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C是否仍記「莫斯科教訓」? ——東京奧運的課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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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斷蔓延的背景下,安倍晉三首相與國際奧委會(IOC)主席托馬斯・巴赫直接商討後,決定推遲一年舉辦東京奧運。不過,在首相官邸進行的電話商議過程中並沒有邀請日本奧委會(JOC)主席山下泰裕參加。為什麼作為奧運主辦國當事方的JOC會被當作局外人?

開幕日,充分考慮了政治日程

3月24晚,除安倍首相外,還有四人齊聚首相官邸。分別是日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奧運擔當大臣橋本聖子和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森喜朗雖已不再擔任國會議員,但畢竟是原首相。這樣的陣容象徵著東京奧運是一屆由政治主導的奧運。

關於2020年夏季奧運,和IOC簽訂「主辦城市合同」的是東京都和JOC。再加上根據這份合同組建的組織委員會,奧運的當事方共有4個。日本政府處於提供支持的立場,首相出面交涉本來應該算是越權的行為。

最終敲定的延期安排是「明年7月23日開幕,8月8日閉幕」。日本奧組委秘書長武藤敏郎在記者會上解釋稱,「明年6~7月將舉行東京都議會選舉。7月22日議員任期屆滿。在這個時間之前舉辦奧運會欠妥」,透露出在賽事安排上充分考慮了政治日程這一事實。安倍首相的自民黨總裁任期也將於明年9月結束,所以也有政界人士指出,這樣安排恐怕也是因為首相希望「把奧運作為光榮隱退的記念活動」。

莫斯科奧運的挫折

作為體育和政治掛鉤的問題,不禁讓人聯想起1980年莫斯科奧運遭到抵制的事件。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對蘇聯(當時)入侵阿富汗表示強烈反對,日本、韓國和西德(當時)等西方國家響應卡特的呼籲,決定不參加莫斯科奧運,最終只有8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

JOC那時只是文部省(當時)下轄的日本體育協會(現在的日本體育運動協會)的一個委員會,主要職能就是通過日本體育協會領取用於強化體育項目的國庫補助金,並分發至各個競技團體。儘管體育界人士中「應該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的呼聲較大,但最後由於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和日本體育協會暗示威脅要中斷發放補助金,迫使JOC委員投票做出了不參加莫斯科奧運的決定。

不過,雖然同是西方國家,但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澳洲等國毅然前往參加,許多國家在頒獎儀式上都使用了奧運旗幟和奧運讚歌。體育界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表態——「要與政治保持距離」。

莫斯科奧運後,JOC也出現了力圖成為不受政府影響的獨立組織的動向。 1989年,JOC獲得設立財團法人的許可,從日本體育協會獨立出來,成為了擁有預算權限的一個組織。經濟界人士、西武鐵路集團掌門人堤義明出任第一代會長。在他的領導下,JOC通過利用運動員肖像權的「加油!日本!宣傳運動」等活動賺取強化訓練費,致力於實現民間主導的運營模式。

「依附政治」之風再起

然而,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泡沫經濟破滅後,企業贊助的運動隊紛紛暫停活動或解散,頂尖運動員們參加比賽的基礎發生了動搖。後來又因為雷曼風暴而再次遭遇經濟低迷,運動員身處的環境始終沒有得到改善。在這樣的背景下,依附政治的風潮再次死灰復燃。

轉折點在於2005年。當時,堤義明辭去JOC主席一職後,依然作為名譽會長在體育界發揮著影響力。但同年3月,他因在西武鐵路公司股票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而被捕,JOC失去舵手,民間主導的發展方向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同年4月,森喜朗出任日本體育協會會長。他還身兼日本橄欖球協會會長和JOC理事職務,其他自民黨政治家也相繼出任各個競技團體的一把手。麻生太郎出任飛碟射擊和籃球協會會長,河野洋平出任田徑協會會長,山崎拓出任壘球協會會長,安倍首相也出任了箭術協會會長,一舉在體育界打下了政治主導的根基。競技團體方面也開始認為,讓政治家出任一把手比較容易獲得國家下撥的補助金。

體育振興彩票(俗稱toto)進一步加速了政治主導的趨勢。這種彩票於2001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銷售,由文部科學省下屬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體育振興中心(JSC)」負責運營。起初銷售額一直成長乏力,但從2006年開始銷售最高獎金6億日圓的「BIG」彩票後,銷售額一下子猛增了上去。

作為具有政府背景的組織,JSC通過給體育界撥付扶持金來加強影響力,從2015年度開始對JOC加盟競技團體強化訓練費分配工作實施統一管理。這樣一來,JOC的存在感就日漸弱化了。

全球運動員,主動發聲

JOC的山下會長在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時,曾入選日本男子柔道國家隊。圍繞是否參加莫斯科奧運這個問題,他出席了JOC的討論會議,和當時同為金牌種子選手的摔跤運動員高田裕司(現任日本摔跤協會專務理事、JOC理事)均主張應該參加,這一幕後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但最終日本未能像英國等國那樣採納體育界的主張。

本次也是如此,在政治面前,體育界未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儘管JOC理事(首爾奧運女子柔道國家隊運動員)山口香一人力主推遲舉辦奧運,但山下會長卻表示「在大家全力拼搏之際說出這樣的話實在令人遺憾」,並沒有打算聽取運動員方面的意見。作為了解「莫斯科奧運教訓」的JOC會長,他那種徹底追隨政治的姿態實在令人感到極度遺憾。

另一方面,外國的運動員和奧委都紛紛通過社交媒體指出在尚未控制住疫情的情況下舉辦奧運的危險性,理直氣壯地要求推遲舉辦,與日本的態度形成了尤為鮮明的對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指出「不能以運動員的安全作為犧牲」,他是當年曾經斷然拒絕政府要求,最終參加了莫斯科奧運的英國傳奇金牌運動員(中距離跑)。

奧運不斷臃腫化,已經難以在缺少政治支持的情況下成功舉辦。但無論在任何時代,奧運的主角都應該是運動員,是體育界。

各國的奧委(NOC)需要承擔的職責,並不僅僅是派遣本國運動員參賽。奧林匹克憲章中寫入了國家奧委會的以下職責:提升奧運精神的價值、青少年教育、促進專業體育和「大眾體育」的發展、培養體育事業運營人才、反對體育歧視和暴力、通過和遵循世界反興奮劑規定、制定運動員相關醫療保健指導方針,等等。

「NOC必須確保自律性。同時,必須抵制可能妨礙其遵守奧林匹克憲章的任何壓力,包括但不限於政治、法律、宗教、經濟上的壓力。 」

受制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日程

在考慮政治日程的基礎上,東京奧運決定推遲一年舉辦。 IOC的官網上也寫著「日方相關人士和首相明確表示不能推遲到明年夏季以後」。但至今仍無法預測新冠疫情何時能夠平息。如果疫苗和治療藥的開發進展不順,全球疫情在明年還是得不到改善,那該如何是好?

一直在政治主導下運作的東京奧運和帕運面臨著種種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體育相關人士無法發聲的壓抑氛圍顯然是不正常的。作為奧運會的當事方,JOC有責任反映運動員的呼聲。為此,也希望JOC能夠具有重新找回主體性和存在感的「自律」氣魄。

標題圖片:東京奧運組委會會長森喜朗(右)和JOC會長山下泰裕(左)在暢談中(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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