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走向保守化、右傾化嗎?

「右傾化」的幻影——現代日本所呈現的國際主義與排外主義

政治外交 社會

圍繞日本的「右傾化」,日本國內外媒體正展開熱議。「右傾化」是否準確反映了日本的現狀?本文作者將剖析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和仇恨言論等所謂的「右傾化」現象的本質。

重讀「右傾化」論

近來,日本當下的「右傾化」傾向已經成為日本國內和海外媒體時時評論的對象。比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電子版,2014年2月26日發布)就刊登了一篇題為「亞洲地區關係緊張導致日本民族主義抬頭」(Tensions in Asia Stoke Rising Nationalism in Japan)的長篇署名報道。該報道一方面指出不僅《WiLL》等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雜誌熱銷,露骨侮蔑中韓兩國的書刊大量湧現,而且持此類政見的候選人還會在選舉中贏得較多選票,這已經成為了日本社會的「集體情緒」(collective mood)。

另一方面,報道刊登了安倍晉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照片,還指出日本首相輔佐官對批評參拜行為的美國政府進行了反駁。雖然文章說日本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民主主義國家,戰後為國際和平做出了長期貢獻,即使民族主義情緒過度高漲,日本社會也會因為鍾擺效應反向回歸。但文章的結尾處卻介紹了一位主張日本應擁有自主核武器的民族主義年輕議員的言論。於是,文章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正如其標題所示,是批判性地強調了當下日本民族主義的抬頭——「右傾化」(rising nationalism)。

從日本國內媒體來看,比如在具有代表性的報紙之一《朝日新聞》的資料庫中,搜尋包含「右傾化」一詞的報道就會發現,2014年以來,相關文章數量急劇增多。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所指出的那樣,雖然觀察民意調查的結果表明,相較於國防問題,國民總體上更加關注社會保障和經濟改革,還談不上整個社會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是,至少從紙媒體的動向來看,形成了一面是某些出版社試圖通過反華、反韓題材增加發行量,一面是部分報紙和雜誌將之視為危險的民族主義加以批判這樣一種格局。在與社會現狀處在不同層面的公共言論這一領域,「右傾化」恐怕確實成為了一個重大話題。

專為批判安倍政權的「右傾化」論

不過,雖說都在批判日本的「右傾化」,但《華爾街日報》和日本國內媒體的著力點似乎有所不同。前文提到的報道重點關注的是反華、反韓的雜誌和書籍熱銷,以及讚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電影大受歡迎等社會上的排外主義運動。考慮到歐洲許多國家都面臨移民問題引起的排外主義運動高漲,作為相似的現象,日本國內的排外主義受到關注或許也是理所當然的。在東京和大阪爆發的辱罵韓裔及北韓裔居民的民族主義團體示威遊行,即「仇恨言論(hate speech)」問題想必也會是此類海外關注的對象。

與之相對比,日本的報紙和雜誌警示的「右傾化」,相較於社會的動向,莫如說其關注點更偏向於安倍晉三內閣的政策,或者說的再極端一點,更偏向於安倍首相的個性。當然,海外媒體方面,中國和韓國的報紙和雜誌也一直在猛烈抨擊安倍政權的民族主義性質。然而,作為批判安倍政權乃至歷屆日本政府的表述,東亞各國對「右傾化」的批評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但日本媒體集中攻擊安倍政權「右傾化」的勢頭高漲似乎就有點不同尋常了。安倍政權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內閣以來,唯一一屆因宣揚民族主義觀念而遭受如此強烈批判的政權。

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並不意味著「右傾化」

當然,出現這些批判的原因在於,安倍首相本人多年以來作為政治家一直高唱「美麗國家」和「擺脫戰後體制」等論調(雖然具體內容並不明確)。就第二次安倍內閣來說,首相參拜了供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判定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的確是罔顧過去的侵略責任、自以為是的民族主義觀念的表現,遭到批判也是無可奈何的。從這個意義而言,在對日本「右傾化」表示憂慮的語境中批判現在的安倍政權也不算無的放矢。

可問題在於,就連並非單純源於首相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或愛好的政策也被一律視為政權「右傾化」的表現而遭到了批判。一個例子就是,接手此前民主黨政權力圖解決的課題並最終完成制定工作的特定秘密保護法也遭到批判,輿論幾乎把它當作戰時的治安維持法的翻版來抨擊。不過,我在這裏想選取安倍政權力圖修改關於集體自衛權的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政府解釋這一點進行一番分析。不僅是安倍政權,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內部一直都在爭論是否應該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個問題。從這個意義而言,這絕非「右傾化」的首相強行推出的提案。

政治哲學家南原繁在制定憲法時拋出的問題

而且,回顧戰後的思想史會發現,早在憲法制定之初就已經存在一種意見,認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做法其實更符合日本國憲法提倡的國際協調主義精神。當年,憲法草案接受國會審議期間,時任貴族院議員的政治哲學家南原繁(1889-1974)對政府提出的質詢(貴族院全體大會,1946年8月27日)中就明確地提出過這一觀點。南原是提倡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論永久和平》為典範的和平觀念的知識分子,後來因在冷戰時期熱切呼籲東西方陣營和平共存以及日本保持中立而聞名於世。

