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競爭的走向和日本的作用：致力於外交努力，避免過度對抗

一改「考慮中國立場」的態度

12月1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期間舉行的美中首腦會談，避免了關係破裂，以兩國各自宣佈取得外交勝利而收場。儘管問題關鍵在於截至到2月底的為期90天的談判，是否能夠擴大共識，但美中貿易戰總算是迎來了片刻的停歇。美國未對中國發起「第四輪」徵稅行動，並決定暫緩實施包含在「第三輪」行動中的追加關稅措施（原定於2019年1月實施）。

人們普遍傾向於認為，兩國已經進入結構性的對立局面，美國不會改變與中國正面展開競爭的政策。會談剛結束就爆出華為高層被捕事件，這也讓這種預測具有了說服力。換言之，片刻停歇只是暫時休戰，貿易戰的一個重要背景因素在於美國對華認識的惡化。

中期選舉和出訪亞洲在即，彭斯副總統在哈德森研究所發表的演講（2018年10月4日）中，多方面地抨擊了中國的行動，集中反映了美國對華認識的惡化，以至於今年以來（尤其是初夏前的幾個月）在強硬路線上越走越遠。

彭斯表示，「中國政府正採取全面行動，試圖通過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宣傳（propaganda）手段，擴大對美國的影響力，攫取利益」，並逐一舉出具體事例，指出中國帶來的問題絕不僅僅是貿易赤字，還包括竊取美國技術，對安全保障、信仰自由，甚至於民主主義和現有國際秩序發動挑戰。他在40分鐘的演講中花了大量篇幅來攻擊中國。

三天前，在中國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亞洲事務資深主管馬特・波廷格也向中方發起了挑釁。「我們始終堅信，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主義國家，以建國先輩們建立起來的美國歷史和原則為根本，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去同中國不斷展開競爭」。他表示，應該從正面承認美中已經進入競爭階段，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用顧及中國立場的措辭來掩飾回避。

在經濟和政治上，各方形成一致的對華警惕情緒

美國的對華政策及其背後的對華認識並非突然發生變化。2018年春季以後，出現了許多關於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的報導（3月時宣佈依據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侵害智慧財產權行為實施制裁；6月美中談判破裂；7月發動了「第一輪」關稅措施）。

但實際上，再往前看，早在2017年末，就已經出現了美國對華認識發生變化的徵兆。年底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也明確將中國定位為與俄羅斯同等的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且問題還不僅限於此。譬如，在這個時期，我們還能看出美國對中國與俄羅斯一道共同干涉民主化國家政治和輿論問題的警惕（sharp power），並且，在人工智慧和量子電腦、5G等新一代技術競爭方面，美中開始趨向伯仲之勢，這也令美國頓生焦躁情緒。

原來，這些都是在不同領域分別形成的形勢判斷，但它們逐漸匯合為一體，以一種「聯合」的形式呈現出來。譬如，宣揚「美國至上」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代表人物彼得·那法若，2018年2月到3月期間重新得勢，他在白宮所屬的部門於6月發布了一份細數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和不公正行為的報告。大量的註腳，都是安全保障政策共同體長期以來所積累的成果。而安保專家們也將經濟摩擦所導致的緊張氣氛為己所用。6月1日，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批判中國在南海推進人工島軍事化，而8月通過的《國防授權法》也提出要從綜合角度重新審視對華政策（第1261條等）。

美國國會也就對華強硬政策達成了跨黨派的共識。針對中國通信企業中興（ZTE）的戒備還在夏季的國會上顯露出來，它集中表現在了各黨派一致反對政府解除對中興的相關禁令。即使是中期選舉後的國會，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走對華溫和路線的動機都極低。

「參與」路線崩潰

就1972年以後的美中關係而言，美國一直認為，即使政治體制不同，中國的實力也將對國際秩序產生有意義的效果，甚至還有可能促使未來發生政治體制的變化，這種期待組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因此，參與中國事務被賦予了正當化色彩。事實上，特定的商界和政治家、政府高官都曾是參與路線的守護者。長期以來，就美國國會和一些非政府組織（NGO）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判，他們一直斷言，那只不過是（美中關係的）雜音，只要管理好就無妨。

