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保法制的立法過程,透視現代日本社會

思考「2015年安保」與報紙報道的「兩極化」

政治外交

對安保法的支持與否甚至被人們稱為戰後日本的轉折點,報紙的報道呈現出「兩極分化」的傾向。筆者回顧了對全國發行的各家報紙在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時「劃一性」報道的批判,以及戰前的「報紙商品主義」,立足於長遠視角,分析了報紙在網路時代應扮演的角色。

強調「兩極分化」,是否會導致兩極的固定化?

關於2015年夏季安保相關法案獲得通過的報道,似乎已被人們理解為「媒體出現了兩極分化」。該法案於9月19日凌晨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朝日新聞電子版(9月19日22時)的一篇報道比較了東京5大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東京新聞)就此事發表的頭版評論,打出了這樣一個標題——「關於安保法贊成與否和示威遊行的報道,各家報紙的論調呈現兩極分化」。

其中,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東京新聞分別發表了題為《繼續質問輕視民意的政治》(總編長典俊)、《應謙虛地面對國家的錯誤》(評論委員長小松浩)、《將反戰意志貫徹到底》(評論主任深田實)的評論,強烈譴責政府強行通過安保相關法案。而另一方面,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分別發表了題為《防範戰爭災難的新法制》(政治部長田中隆之)和《加強針對中國威脅的遏制力》(「視點」峰匡孝)的文章,讚許通過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來加強遏制力,一致表達了對政府和執政聯盟的支持。

近年來,在重啟核電廠、特定秘密保護法等眾多具有政治分歧的問題上,各家報紙因與政府立場的異同而屢次三番地出現了這種分化格局,不能說是此次「2015年安保」問題加速了兩極分化的過程。筆者擔心的是,強調「兩極分化」可能會促使兩極分化的固定,阻礙人們的意見認識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在討論並達成協議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中間立場的消失。

55年前「不偏向政府」的偏頗態度

「兩極分化」論的背後,是日本的報紙過去曾被指觀點太過「一致性」。今年,常令人們想起有關對「1960年安保」報道的驗證,當年全國發行的報紙論調過於統一,曾遭到強烈指責。比如,入江通雅在惠特莫爾(Edward P. Whittemore)所著《三大報紙批判》(時事通訊社,1962年)的譯者後記中這樣寫道:

「日本的報紙抱有『不偏向政府』的強烈偏頗態度,(中略)全國發行的報紙都被置於一種異常的立場上,從中完全看不到為擁護政府或者單純為政府代言的內容。」

原來如此,1960年6月17日東京的7家報社(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東京新聞、東京時報)以《排除暴力,守護議會主義》為題發表的聯合聲明就可謂是其象徵。在要求岸信介首相下臺的論調上,它們也基本保持了一致。

現在的情況與55年前相比,沒有了暴力示威,有了支持政府的報紙,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即使認為從中看到了戰後日本政治的成熟,恐怕也不能說完全錯誤。

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客觀報道主義」與「報紙商品主義」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前面引用的朝日新聞電子版的報道中,列舉的是東京的5家報紙而非「6家」(東京時報於1992年停刊)。恐怕那是因為另一家報紙《日本經濟新聞》此次保持了客觀報道,因而難以將其納入「兩極分化」的圖譜。我們可以從日本經濟新聞頭版專欄《春秋》中的一句冷靜的文字中讀出該報的立場——「國民沒有向國會尋求拳擊臺上的那種興奮感」。在這個意義上,大家應該記住的是,在有關「2015年安保」報道方面,還是有力求摸索中立立場報紙存在的。

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兩極分化的爭論中採取中立立場的報紙是「經濟類報紙」這一點。因為相較於原則上重視報社的立場和見解的普通報紙,經濟類報紙可以比較容易地將報道做為資訊「商品」來對待。

不過,回顧日本報紙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普通報紙也在報紙媒體的成長期追求過「報紙商品主義」。驅逐明治時期的「大報」(面向精英階層的政論性報紙),從而發展成為了全國發行報紙的,是與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小報」(面向大眾的娛樂性報紙)一脈相承的「中報」(面向中間階層的報道性報紙)。

朝日新聞社1918年將「不偏不倚」明確寫入編輯綱領;每日新聞社社長本山彥一1922年提出「報紙商品論」,兩者的共通之處,都是不涉及左或右的意識形態,而是以盡可能吸引更多讀者作為經營發展方針。這樣一來,不偏不倚的客觀報道主義和報紙商品主義,就分別成為了「察言觀色」的民意反映主義這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從擴大發行量轉向保住已有讀者

