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方貞子：宣導國際主義外交

緒方貞子於2019年10月去世，國內外已發表了很多悼念她的文章，詳盡介紹了她的功績和人品，本文對此不再贅述，而是著眼於這位元活躍在國際事務中的國際政治學家的主張，從中選取其針對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言論，重新探討她曾經探索過的課題。緒方所體現出的最為明顯的特質，是她在堅持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同時，表現出冷靜透徹的現實主義，以及將它們相容並包的罕見的平衡感。

然而如果先從結論說起，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得出這樣的評價：緒方所追求的理想除了部分例外之外，並沒有在日本落地生根。反過來說，正因為如此，直至緒方生命的最後，我們都一直需要這位原來的奇才，而她自身對日本的現狀和未來的憂慮之情或許也在不斷加深。

平衡感與歷史觀

談到平衡感，首先我們可以把著眼點放在緒方的歷史觀上。對於二戰前至今天的日本政治和外交，緒方堪稱是萬事通。她在學生時代就旁聽了東京審判，並明確地表示：「此次審判不過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而已」，「無法接受把日本的擴張歸因為一大侵略性策略這個前提」（《訪談 緒方貞子回憶錄》，野林健、納家政嗣編著，岩波書店2015年版第52頁。除特別標注外，下文引用的緒方的言論均出自本書）。緒方典型的保守派和右派的論調實在讓人震驚。

不過，接下來她又條理清晰地說，「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再到太平洋戰爭，日本的外交政策顯然是失敗的」，「有關的決策者對此負有責任」。以此為動機，作為學者，緒方在美國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對滿洲事變的政策決策過程進行了詳細論述。當然，她也不曾忘記曾祖父犬養毅在「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以海軍少壮派軍人為主發動的暴亂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殺——譯注)中被殺的家族史。

年輕的緒方具有如此敏銳的洞察力和平衡感，實在是令人驚訝；同時，她還善於將現實問題直接聯繫到研究中去。她表示：「研究工作在實際事務中發揮了作用」（84頁），並斷言，將「實際工作和學術研究割裂開來」則「毫無意義」的（83頁）。

我們或許可以將緒方劃歸為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而從上述她的言論也可以明確看出，她的歷史觀並不同于日本的左派。她不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學術研究上追求真實性，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如何能夠實實在在地取得進展，並且，她「既不是人權主義者，也不是難民的救世主」（120頁），而是要在不同的事物中成為世界第一人。

緒方貞子的履歷

國際主義與人道主義

在緒方眼中，世界是處在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尤其是像日本這種規模的國家，和平與繁榮都不是僅憑一國之力就可實現的，因此必須參與到全球事務中去。這是緒方宣導的國際主義的本質，論及一切的前提。可以認為，她將這一思路貫徹始終，無論在難民保護還是發展援助上都是如此。因而她對於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的保護主義傾向尤其感到憂慮。

談及緒方的活動是否基於人道主義精神，她曾明確地表示：「這我不敢當，我只以一個常人的感覺做事」（250頁）。緒方目睹了身處困境中的那些人們以及慘不忍睹的現場，她說：「既然看到了，你不會袖手旁觀吧？一定想去做點兒什麼吧？這不需要什麼理由。」

緒方貞子在接受採訪（2008年1月，時事社）

她有一顆慈愛之心，同時又具有震撼人心的人道主義氣魄。在日本社會，她的思想究竟得到何種程度的接受並被付諸實踐，就連筆者自身也心存疑問。

有一段時間，在國際關係和媒體研究領域，「CNN效應」這個說法非常流行。以美國CNN為代表的新聞媒體播放爭端糾紛最前沿的畫面，輿論因此受到影響。有時輿論會傾向於退出爭端，但往往人們關注的是在呼籲各國政府採取措施應對（介入）方面發揮的作用。「CNN效應」將前提設定為民眾的思路是「既然看到了，就不得不做些什麼」，反過來說，民眾沒有產生這種衝動的話，也就無濟於事了。日本是否存在「NHK效應」呢？

與此相關，比如在美國或歐洲各國的中國大使館前，人權派或自由派針對中國國內對少數派的迫害或人權狀況惡化頻繁舉行抗議活動。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前也有各種抗議活動舉行，但引人注目的與其說是人權派和自由派，倒不如說是右派。這方面的內容將在下文詳細論述，總之，依照日本的外交和安保言論，絕不是什麼出乎意料之事，在日本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日本參與國際事務的扭曲結構

