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方式改革」,能否在日本成功推進?

相關法通過:分階段調整,建構包容多樣化勞動方式的社會

工作勞動 社會

「勞動方式改革」相關法案在國會上獲得了表決通過。筆者指出,(1)必須嚴守加班時間上限規定的準則,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調低上限,(2)先行發展副業的做法存在「危險性」。筆者還建議,在改革勞動方式的同時,有必要從根本上調整人才培養和教育培訓方法。

數十年來,日本社會一直存在長時間勞動的風氣。儘管過去也曾多次出現認為應該糾正這種社會風氣的呼聲,但多數日本人依然從事著長時間勞動。安倍首相將本屆國會定位為「勞動方式改革國會」,但日本的勞動方式究竟會不會發生變化呢?圍繞此次勞動方式改革,本文將對①設置加班時間上限②年度帶薪休假的享受③多樣而靈活的勞動方式的實現④副業的發展⑤人才培養等5點加以評價,並就遺留的問題展開思考。

設置加班時間上限:分階段下調上限

針對第一點,也就是設置加班時間上限,勞動基準法修正案把臨時性的特殊情況作為特例,將單月上限設定在100小時以下,規定全年加班時間不得超過720小時。如果將全年720小時的上限做一個簡單除法,那就相當於每月60小時,每日平均3小時。

筆者採用總務省統計局「社會生活基本調查」的時間利用情況調查資料,在進行計算後發現,日本人工作日(週一到週五)的忙碌程度呈現出趨勢性的加劇傾向,2016年,大約30%的男性全職雇用者每個工作日平均工作11小時以上,女性的該比例大約為10%。這是扣除通勤時間和工間休息時間之後的實際勞動時間,如果將一天的規定勞動時間設為8小時,那就可以解釋為這部分人每天都至少加班了3小時以上。

圍繞此次設置的上限,也有人認為設定得太高,相當於縱容過度勞動,但如果設定的規則和現狀偏離過大,那也可能導致法律規定變成有名無實的空架子。我們首先需要從具有可操作性的水準起步,培育嚴守上限規定的規則。然後,爭取盡快做出下一階段調整,下調單月上限和全年總勞動時間等,這樣分階段推進才是比較理想的做法。

做出調整時,需要考慮簡化規則的問題。此次設置加班時間上限考慮了多方面的意見,規則弄得非常複雜。建立清晰簡潔的法律制度也將有助於加強國民自身對違法企業的監督力。

要求雇主承擔「強制員工享受」帶薪休假的義務

第二,本次勞動基準法中還加入了旨在促進勞動者享受帶薪休假的修正案。具體內容是,針對被賦予了10天以上年度帶薪休假的勞動者,雇主每年必須對其中的5天規定具體休假時期。這份修正案雖然不如設置加班上限那麼廣為人知,但可謂是改變日本人勞動方式的重要一步。

現在日本人全年帶薪休假的享受天數為年均8天左右,這還不到實際被法律賦予的帶薪休假天數的一半。其中,甚至有10%~20%的人全年沒有享受過一天帶薪休假。享受率如此之低,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都是勞動者掌握著享受帶薪休假的時間指定權。

換言之,日本長期以來都維持著只要勞動者不申請,就無法享受帶薪休假的機制,許多公司和單位內部形成了一種顧慮同事和上司目光,不便申請帶薪休假的氛圍。這次修改規定後,休假時期指定權轉移到了雇主手中,要求雇主承擔義務,強制性地讓勞動者每年至少享受5天帶薪休假。可以認為全年休5天是第一步,我們期待著今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年假享受率。

經濟蕭條時期長時間勞動反而增多

針對如何實現第三點,也就是多樣而靈活的勞動方式,法案中加入了創設特定高度專門業務和成果型勞動制(高度專業制度)的內容。該制度規定了一種特殊的勞動方式,職務範圍明確、且擁有一定年收(約1000萬日圓以上)的勞動者在從事需要高度專業知識的業務時,在採取了健康保障措施、又獲得本人同意和委員會決議的前提下,允許對其不適用勞動時間、休息日、深夜加成薪資等規定。

這項制度按照工作成果而不是時間來確定薪酬,可以激發勞動者追求更好成果的積極性,有助於提高生產力,雇主對此充滿了期待。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對,認為創設這種制度將會加劇過度勞動的問題。

如果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對象的範圍之外,勞動時間會發生怎樣的實際變化?慶應大學的山本教授和筆者利用長時間追蹤同一人物生成的平行數據,針對原本屬於限制加班對象的勞動者改為現行裁量勞動和管理監督者等時間管理寬鬆的勞動方式後勞動時間受到的影響進行了分析(Kuroda and Yamamoto 2013)。

我們運用傾向指數(propensity score)分析法,盡可能地對限制加班對象組別和時間管理寬鬆組別的各個勞動者的屬性加以匹配後進行分析,發現平時兩組的平均勞動時間並沒有出現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別。不過我們發現,如果把分析週期限定在雷曼危機爆發後的經濟蕭條期,時間管理寬鬆組別的勞動時間就比限制加班對象組別要長,在非大學畢業的勞動者中,這種傾向尤為顯著。

