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日語教育現況:嚴重的教師人力不足問題

社會 語言

因應2019年4月即將實施新版入管法,政府加緊腳步要使接納外國人的體制趨於完備,而日語教育即是課題之一。但是,日本語學校的狀況複雜,教師資格及雇用型態等結構性問題懸而未決。本文專訪對現況抱持危機感的專業教師,直擊混亂的日語教育現場。

日語學習者暴增

2018年6月底,在日居留外國人數達到263萬7251人,刷新了過去最高紀錄。同年12月,國會通過了出入國管理法修正案,計畫在19年4月之後擴大引進外國人才,預估5年內最多有34萬的外國人將湧入日本。12月,政府公布了「外國人接納‧共生對策」,但內容不過是將堆積如山的課題進行整理而已。為了讓外國人在地區、學校和職場上「實踐圓滑的溝通」,日語教育問題首當其衝。除了教師人力不足,教育現場面臨許多問題,尚待根本的解決之道。

根據文化廳國語課的「日本語教育實態調査」(17年11月1日),隨著在日居留外國人的增加,日語學習者也呈正比成長,5年內增加7成,人數約為23萬9000人。另一方面,日語教師人數為3萬9000人,過去10年來都在3萬多人之間。其中,志工有2萬2000人,占了整體的近60%;接著是兼課教師1萬2000人,正職教師5100人。

在東京的大久保經營「KAI日本語學校」30多年的代表山本弘子,對於現狀抱持強烈危機感。筆者訪問山本聽取有關業界的情形,得知日語教育受到沒有願景的留學生政策擺弄而面臨瓶頸。

發給日本語學校的簽證問題「上海事件」

山本回顧:「我在1983年當上日語教師,當時教授的對象主要是駐日人員或是印度支那難民等,日本語學校也寥寥無幾,大學裡面也沒有設置日語教育的相關科系。很多都是因為某個契機投入日語教育後,最後才成立學校」。她並且提到:「在80年代後半,來自臺灣、韓國的私費留學生增加,很多人懷抱著來到日本開拓自己人生的願景。『KAI日本語學校』在87年開校,當時幾乎沒有中國人,從隔年開始增加,就發生了『上海事件』,甚至演變成外交問題。」

80年代後半正是泡沫經濟的最盛期,需要大量來自海外的勞動力,在此背景下,許多日本語學校陸續成立。即使現在仍有「出國工作的留學生」問題,當時出現了很多學校,被認為是變相掩護以賺錢為目地來到日本的外國人,因而飽受批判。當法務省的審査開始變嚴格的時候,發生了「上海事件」,明明向日本語學校繳交了入學金或上課費用,卻拿不到簽證,等待入學的中國人大量湧入日本總領事館抗議。以此為契機,在國家的後援下,設立財團法人日語教育振興協會(日振協),負責日本語學校的成立審査・認定等事宜(後述)。

之後,「對留學生發行簽證的審查時而嚴格,時而寬鬆,經歷了好幾次大波動。」山本繼續說道。

2008年,日本政府公布「留學生30萬人計畫」(Global-30),目標是從當時大約12萬人的留學生至20年為止增加到30萬人。其實,在18年6月已經達到32萬4000人(法務省・在留資格別)。相對地,日本語學校(*參考文末編輯部的註解)的數量也增加,根據上述的文化廳調査(17年)有466所學校,18年12月則超過700所。

「看到最近行政方面的應對,很多時候讓人感覺似乎只把日本語學校看作是容納留學生勞動力的裝置而已。例如,從經常聽到『因人力不足而倒閉』的2014年左右開始,留學生人數急遽增加。」山本說道。接著,她又補充:「還有,不是為了精進學習,而是以打工為目的進入日本的留學生也增加了。教育品質淪為其次,(總體上)感覺只要接納的學生人數有增加就好。」

目前是日語教師的數量遠遠不足以因應新成立的日本語學校,形成「廟多僧少」的局面。

不安定的日語教師身分

現在,民間的日本語學校有7成是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型態。山本表示:「在80年代,大家都是從小型的日語教室開始逐漸擴大規模,而不是一開始就有能力準備好土地和房屋申請設立學校法人。」KAI日本語學校也是株式會社,若是要成立學校法人的話,除了要確保土地和校舍,還需要地方自治體的承認,門檻相當高,與成立公司無法相提並論。「還有,日本語學校在海外招募或者是入學後的輔導支援等方面,都相當耗費人力和成本。越是想要秉持良心經營,就越無法累積留存收益,離學校法人的目標越遠。」

學校經營的好壞,也大大影響了入學者的簽證發行。「入國審査嚴格與否呈波動變化,因應不同時期,班級數也會有所增減,因此不得不活用兼課教師來作為調整閥。」因為入管政策隨著國家的意向而改變,無法擬定長期的雇用計畫。此外,與學校法人不同,在稅制上也沒有任何優惠措施。

新任的日語教師有很多都是時薪制的兼職人員,因為現在教師不足,在時薪上有調漲的趨勢。山本說:「東京都內的人員招募,最近很多都從2000日圓起跳。如果不開出像新學校給的優渥時薪條件,再怎麼招募,也找不到人才。」