日本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以及參與範圍的擴大，就外交和安保方面而言，幾乎一直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中以日美兩國的合作形式展開的。依賴於美國已逐漸成為「習性」（77頁），實際上二戰後的日本，就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不斷擴大本國參與國際事務範圍的。

推行這一路線的，是由自民黨組建的歷代保守政府，他們被稱為「親美保守派」。在美國對日本的期待和要求不斷提高的過程中，為了維持和發展日美關係，作為同盟管理的手段，日本努力擴大所謂「國際貢獻」。

而左派和自由派勢力，無論是對日美同盟關係的加強，還是包括自衛隊在國外的活動在內的日本國際作用的擴大，都持反對態度。這不是與親美保守派在方法上持有不同見解，而是原則上的對立，他們認為此類事情原本就是不應該做的。這種外交政策也可以稱之為「孤立主義」。

完全脫離於上述對立局面的，是日本不單單停留在與美國的合作上，而是基於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更多更廣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可能性。代之以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支援日本擴大參與國際事務的唯有保守勢力，站在其對立面上的是左派和自由派勢力。日本謀求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力度與加強日美同盟就此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原本並非必然。譬如諸多歐美國家，它們存在著左派和自由派主張參與和介入國際事務的傳統，歐洲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著這樣一種勢力，即它們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從人道主義出發積極進行干涉。或許是因為日本幾乎完全不存在這種情況，以至於讓支援日本擴大參與國際事務的群體總是勢單力薄。

左派與自由派謀求的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同於有反美棄美論，緒方也不是反美棄美派。對於本應是日本主導的「人類安全保障」路線，緒方也歎息其只有理念上的討論，沒有付諸行動。

孤立主義也好，作為所謂日美同盟管理手段，在國際上謀求發揮更大作用也好，它們都與緒方的信念相去甚遠，但從結果來看，與緒方的目標有一致部分的大概是後者。因此緒方與歷屆日本政府都採取了積極合作的態度，還多次被提名為外相候選人，只不過最終未能實現。

儘管如此，歷屆政府針對日本國際作用的擴大所採取的措施，在緒方看來都是半途而廢的。比如在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PKO）上，她表示：「我(對政府派遣自衛隊)一直非常期待。可是，政府不能向危險地區派遣自衛隊」（《朝日新聞》2015年9月24日刊）。對於安保法案條文，緒方表示：「當我們負有國際上期待的維持治安的職責時，自衛隊前往國外也無妨」 。（《日本經濟新聞》2015年8月13日刊）

而反對自衛隊赴國外活動及《和平安全法制》（即通稱的「安保法案」）的勢力，只是膚淺地把緒方當作保護難民及和平的使者，為此緒方的上述言論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這就是緒方的現實主義思想。

針對安倍政權的「積極和平主義」，緒方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為此準備做出怎樣的犧牲，我們幾乎沒有聽到這方面的說法？所以我理解為這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朝日新聞》2015年9月24日刊）。她主張應該進一步付諸行動，我們不要與做過頭的批評混為一談。

國際主義沒有落地生根 

然而歸根結底，緒方所追求的國際主義精神沒有在日本落地生根。在安倍政府的領導下，日本宣導積極和平主義以及「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在長期穩定的政權下，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出場率看似也有所提升。儘管如此，要說日本人是否因此進一步放眼世界，準備為世界和平做出前所未有的犧牲時，現狀恐怕正相反。緒方留給我們的功課非常繁重。

在日本周邊安保形勢日益嚴峻、國內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應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防衛問題上，這樣的呼聲很大。從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來講也勢必如此，但從中長期的角度考慮，長此以往，日本的安全和繁榮果真能得以維持嗎？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緒方論述道：「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對遙遠國家的民眾有連帶感」（《我的工作》，緒方貞子著，朝日文庫2017年版，377頁），這並非單單是人道主義，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對此有了重新的認識，也許正是她的出發點。

標題圖片：1995年2月13日，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在薩伊（現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布卡武的難民營受到盧旺達難民的歡迎（AFP / 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