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依然無法普及的遠距辦公，「非定式腦力業務」轉型遲緩的日本

疫情之下的居家辦公和工作時間

從發生疫情之前就長期對全國家庭開支進行追蹤調查的《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慶應義塾大學固定樣本資料設計與分析中心）顯示，疫情發生前的2020年2月時，20到70歲的上班族中，採用居家辦公方式的比例僅有6%左右，而在發佈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的2020年4月時上升到了25%左右，相當於四人中就有一人居家辦公。

向居家辦公方式轉型，雖是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疫情防疫要求而採取的行動，但在工作方式的變化這一點上，正好順應了旨在提高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靈活性的所謂「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潮流。

同時，疫情導致經濟不景氣，上班族的工作時間也有所減少。《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顯示，2021年4月時，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長時間勞動者比例已從2020年2月的7%左右大幅下降到了4%左右。或許可以說，一個原因在於疫情促使日本長時間勞動的問題得到糾正，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有所提高，人們也變得更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找到平衡了。

然而，觀察之後的動向可以發現，這樣的變化並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解除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上班族從居家辦公恢復到了坐班模式，2020年9月時，居家辦公實施率下降到了15%左右，而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勞動者比例上升到了6%左右。

後來，儘管隨著疫情形勢的起伏和緊急事態宣言的發佈與解除，資料出現過一些波動，但基本保持著同樣的狀況。換言之，與發生疫情之前相比，居家辦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長時間勞動問題也有所糾正，但2020年夏季以後，這種變化的程度可謂非常有限。

居家辦公無法落地生根的原因

除了2020年4月發佈緊急事態宣言後的那段時期，居家辦公在日本的普及從未步入過正軌，到底原因何在？人們經常提及的原因包括：限定職務內容的「崗位型（job型）雇用」沒有普及；居家辦公會導致與單位同事及業務對象之間的溝通出現障礙；居家辦公所需的電腦、通信設備不夠完備而且運用規章尚不健全，等等。

但筆者認為，究其根源，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日本的工作特性，非定式的腦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task）較少，大多數員工承擔著以定式業務或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二是利用數位化和資訊通信技術（ICT）的程度還很落後。

所謂業務，指的是開展工作時的任務內容，這裡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被分類為「抽象業務」的非定式、需要較多分析和對話的業務（需要策劃立項、分析、溝通的業務等）。與重複內容較多的定式化事務和伴有體力勞動的業務相比，這些抽象業務具有自身特性，那就是即使採用居家辦公模式也不會受到影響，比較容易開展。

居家辦公率和ICT利用度偏低

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國際比較示意圖來確認居家辦公實施率與抽象業務的大小。在圖中，橫軸表示的是野村綜合研究所2020年7月針對8個國家實施的《新冠病毒共存期生活情況國際比較調查》(*1)結果中各個國家的居家辦公（遠距辦公）實施率，縱軸表示的是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實施的《國際成人能力評估調查》進行指標化處理(*2)後的抽象業務的占比（藍色），以及在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紅色）。

由於調查對象和時間不同，所以居家辦公率和水準與前面提到的《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存在差異，但觀察圖中的藍點可以看出，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的居家辦公率最低，僅有30%左右，相當於最高的美國（60%）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家辦公率越高的國家，抽象業務指標明顯越大，日本的抽象業務占比最小。

同時，圖中的紅點表示各國ICT利用度相對於居家辦公實施率的大小，可以看出居家辦公實施率越高的國家，ICT利用度也越高，日本的ICT利用度在國際上處於極低的水準。

換言之，我們可以指出，從國際上看，日本的勞動者從事抽象業務的比例偏低，而且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較少，這個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居家辦公方式廣泛普及、落地生根的瓶頸。

未向ICT和機器人化發展方向過渡

如果逐漸將定式化業務和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交給ICT或機器人來處理，推進服務化和產業高度化，那麼勞動者從事的抽象業務就會變多。而只要是抽象業務，勞動者就應該可以利用電腦和線上通訊技術，即使居家辦公，也基本不會受到影響。

有人認為，不同於其他國家，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在於，上世紀90年代以後，即使具備了可以利用ICT的條件，但在採用以終身雇用為前提的「成員型（membership型）雇用」模式的職場中，由於職務內容多樣，所以並沒有解雇正式員工，改用ICT。但是，我們更想指出的一點是，由於能夠大量使用非正式用工這樣的勞動力，所以形成了非正式員工大多從事定式化、體力型業務的局面。

勞動力市場的這種結構成為了阻礙疫情期間普及居家辦公模式的桎梏，容易導致疫情擴散的「出勤坐班」方式仍在沿用，而且符合工作方式改革方向的彈性工作方式也沒有得到推廣和落地生根。要想打開局面，利用數位化和ICT自不待言，還需要通過採用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IoT）」等新技術和進一步普及機器人，逐漸改變業務特性本身。

恢復力差距的擴大

居家辦公模式在日本的普及和落地生根具有局部性的這種現象，意味著能夠以靈活、健康方式工作的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之間會產生工作方式上的差距。事實上，在《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中，對各個收入階層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期間居家辦公實施率的變化情況進行比較後的結果顯示，前20%的高收入群體的實施率從7%大幅上升到了31%，而後20%的低收入群體僅從6%上升到了8%。

在長時間勞動問題得到糾正的程度方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傾向，越是高收入群體，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長時間勞動者占比減少幅度越大。另外，高收入群體學習技能等的學習時間翻了一倍，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學習時間並沒有變化。

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在針對外部衝擊的恢復力（resilience）方面已經產生了差距。比如，採用居家辦公或非長時間勞動的工作方式，即使發生了疫情擴散、災害、療養長照等生活事件，也可以繼續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就是提高恢復力。保證了學習時間，意味著在瞬息萬變的技術革新中需要的技能發生變化時也能很好地適應。可以說，疫情引發的變化，可能在新的恢復力方面導致差距進一步擴大，有必要加以關注。

這種差距比傳統意義上的收入差距更難把握，即使掌握了這方面的情況，能夠促使其得到糾正的政策干預手段也並不多。由於不可能採取收入再分配那種由政府強力縮小差距的政策，所以勞動者個體和企業主動改革工作方式等微觀層面的自主努力或許就更加重要了。

標題圖片：為防疫疫情，某IT企業大部分員工實施了居家辦公（共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