日本思考問題的視角和動機已經出現了差異。

東北亞地區的第三個重要變化與日韓的經濟關係有關。尤其是2013年以後，兩國經濟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急劇變化。日本與韓國在以汽車、電機等耐用消費資料為中心的多個產業領域展開了直接競爭。安倍經濟學釋放出的頭兩支箭（貨幣及財政寬鬆政策）正不斷激發日本經濟的活力，但與此同時，匯率反轉這樣一種間接性的機制又在韓國的發展道路上投下了陰影。由於日本採取了面向國內的貨幣寬鬆政策，日圓兌美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持續下滑，導致韓元計價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場失去了競爭力，韓國已為此愈發焦躁。

為了改善日美韓三國之間的關係

不言而喻，在中國日益崛起，北韓所構成的安全保障威脅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日韓關係的穩定以及日美韓三方合作關係對美國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保障夥伴，無論遭遇怎樣的政治逆流，三國之間的合作關係都符合日韓兩國的戰略利益。為了改善三國之間的關係，以下三項重要工作亟待展開。

首先，美國應以自2008年起每年召開日美韓防衛部門局長級會議（DTT）為立足點，積極鼓勵日韓兩國更多地參與到以海洋領域為中心的、廣泛的多邊安全保障構想框架中。就近期來說，今後有必要繼續實施和加強美韓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在2013年10月展開的聯合搜救演習。日韓也應該參與其他軍事演習，尤其是海空假想事態演習，如有需要，駐日美軍也可加入其中。從促進日韓增進信任及開展合作的角度來考慮，也可以有效利用諸如多國參與的環太平洋演習 （RIMPAC）這種多邊演習。

其次，應該探索能否擴大日韓政府開發援助（ODA）的合作領域。過去半個世紀，東協（ASEAN）各國獲得的ODA中，三分之一以上來自日本，對於至今仍在接受大額援助的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等東協四國來說，日本已成為最大的實際援助國。由於韓國對東南亞的援助額也很大，所以只要在策劃援助項目時妥善地選擇援助對象，避免競爭，就可以在多國甚至是兩國之間加強相互合作的態勢。或許可以首先從風險較高，卻又能讓民間企業廣泛受惠的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事業方面著手實施。

最後，應該積極開展日美韓三邊防務對話。可將飛彈防禦，尤其是針對北韓新威脅的防務，以及海上警備列為優先領域。作為防務對話的補充，應該重點針對中東、東南亞、東支那海（東海——譯註）、南支那海（南海——譯註）相關外交課題舉行三方磋商。針對航行自由，以及反對突然恣意劃設防空識別區的行為，日美韓也應該具有共同的關切和應對辦法。

努力避免日韓歷史問題產生消極影響

當然，歷史給日美韓的鐵三角，尤其是日韓關係投下了陰影。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必須積極加以應對，避免讓三方合作帶來潛在的消極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從官方角度進行斡旋的做法就是妥善之舉。如果通過官方途徑加以干預，美國政府就會受到來自日本和韓國的強大壓力，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可能會傷害重要的東北亞雙邊同盟關係中的一方，甚至是兩方。儘管如此，除了包括擁有政策設計經驗的美國有識之士在內的、所謂民間層面的「第二軌道外交」的努力外，美國政府為深化日韓關係而發出的平靜呼籲與加拿大、德國、澳洲等友好盟國或東協各國作為第三方開展的「第二軌道外交」努力形成合力後，也有可能產生顯著的效果。考慮到目前日韓經濟關係的微妙狀態，日本或韓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挑釁性言行難免對其造成重大衝擊，因此必須謹言慎行。

綜上所述，中國的崛起​​和北韓形勢的不明朗化導致日本、韓國和美國共同面臨的重大安權保障隱患日益升溫，與此同時，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盟友的日韓兩國，針對北韓威脅的性質和程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安全保障問題上的動機差異越來越大。隨著北韓作戰部署能力不斷提升，美國的憂慮情緒日益加劇。美國政府急於擴大三國合作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現在推進這一政策課題可謂正當其時。

（2013年12月4日，原文英語，標題圖片：在2013年6月舉行的日美韓防衛部長會談上，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左）與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中）、韓國國防部長金寬鎮（右）一同握手，攝影：Wong Maye-E／AP Photo／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