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條例問題所衍生的「體制危機」：香港政府擔負的「不可能的任務」

「逃犯條例」修訂問題在香港引起了示威抗議的喧然大波，6月9日「103萬人大遊行」之後已經過了2個月，至今依舊波瀾未平。包含郊區在內，整個香港每週末都會舉行抗議活動，7月以後警民衝突幾乎已成常態，示威者的訴求也從「撤回修法草案」轉變成2014年「雨傘革命」裡功敗垂成的「實現真普選」，許多年輕人開始高喊「革命」；而7月21日示威遊行中，民眾包圍了香港中聯辦、汙損中國國徽，明顯表達了對政府體制的不信任。

若香港政府早些撤回修法草案，或許能避免今日的狀況。究竟香港政府為何會把區區一個草案的修訂問題，搞成這麼龐大的「體制危機」呢？其根本原因在於，在「一國兩制」這種特殊政治體制下，香港政府無法採取一般政府所能採取的政治選項，也就是說體制本身便蘊含很大的問題。

民主的手段難以解決問題：無法辭職的行政長官

逃犯條例修訂問題，使得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支持率跌到了谷底。根據7月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對行政長官的滿意度若滿分以100分表示，林鄭月娥的平均得分僅30.1分，創下了香港回歸之後4位行政長官之新低。香港前宗主國‧英國近來因脫歐問題使得2位首相相繼辭職，可見在這種支持率極低的狀況之下，民主國家的最高領袖是免不了辭職的。

然而林鄭月娥卻沒有辭職──應該是說她辭不了職。根據《金融時報》報導，林鄭月娥在問題發生之後已多次表達辭意，但是北京方面並未准許。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事）

北京中央政府握有香港行政長官的任免權，因此若香港政府領袖接受示威者的要求辭職下臺，將會直接損害中央政府的威望。習近平政權至今以來一直將「以權力壓制異己」當作其統治哲學，包括民眾運動、社會運動，乃至少數民族、宗教等，若在此對香港讓步，正如《環球時報》所評論的，開啟這個前例將如「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有可能使至今完全依靠強權統治的政權一口氣產生逆轉，這大概就是北京方面所害怕的。

但香港行政長官辭職並非沒有前例。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人氣低落，2003年7月1日爆發「50萬人遊行」要求其辭職下臺，後來他在05年3月12日以健康問題為由辭職。但當時中央政府的情況與現在是大不相同的。

董建華是受到江澤民扶持就任的，而他辭職時江澤民已經引退，將領導地位讓給了胡錦濤，因此董建華已經沒了後盾。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董建華也未以遊行為由請辭，且從遊行發生到他辭職為止，歷時長達1年半。何況現在的行政長官乃由習近平選任，在習近平負有任命責任的情況下，要讓她辭職實在不易。7月29日中央政府召開記者會時，仍表示北京強力支持林鄭月娥，不僅行政長官沒有下臺，相關官員也沒有任何人引咎辭職。香港政府無法藉由刷新政府人事來試圖力挽狂瀾。

政府支持派產生動搖：喪失的政策執行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林鄭月娥也只能採取強力政策，試圖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前文提到的《金融時報》報導也有提到，北京政府曾要求林鄭月娥自己造的爛攤子自己收拾。但現在林鄭月娥卻完全沒有足夠的基礎來進行統治，以圖收拾局勢。

香港的政治體制設計極為特別：首先，行政長官不被允許屬於任一政黨，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允許香港由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執政，即使香港（名義上）並不存在共產黨。另一方面，香港立法會裡雖然有政黨存在，但由於行政長官是無黨籍的，因此立法會裡實際上呈現了「全都是在野黨」的情況。然而在一般情況下，會由經濟界和親共產黨的政黨，透過非民主式的選舉制度取得大量席次，作為親政府派支撐著政府。

但在這次的逃犯條例問題裡，經濟界人士也擔心自己遭到引渡，而產生強烈反彈。在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強烈要求支持修法草案的情況之下，親政府派的政黨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對這個不被看好的草案表達支持。親政府派議員同時也擔負著撫平經濟界不滿的任務，因為經濟界正是支持政府的重要基礎。

