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日本年輕人不熱衷社會運動？

年輕人的社會變革意識低下

近年來，世界各地以年輕人為主力的社會運動愈來愈引人注目，比如呼籲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問題的「#FridaysforFuture」全球同步行動，以及起源於美國、反對歧視黑人的「#BlackLivesMatter」抗議行動，等等。

日本也不例外，大批中學生積極參加「全球氣候抗議行動（global climate strike）」，一些高中生為抗議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而在文部科學省門前發表演說。網上還出現了其他許多抗議和維權運動，比如針對檢察廳修訂法案的抗議活動、「#MeToo」「#KuToo」等關於維護女性權利的運動。

然而，各種調查結果顯示，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年輕人參與政治，尤其是對社會運動的積極性和關注度依然不高。

比如，日本財團2020年對日中韓美英等9國實施的《18歲意識調查》顯示，日本受訪者中「認為自己可以改變國家和社會」的佔比最低，僅為20%左右。此外，據社會學家濱田國佑介紹， 2015年《階層與社會意識全國調查》（SSP調查）顯示，在G7成員國中，日本年輕人認為「個人的參與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的人數最少。

當然，這種特點並不僅僅存在於十多二十多歲的人群身上。NHK實施的《日本人意識》調查顯示，1949至1953年出生的人對「國民的行動正在影響國家政治」的意識最強烈，之後出生的人則愈來愈弱。換言之，本文討論的「年輕人遠離政治」「年輕群體厭惡社會運動」問題，並不僅限於十多二十多歲的年輕群體，比他們年長的人群也存在同樣傾向。

筆者並不是認為這種「遠離政治」「厭惡社會運動」的傾向源於他們的內在特質和精神層面的因素。莫如說，日本的年輕人面臨「不得不遠離」政治的結構性、文化性原因，這些因素對他們的意識產生了影響。本文將根據筆者收集的調查資料，探討年輕人如何看待社會運動，以及他們的避諱感和厭惡感為何而生。

愈年輕的人愈排斥示威遊行

那麼，我們年輕群體具體是以怎樣的形式與政治保持距離，遠離社會運動的呢？筆者和有關人員曾針對20至69歲的人實施過一次「生活與意識相關調查」（Synodos國際社會動向研究所，2019年），分析他們對社會運動的印象。

這個調查選取「示威遊行」作為主要的社會運動，列舉了六種觀點作為選項，向受訪者提問。下表展示了各個年齡段受訪者針對各個選項回答「認同」和「比較認同」的比例。前三個選項表示對示威遊行持肯定態度，後三個選項表示對示威遊行持否定態度。

儘管各個選項基本上都明確反映出了代際差異，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愈是年輕的人群愈是傾向於對示威遊行給出負面評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年紀較大的人群認為示威遊行是比較正面的行為。

經濟因素也壓抑了政治主張

為什麼愈是年輕的人群愈是將示威遊行解讀為「困擾」「在社會層面存在偏頗」「過激行為」呢？可以認為，一個原因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社會運動在日本社會逐漸開始為人忽視。工會的組織率低下，政治學家木下Chigaya指出，大學學生自治會和社團等中間團體也在不斷弱化。實際上，70年代以後，發生在城市地區的社會運動次數一直在減少，普通人基本上無緣看得到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在這樣的社會，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針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對抗的規矩。如果他們目睹了社會運動引發的某些改變，就能夠理解其中的意義，但如果連運動本身都沒有見過，也就談不上去參與了。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大家難以想像自己的行動可以引發某些改變，這應該是極為自然的心理。

此外，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舉個例子來說，70年代以後，大學的學費大幅上漲。當然，「年輕人」並不單指大學生，但過去被認為相對比較寬裕的大學生，現在的大也面臨著缺乏時間和金錢窘境。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實施的2016年度學生生活調查顯示，大學全日制學生的獎學金領取率在1992年（22.4%）至2016年（48.9%）期間翻了一倍以上。學費和獎學金（這裡指最常見的日後需要償還的助學貸款）的負擔壓在學生肩膀，給他們的求職就業帶來壓力。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想提出政治主張，向權威發聲絕非易事。

就業和社會立場的流動化也有影響

筆者在拙著《大家的『任性』入門》中提到，除了年輕人身處的社會已經發生變化這個因素外，「個人化、流動化」的影響也是年輕人遠離政治的重要原因。歷史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在《日本社會的機制》一書中主張，上世紀70和80年代的社會，即使並沒有那麼高度的均質化，但也存在相應屬性的生命歷程（life-course），「年輕人」與「女性」「工人」一樣，有屬於其自己的分類。然而在現代社會，即使他們上同一所大學，在同一個崗位工作，但是可以把這些身在教室或辦公室裡的年齡相仿的人，視作同類「年輕人」的人並不多。在這種背景下，即使試圖為自己的利害得失發聲，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擁有相同的利害關係。

另一方面，在學校和工作單位等空間，認為「大家都一樣」的幻想會愈來愈強烈，因而對於在公眾場合抒發己見這種行為，或會產生諸如「大概會被別人視作出頭鳥」「如果別人認為自己偏激怎麼辦」「會不會和同伴格格不入」等過度反應。

在這一點上，就業和社會立場的流動化也會產生影響。在非正式員工佔到就業人員的近四成，工作方式趨於多樣化的背景下，無論是工人運動還是關於其他社會問題的活動，能夠持續參與運動的人員就變得非常有限。即使運動取得了成功，也不知道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去享受成功的果實。這種立場的短期性和流動性，導致了以年輕人為代表的處於不穩定地位的人群，對「作為當事人」去改變社會這種行為，保持心理上的距離。

但是，「遠離政治」的問題，不僅是年輕人，也是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為了縮小年輕人和政治的距離，我們這些大人應該率先針對自己不滿的政策和制度發聲。向政府提出異議絕不是壞事，我們有必要身體力行，證明自己的行動可以改變社會。即便人們的價值觀不斷趨於多樣化，個人化、流動化更加顯著，但仍然會有許多人因為這種「呼聲」而得到救助，這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

標題圖片：反對《安全保障相關法》的高中生團體「T-nsSOWL」主導舉行的示威遊行活動，2016年2月21日，東京澀谷（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