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的創新與未來的日中經濟關係

中國的「新常態」與創新

作為國內生產總值（GDP）位居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中國經濟如今走到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中國政府2014年以「新常態」這一表述，宣佈中國經濟進入了穩定成長階段，並明確推出了繼續實施重視市場機制的改革、力爭轉變投資依賴型粗放式經濟成長路線的方針。

在轉變經濟成長模式方面，中國重視的是創新活力。中國政府為激發經濟成長新動力，在2015年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在積極鼓勵創業和創新。此外，同年國務院還以通知的形式發佈了題為《中國製造2025》的報告，提出了通過IT技術與製造業的融合創新，躋身世界「製造強國」之列的方針。

在中國力圖推進的創新事業中，廣東省深圳市佔據著核心地位。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在深圳設立了第一個經濟特區，該市憑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加工貿易實現了急速發展。後來，深圳建立了大量供應電子零件的「專業市場（批發商和製造商一起開設櫃台的多租戶商業大樓）」，成為了電子產業的聚集地。

深圳市電子產業的一大特點，是在與創新有著密切聯繫的智慧產權保護問題上態度迥異的各種企業實現了共存。

對保護智慧產權態度積極的「B2B巨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其通信企業用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的銷售額，在總銷售額中佔到約60%。華為擁有８萬名研發（R&D）人員，近十年來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始終列於全球前五位，技術實力雄厚。眾所周知，由於技術研發能力強大，華為和中興通訊（ZTE）兩家公司受到了美國政府和產業界的高度警惕，尤其是後者更是成為了嚴厲經濟制裁的對象。

深圳電子產業還有一個受關注的地方，那就是創客支援企業，這些企業會支援有創意但缺乏資金和技術的創業者。置身於這種「創客運動」中心的一家公司Seeed（深圳矽遞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根據顧客的要求小規模地生產印製電路板和電子器件。這家企業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會對外公開自家產品的數據，也就是所謂的開放源代碼。這反映出一種先進的概念，即不用專利等手段來保護原創技術，允許自由複製和改良，以此促進創新。

而另一方面，在位於深圳中心地帶的華強北電子街，則充斥著大量廉價的「山寨貨」，它們以智能手機為代表，從來不會不顧及智慧產權問題。粗略地歸納一下，在針對智慧產權的問題上，深圳電子產業存在三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即銷售山寨貨的前現代群體（完全無視）、以華為為代表的現代群體（通過專利加以保護）和以Seeed為代表的後現代群體（開放源碼）。可以說，這種不可能來自「頂層」設計的、偶然產生的多樣性，已經成為了深圳的優勢。

日中經濟關係的推手發生變化

扮演著中國創新中一個重要角色的創客運動，正在把深圳這個城市變為亞洲屈指可數的、面向全球的開放之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也開始關注並參與到了這場創客運動之中，甚至通過網際網路定期召集舉辦針對創業公司的考察會。

高須正和先生（switch-science公司）可謂是日本這一系列活動的推手，讀了他的著作（高須，2016年）後受到觸動的筆者，也參加了高須先生主辦的考察會，與會者中從工程師、媒體人到原賽馬騎師、藝人等等，可謂群英薈萃，給我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參加到創客運動中的日本人，在行為和思想方式上，都與以往主導了日中經濟關係的人們存在明顯差異，讓人感到他們的出現，體現了影響日中經濟關係的新一代推手的誕生。

他（她）們既不是為了日中友好，也並非迫於公司方針，完全是因為那個地方在創造方面不斷產生新事物，令人激動不已，所以才被深圳、被中國所吸引。這種所謂的以技術為媒介的極客（geek）之間的紐帶，成為了以深圳為中心的新型日中人際網絡的核心。

在此，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日中經濟關係的歷史和各個時期的推手。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主導日中「蜜月期」經濟合作關係的是上海寶山鋼鐵廠項目的鋼鐵、石油、電力等重工業成套設備產業。作為日中交流窗口的民間組織的核心人物，大多也是這類產業巨頭的相關人員。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後期，「日中蜜月期」建立的政界和經濟界的對話、談判管道逐漸陷入了功能異常狀態。中國從優先發展重工業，開始向偏重出口型發展轉舵，日中經濟關係的核心朝著對製造業直接投資的方向轉移。然而，日中經濟關係的溝通管道依然以重化工業和成套設備產業相關人員為中心，針對日中之間出現的新問題，未能做出很好的應對。

隨著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成長，日本國內的對華感情逐年惡化。內閣府每年實施的「外交民意調查」顯示，在1995年的調查中，選擇「（對華）沒有親近感」的受訪者人數首次超過了「抱有親近感」的受訪者，並且後者的比例持續下降。由於日中經濟交流趨於多樣化，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和日中經濟協會等強有力的民間經濟組織自上而下構建日中經濟關係的做法逐漸變得困難起來。

在小泉純一郎執政的2005年，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儘管以經濟同友會為首的各經濟團體為改善兩國關係做了大量工作，但兩國始終無法消除政治上的互不信任，最終導致「政冷經熱」現象的常態化。

到了本世界第二個十年，為了實施文章開頭提到的經濟成長方式轉型，中國政府首先開始「淘汰」多年來拉動經濟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朝著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高科技產業轉移。在這個過程中，圍繞（勞動密集型產業）撤出問題，地方政府和勞動者之間爆發各種矛盾的案例也越來越多（梶谷2016）。

或許可以說，在大量日本企業面臨嚴峻形勢的背景下，今後要在華抓住機會切實開拓業務，需要具有創客或極客精神的人才，無論國籍如何，彼此認可對方的能力，不拘泥於傳統的思維，展開競爭或合作。可以認為，至少在深圳，確確實實正在產生一種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從日中關係這種國家層面來討論在華業務的視點不存在任何意義。

創新與權威主義政府的關係

生活在日本的我們要想理解現在中國出現的創新動向，必須注視的是作為創新主力的民營企業與權威主義政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因為在言論自由受到壓制的權威主義體制下，基於自由思維的創新無法長久持續——這種認識，是傳統主流經濟學中的一種常識。

然而我們可以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積極利用權力制定的規則的「背面」，不僅包容民營企業的「自由隨性」，更是將由此產生的「多樣性」積極有效地運用於體制的存續。

換言之，之所以在缺乏強大智慧產權的情況下能夠產生創新，是因為權威主義政府、非民主社會與自由隨性的民營經濟保持著某種共犯關係。這就是說，「如果不逐漸朝民主國家轉向，經濟發展就無法持續」這種西方國家的說教，中國政府今後可能會越來越聽不進去了。

參考文獻

• 梶谷懷（2016）《日本與中國經濟——衝突與相互交流的100年》築摩新書
• 高須正和（2016）《創客的生態系統 新的創造生生不息》impress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