筆者等研究人員對此的解釋是,進入經濟蕭條期後,希望節省加班費的企業會把工作推給不用發加班費的勞動者,進而導致了上述結果。在以製造業為支柱的時代,一旦經濟蕭條,企業就會減產,勞動時間就會呈現出變短的傾向。但在第三產業成為主流的現代,莫如說現有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在經濟蕭條期反而會呈現延長的傾向,東京大學玄田教授、慶應大學太田教授和筆者實施的另一項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Genda, Kuroda and Ohta 2015)。

成果型勞動制的關鍵在於激勵機制的設計

在現代社會,即使經濟蕭條,也有許多必須要做的工作,經濟蕭條時期,有限的人員容易被要求承擔更多工作。那些無法拒絕工作、談判能力弱的勞動者一旦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對象範圍之外,很可能就會成為經濟蕭條時期長時間勞動者增多的重要原因。今後,如果迎來了重新研究時間寬鬆型勞動方式對象範圍的局面,有必要慎重地討論適用對象的範圍。

當然,現在已經很難給勞動方式設定統一的規則,作為多樣化選項之一,不受工作場所和時間限制、高度自由化的勞動方式也具有改善勞動者福利待遇的性質。我並不想否定勞動方式的選擇多樣化,但在引入這種高度自由化的勞動方式之際,雇主應該充分留意因為激勵機制設計不合理反而導致生產力下降的可能性。

只評價成果而不管過程的成功報酬型勞動方式的外部性激勵,對那種工作的品質和數量可測、只要沿用過去的做法即可複製生產的工作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但對於那些專業性要求高、不確定性大的工作,如果說將會產生反效果,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也指出了這一點。對於需要創造性和革新性的行業勞動者而言,必須營造允許失敗的環境,並且給予內部性激勵。

在糾正長時間勞動問題之前發展副業是危險行為

第四,在本次勞動方式改革中,繞開糾正長時間勞動問題,先行認可副業發展的動向顯得十分活躍。現在,所謂的雲端勞動力在全球範圍都處於成長趨勢中,日本也轉變了態度,開始認可副業的發展。然而,正如日本銀行總裁在2018年6月的記者會上表示「現在仍然殘留著1998年到2013年期間一直存在的通貨緊縮心態」那樣,儘管當前日本面臨人口減少和景氣復甦,嚴重人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但薪酬依然保持著不易上漲的僵固性。

如果在薪資沒有得到充分上調的情況下發展副業,那麼希望盡可能增加收入的勞動者就會身兼數職,不僅有悖於糾正長時間勞動問題的初衷,甚至有可能構成降薪的壓力。

如果政策弄錯了次序,有時就會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在糾正長時間勞動問題的規則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先行發展副業是一種危險行為,在發展副業和建立法規制度時,需要充分注意政策的次序,謹慎加以推進。

徹底調整教育培訓以提高生產力

最後,順便說一說勞動方式改革與人才培養的關係。長期以來,許多日本企業都會給與年輕員工嘗試錯誤的機會,認為在培養階段,那些也許與生產無關相關的長時間勞動也屬於中長期投資,企業只是希望通過教育培訓打造人力資本。

有個與此相關的問題令人憂慮,那就是現在企業都督促年輕人早一點下班回家。這是最近勞動方式改革的潮流,也是經常能在職場聽到的說法。這些現在沒有接受充分教育培訓,工作品質馬馬虎虎,還被督促早早下班回家的年輕人,十多年後將會成為單位的骨幹。

筆者利用前述的時間利用情況數據計算後發現,2016年時,全職工作的日本男女中,一週內每天至少抽出15分鐘以上時間用於自我提高的人員比例不到5%。由此可以看出用於掌握技能的自我投資時間已經變得多麼匱乏。

如今這個時代,已經難以開展費時的OJT(On the Job Training)式教育,可以說,日本也需要考慮勞動方式改革將對未來日本生產力發展造成的影響,從而徹底調整教育培訓方法了。

要確實縮短勞動時間,以便「盡早降至目前美國和英國的水準以下」。這句口號並非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推進的勞動方式改革提出的方針。實際上,這是1987年政府審議會以建議形式發佈的「結構調整指針」(新前川報告)中提出的內容。現在距離這個方針的提出已過去30年,但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樣,日本人的勞動方式幾乎沒有發生變化。

日本的人口不斷在減少,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的勞動市場來說,為了確保勞動力,實現經濟發展,已經沒有允許我們一直停滯不前的餘地。如何謀求從將一個普遍性超長時間勞動視為就業前提的社會,轉變為允許那些面臨育兒、看護老人、自身健康問題等各種情況的人按照各自希望選擇不同勞動方式的社會,這是眼下的緊迫問題。

(參考文獻)

Yuji Genda, Sachiko Kuroda and Souichi Ohta, 「Does Downsizing Take a Toll on Retained Staff? An Analysis of Increased Working Hours in the Early 2000s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36, 2015, pp.1-24.

Sachiko Kuroda and Isamu Yamamoto, 「Impact of overtime regulations on wages and work hour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6(2), 2012, pp.249-262.

標題圖片:參加完日本全國工會總聯合相關組織舉行的「五一」集會後,參與者又舉行了反對政府「勞動方式改革」的遊行,2018年5月1日,東京代代木公園(時事社)

雇用 勞動 勞動方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