在教師的待遇問題上,法務省的公告基準(發行留學簽證的條件)也造成了阻礙。因為規定教師一個禮拜的授課時間不可以超過25節課。如果是時薪制的話,即使是教滿規定的節課數,一個月也才20萬日圓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尤其是男性,有很多人因為結婚而辭職,要找其他收入更好的工作。」

而且,同一基準也規定教師1人所對應的學生要在20人以下,無法根據經營上的判斷來提高學生人數。這麼一來,既不利招生,學費又無法調漲,教師待遇也無法獲得改善,造成惡性循環。

區隔「劣質日本語學校」的第3者評鑑

直到最近,政府終於要開始認真面對「充實」包含日本語學校型態在內的日語教育。但是,就現狀來看,日本語學校是由法務省的入國管理局所管轄,即使能掌握非法居留者占整體學生的比例,也無法做到定期管理教育的品質。

山本主張:「學校的成立與否由法務省決定,但是之後的階段,為了能夠客觀公正評鑑是否為優良學校,需要官方認可的第3者評鑑制度。如果一直都是以法務省為中心來運作,就無法評價教育品質。」而且,「因為部分的劣質日本語學校,害全部的學校都被投以質疑的目光或是遭受批評,影響有意入學者的入國審査,整整30年來飽受無妄之災。希望透過第3者評鑑來做區隔,評鑑差的學校應該給予一些可以提升品質的誘因。」

從2019年4月起,政府將透過「特定技能簽證」開始引進單純勞動者。「此舉也有打算改善過去一直把留學生當作是便宜勞動力的狀況吧。但是,對企業而言,作為要自己負擔開銷和生活費的兼職勞動者(part-time),留學生的存在是有利的。因此,那些招收以兼職為目的的留學生的日本語學校應該不會被淘汰吧。只是,導入特定技能簽證並無益於立即有效提升日本語學校的品質。」

山本認為,以長期來看,當輸出留學生的亞洲各國達到一定的經濟成長之後,以兼職為前提的留學就失去魅力。「今後,應該投入更多心力在留住那些能夠成為『高度外國人材』的留學生,為此必須提升教師的品質並增加教師人數。為了讓日語學校能向海外宣傳,本校提供的是優質的日語留學環境,就應該活用官方評鑑及全球化標準。」

目前,上述的日振協要收到申請才會實施第三者評鑑,但是利用的學校很少。以及,縱使有ISO29991(非官方教育外的語學學習系統)的國際規格,卻只有4所學校取得認證,在業界也鮮為人知。「這是因為國家的放任,假如入管能夠採取配合措施,例如無條件發給進入取得ISO認證學校的留學生簽證等,學校方面也會認真地想方設法提升教育品質吧。」

創設官方資格的認定

長久以來,日語教育的品質問題被擱置一旁,可歸咎於社會大眾對日語教師的評價低的緣故,山本如此說道。「只要是日本人,任誰都可以教日語;或者是讓那些有閒暇的主婦來教日語,不就得了。這種想法根深蒂固。」

相反的,教師被要求比過往還要高的能力。「過去認為外國人是以回國為前提短期停留日本,但是現在是以在日本社會扎根為前提,重視和地域的連結。日語教師也不再侷限於教室裡,為留學生設計在地域社會的體驗學習活動,並且被要求具有實施及營運的技巧。也需要精通ICT(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術。學習者也變得多樣化,若沒有優秀才能和使命感,是無法辦到的。教師要能夠獨當一面,比過去還要更耗費時間,但教師人力卻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短缺。」該是國家傾全力培育日語教師的時代了,山本說道。

日語教師沒有國家資格。現在,國家開始評估導入官方資格。但是,就算透過官方資格來提升社會地位,也不見得可以立即改善待遇問題。無論如何,日本語學校的優良認證或是改善日語教師的待遇處境,若沒有任何官方協助,要提升日語教育的整體品質是很困難的吧。

【編輯部註解】

一般來說,日本語學校指的是符合法務省規定的授課時間和教師人數等的基準,希望入學的人可以申請留學生簽證的「法務省告示機關」(「告示校」)。大學的留學生別科(私立大學設的日語準備教育課程)是由文科省負責。雖然文化廳指示要培育教師等的方針,但是沒有權限干涉實際的營運狀況。海外的日語教育是由外務省(與國際交流基金合作)所管轄。

告示校的教師要件為(1)日語教育能力檢定試驗合格(2)4年制大學畢業,420小時的日語教師養成講座結業(3)4年制大學的日語教育專攻畢業,符合其中一項。

大學或民間的日本語學校是參照文化廳制定的日語教育人材培養・研修方針,來擬定培育教師的課程計畫。根據不同的培育機關,修課的項目各有偏重,也有省略教育實習的案例。2018年4月,同廳在睽違18年之後改訂方針,清楚記載修課的必要優先科目。此外,推出了初階教師(3~5年程度的日語教育經歷)的研修計畫保障,以及在地域社會擔任日語教育的「日本語教育統籌者」的角色。

採訪、撰文:板倉君枝(nippon.com編輯部)

標題圖片:在日本知名人力公司Mynavi舉辦的「針對外國留學生的就職講座」上,留學生們專注聽著企業的説明。根據主辦單位的說明,希望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逐年增加,為了拓展海外事業或是填補國內人力短缺,企業在雇用外國人的態度上也變得積極。(2018年3月17日、東京都港區的Belle Salle汐留)/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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