他們沒想到的是，修法草案卻被政府單方面宣布停止審議，這對這些議員來講等於是遭到背叛，因而極度憤怒。有報導指出，6月15日林鄭月娥對親政府派議員說明暫緩逃犯條例修訂的決定之時，部分議員放聲大罵，還罵哭了林鄭月娥。

現在示威遊行仍每週持續舉行，但政府幾乎沒有具體措施來試圖解決問題。市民對政府不信任的情緒持續高漲，在這種情況下，除了議員之外，連公務員都產生了反感。公務員開始進行集會與罷工，就連政府部門官僚也有多人參與連署，對政府發出抗議聲明。

而且不巧的是，今年11月即將舉辦香港區議會議員選舉，明年秋季則有立法會議員選舉。由於正逢「選舉年」，政黨必須對民意更加敏感，與不得民心的政府劃清界線。7月1日民眾衝入立法會，立法會遭受物理上的損毀，至今仍無法開會，但就算能夠開會，在政黨和公務員形同一盤散沙的現況之下，想必也是無法正常審理法案及碰觸敏感政策的。 

也就是說，在現況之下林鄭月娥根本無法正常實行政策，許多人認為她已經成了一隻跛腳鴨──而她5年的任期，還有將近3年未完。

強權鎮壓的極限：「天安門事件」不被允許重新發生

如此困難的現況之下，能倚靠的也只有武力了。一個集權主義國家，通常不會允許這麼大規模的運動持續延燒。眾所皆知，中國曾在天安門事件中出動人民解放軍，彌平學生運動。而在今日香港，若是駐港解放軍真的出動了，恐怕示威群眾也是要即刻垮臺的。

然而在香港示威遊行裡，解放軍出動的可能性頗低，畢竟解放軍一出動，必定引來國際社會的嚴厲撻伐，中國會遭受制裁、孤立於國際社會，而受到嚴重打擊。從「性價比」的觀點來看，出動解放軍完全是下下之策。

事實上，根據路透社的報導，6月12日立法會外警方與示威群眾爆發激烈衝突之後，隔天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在與美國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部長海大衛會談時，便表示解放軍不會干涉香港事務。

因此，香港政府也只能以自身力量鎮壓示威遊行，擴散恐懼，藉以控制運動的發生了，而肩負這任務的便是警察。然而對擁有報導與集會自由的香港而言，這也並非易事。繼催淚彈之後，每當警察使用橡膠子彈、布袋彈、海綿彈等各種大眾不耳熟的手段鎮壓民眾時，媒體便會進行報導，導致市民怒氣火上澆油。

7月21日的白衫人集團黑道襲擊事件，的確在市民心中種下了恐怖陰影。然而這個對行人乃至於媒體進行攻擊、使之負傷的集團，反而使同一天示威群眾襲擊香港中聯辦並進行破壞行為的「暴力性」受到淡化。

而「白衫人」與警察和親政府派議員過從甚密的畫面也被許多手機鏡頭給拍了下來，透過網路流傳、媒體報導，導致了政府與警察勾結黑道的惡評不斷擴散。

耗損的只有香港嗎？

如此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實在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在既不能打穩健牌，也不能打強硬牌，還受到夥伴背棄的情況下，仍必須試圖讓事態穩定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正因為香港政府束手無策，示威抗議才會持續進行至今。「雨傘革命」時，北京主打的「不妥協、不流血」方針與這次類似，結果運動持續了79天之長，但實際上困擾的是道路受到佔據的香港市民，北京政府幾無損傷。最近常見「白手套」的比喻：手套必須在手的操縱之下，去進行一些骯髒或危險的工作，而手本身既不會弄髒，也不會受傷。

但這次的事件真的會那麼輕易就結束嗎？就算示威遊行收斂，所留下的只有一個不被市民支持、喪失政策執行能力的政府。近來示威對經濟的影響也開始受到討論，若素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香港失去了國際的信任，在美中貿易戰持續進行的嚴峻國際情勢之下，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管道恐又更加限縮。而香港陷入混亂，臺灣總統大選便對蔡英文有利。

耗損的，恐怕不只有香港而已。

標題圖片：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民主派示威遊行，2019年6月9日，香港‧香港島（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