然而，歐巴馬政權後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期待值降低，參與路線面臨嚴峻形勢，並在2018年開始逐漸走向了崩潰。和參與派同氣連枝的眾多前高官、中國問題專家，也開始質疑和批評中國在國內外（尤其是國外）進行的干預現有秩序和各國社會的做法。

當然，目前還不能斷言參與的想法已經完全消失，沉沒成本和商界發出的難以找到替代供應商和銷售市場的呼聲，或將繼續構成參與勢力的源泉。同時，學院派認為，從長遠來看，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權力更替時霸權國與挑戰國之間大概率會發生戰爭的思維）」，美中有必要形成共識，謀求共存，這種和平論調也根深蒂固（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教授格格雷厄姆·艾利森）。

不過，美國對華認識的惡化，導致「基於期待的參與」這樣一個延續了40年的對華政策核心開始動搖。歐巴馬政權確實注意到了中國的崛起給安保秩序帶來的問題，但針對美軍和政權外部發出的警惕論，歐巴馬政權始終謹慎地在參與和（長遠性的）防備兩者之間保持著平衡。

歐巴馬政權預測中國對美國霸權或者說結構性權力構成威脅還需要一些時間，所以優先考慮了通過外交手段和中國進行對話。這引發了地區的焦慮情緒，導致針對其亞洲再平衡政策的評價極度惡化。川普政權上臺後，認識到面對中國的勢力增長，已經沒有多少嚴陣以待時間了，而且中國的挑戰已經嚴重動搖了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根基，於是，政策軸心開始改變。

看不到出路的對華強硬論

不過，目前還很難預料今後的發展。譬如，儘管川普政權內外的對華強硬論者，作為權宜之計而聯合為了一體，然而宣揚美國至上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主張優先維護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安全保障派、強調信仰自由的人權派等等，他們原本的方向目標都是各不相同的。

川普政權的特點，在於沒有一個特定的行政機構去持續發揮主導作用，制定政策的方向性不停變化，總統頻繁地介入決策過程。川普總統個人的對華認識也還很難預判，在重視經濟談判的同時，他時而批評中國對美國社會進行政治干預，還會談論和中俄進行裁軍的必要性。

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以前，美中談判可能會斷斷續續地展開，並取得一些零零星星的成果，宣傳以經濟領域為中心的討價還價的成果。安全保障派或許會在暗地裡推進針對中國的防備工作，但在國防預算上能否充分達成目的還存在不確定性。

而且，對華強硬論還看不到出路。彭斯副總統無論是在2018年10月4日的哈德森研究所還是在11月16日的APEC大會上的演講，都表示只要中國做出改變，就會熱情歡迎其融入印太(印度洋及太平洋)，但其前提條件到底是停留在經濟上的削減貿易赤字和糾正不公正的例行公事（包括技術轉移），還是包括政治、安保和人權問題在內呢？

另一方面，據說美國政府內部也存在應該將中國完全移出供應鏈的論調。事實上，美國已經開始針對留學生和投資行為實施限制。美國這樣做只是單純為了增加和中國的談判籌碼，還是決定要和中國決裂？如果是後者，那麼相較於美中競爭這個說法，或許更應該稱之為美中對抗。

中國的投資已經遍及美國全境，中國市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這種背景下，難以想像美國社會會對兩國走向對抗形成共識，但在雙方近身角力的情況下，對中國產生的焦躁情緒有時完全可能催生極端的政策結論。不過與此同時，川普總統很有可能採取繼續展開慢節奏談判的做法，所以恐怕現階段依然無法談論形勢的走向。

除了競爭，還需要對華「包容和說服」

美國開始注意到中國引發的問題的嚴重性，這對日本而言是一件好事。回顧過去的十年，日本以較美國先行一步的形式，主導建設地區秩序，以應對中國的崛起，甚至扮演了引領美國亞洲外交的角色。美國重視印太地區的戰略性，致力於應對印太戰略所面臨的挑戰，符合日本和本地區的利益。

但是，過度的美中對抗對經濟社會活動造成嚴重影響，那就會損害這個地區的利益。為了促使基於規則的秩序落地生根，除了與中國競爭，還需要對它進行包容和說服，日本應該反復呼籲，不要放棄「中國會發生改變」這樣的期待。

標題圖片：G20峰會期間美中首腦舉行了會談，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AF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