實際上,這種報紙內容千篇一律的傾向,一直持續到了報紙總發行量不斷增加的1997年。因為報紙的定價是通過「報紙特殊指定」(1955年)制度固定下來的,所以我還記得,報紙推銷員當時都這樣說:「您就訂1年吧。其中3個月(或者半年)給您免費。反正哪家報紙的內容都一樣」。

雖然當時也並非「內容」完全一樣,但差異不像今天如此之大。如果說現在報紙的「內容」呈兩極分化,那是因為希望通過增大發行量讓自己變成業界老大的競爭早已行不通了。報紙發行量一直在遞減,少子老齡化使擴大發行量變得希望渺茫。因此,相較於眼盯「外人」,爭奪他家報紙的訂戶這種進攻戰略,各家報社都採用了籠絡保住已有「顧客」的防守戰略。

進步的(改革派)報紙更多地通過帶有反體制色彩的報道,來防止左派讀者的流失;而保守派報紙則較多地試圖通過偏向政府的報道,來滿足右派讀者的期待。如此一來,從發表評論的學者專家到投稿欄目,各家報紙愈發向著兩個極端發展。從內容來看,讓自己的讀者「感到不舒服的觀點意見」逐漸消失了。對讀者來說,報紙上自己喜歡的文章多多益善,這種讀來心情舒暢的感覺,正猶如在SNS的時間軸上,只看志趣相投的夥伴發布的資訊,享受其中的樂趣那樣。

歸根結底,報紙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左右兩極分化,是處於衰退期的報業在生存戰略上做出的經濟合理的選擇。就新聞工作者來說,如果他們對此具有明確的認識那還好;但如果將報紙內容在意識形態上的偏頗,誤解為源於正義,是為了引導世人,那就非常危險了。

過度極端化的網路空間和擁有「中間立場」的報紙

鑑於上述現狀,筆者想在此對「報紙兩極分化」論表達不同意見。因為包含過度極端化的網路空間在內,縱觀整個媒體環境,日本的報紙現在依然總體處在中間點上。

實際上,最近大約4年時間裏,筆者本人在有「最左」之稱的《東京新聞》擔任「論壇時評」,還曾在自認為「最右」的《產經新聞》連載過新聞評論(最初兩年的文章收入了中央公論新社出版的拙著《災後的媒體空間——論壇與時評2012~2013年》)。無論對《東京新聞》還是《產經新聞》來說,在意識形態上我應該都是一個「局外人」,但毫無疑問,這兩家報紙的版面上都存在著能夠容納這種「局外人」的中間地帶。

另一方面,在缺乏地點感覺的網際網路世界,在原理上不可能有中間地帶。空間(space)通過與「局外人」的交流變成一個地點(place),而在只有志趣相投的夥伴結成一夥的網路空間,人們難以意識到「局外人」的存在。在SNS上的投稿幾乎都是不經推敲的雜文亂字,充滿了直接宣洩情感的極端言論,這想必與網路上不必在意「外人」這種空間特性不無關係。

作為接觸外界的平臺

「2015年安保」之夏,筆者足不出戶閉門寫作,完成了《「圖書」的媒體史——「教養主義」的宣傳戰略》(岩波書店)一書。當時,我一邊咀嚼「1960年安保」鬥爭時言論界的勇士清水幾太郎在「關於大眾文化」(《圖書》1963年2月號)中的下面那段話,一邊看著那些觀點主張兩極分化、(令各自讀者讀來)「神清氣爽」的報紙,不禁發出了嘆息。

「許多人只讀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但有識之士卻一直忍受著強迫自己閱讀令人不快的書籍這種命運。」

清水幾太郎認為,有識之士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始終可以做到有意識地尋找那些讓自己受到震動或會擊潰自己的資訊,也就是多少會讓自己感到不悅的資訊,並認真閱讀。上世紀60年代,以這種理性去獲取資訊的行為,因電視文化的興起而變得困難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在追求比電視更能讓個人獲得「愉快」資訊的網路時代,刻意尋找「不快」資訊的人越來越少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然而我認為,正因為如此,構建一種可與「外人」邂逅的平臺,才是網路時代報紙唯一的出路。

(2015年11月24日)

國會 報紙 朝日 安保法制 日經 兩極化 讀賣 產經 統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