南原在質詢中對日本國憲法第9條做出的放棄「戰力」(war potential)之規定提出了疑問。作為理由而言,他首先擔心的是該規定將否定國家的自衛權。但更重要的是,他主張若要貫徹憲法在序言中提出的「任何國家都不得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這一國際協調主義原則,就必須讓日本也可以參加集體安全保障行動。假如日本將來加入聯合國該怎麼辦?他提出了如下問題。

「各成員國都有義​​務為聯合國的兵力組織提供兵力。我想問的是,日本將來加入聯合國時打算在放棄這些權利的同時放棄義務嗎?如此一來,日本將永遠依賴於他國的善意和信義而生存下去,莫如說恐將陷入東洋式斷念主義。進而言之,為擁護人類的自由與正義而拋撒血汗、互幫互助,共同為建立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樣一種積極的理想恐怕反倒將被放棄。」(《南原繁著作集》第9卷〔岩波書店,1973年〕收錄)

憲法的國際協調主義與集體自衛權的觀念譜系

當然,南原是在預測聯合國安理會有效運轉,聯合國軍將被切實建立起來這一背景下發表的這番見解,其見解並非與現在關於集體自衛權的爭論完全一致。南原對憲法第9條恐將徹底否定自衛權的擔憂也與人們現在對憲法的通常理解迥然不同。

然而,當我們從憲法序言提出的國際協調主義原則出發來解讀第9條時,就會發現如果只允許行使個體自衛權,而不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那麼就不僅會導致解釋缺乏連貫性,甚至還會斷送憲法專門提出的「積極理想」。南原的質疑也將這樣的訊息傳遞給了現代人。可以行使個體自衛權卻不能允許集體自衛權,或者保留集體自衛權卻不可以行使,這樣的論調是不成立的。

即便是現在,比如村瀨信也在論文「安全保障相關國際法與日本法」(《國際法論集》〔信山社,2012年〕收錄)中指出,在取代聯合國軍隊的集體防衛機制遍地開花,聯合國維和行動(PKO)不斷發展的今天,應該允許在一定的界限內依據政策性判斷行使集體自衛權。此外,細谷雄一也在「圍繞集體自衛權的戰後政治」(《 IIPS Quarterly》Vol.5 No.2)中根據先行研究指出,認為行使集體自衛權違憲的政府解釋只不過是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執政黨和在野黨在國會內討價還價的產物。

當然,關於如何思考憲法第9條的明文規定與個體、集體自衛權之間的關係,或許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然而,是否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課題本身卻並非首相個人「右傾化」的產物。莫如說,作為意欲從日本國憲法中解讀出日本希望以主體身分維護國際社會和平這一「積極理想」的一種嘗試,我們甚至可以說它與南原繁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應該遏制粗野的民族主義

不過,儘管前文指出了日本現政權所表現出來的「右傾化」危險性並沒有報紙和雜誌宣傳的那麼嚴重,但正如「反華」「反韓」言論和仇恨言論的肆意橫行所反映的那樣,社會上的排外主義運動恐怕仍是一個不可置之不理的問題。針對這一點,樋口直人在其著書《日本型排外主義》(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年)中做了重要闡述。樋口的著眼點在於:街頭的仇恨言論和網路文化中排外主義的言論主要是將日本國內的韓裔及北韓裔居民等同於韓國和北韓,將他們列為了攻擊對象。並且他發現,上述現象的根源在於日本政府一直對過去的殖民統治和戰爭責任問題態度曖昧,結果導致東亞各國與日本的關係始終無法穩定下來。

1995年,作為內閣會議決定,時任首相的村山富市發表了針對過去殖民統治和侵略進行道歉的談話,之後的歷任內閣都繼承了這一談話,此外,日本還針對「慰安婦」問題成立了「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考慮到這些事實,恐怕絕不能說日本政府和國民一直在迴避承擔責任。不過另一方面,充斥於那些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報紙、雜誌和網站上的,則是對從正面承認日本在近代史上所犯過錯這種做法的嘲諷和拒絕,這也是一個事實。

綜上所述,在政府被批為「右傾化」的事態中,至少集體自衛權問題和社會上的仇恨言論問題都將關係到日本今後將如何參與國際社會事務。日本政府和國民都需要明確自己對歷史的態度,構建與他國的協調關係。應該遏制所謂的「右傾化」現象,或者說粗野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努力將之轉化為有利於認真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機。

標題圖片:2013年11月,颱風「海燕」席捲菲律賓後,日本自衛隊隊員奔赴宿務島北部為災民提供醫療援助,受到當地居民歡迎的場面(2013年11月24日,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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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北岡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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