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天皇：與時俱進的國民團結之意義

針對是否應該在疫情當下舉辦奧運，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取消。其中，還有人希望身為日本奧會名譽主席的今上天皇陛下（德仁天皇）明確提出反對意見。然而，作為「象徵」的天皇並沒有發表這種可謂帶有政治性的言論之許可權。為此，宮內廳長官西村泰彥表示，自己「察覺」到陛下似乎很擔心疫情持續擴大的狀況，讓廣大民眾感受到陛下的憂慮。正如此事所反映的那樣，象徵天皇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

「象徵」始於昭和天皇的戰後視察

即便在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也並存著「具有絕對性的『萬世一系』的天皇「與」擁有憲法賦予的統治權的天皇」這兩條規定，可見當時天皇同樣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另外，在明治時期，治國理政需要兩套邏輯，一是為了推翻江戶幕府的對內邏輯，二是為了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依法治國的對外邏輯。而戰前的日本，總是在各種場合分開使用這兩套邏輯，在不同時期會有所偏重。

戰敗後，這種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看似要被改弦更張。同盟國陣營中，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呼聲高漲，天皇制也變得岌岌可危。然而，盟軍司令部（GHQ）有著不同的想法。早在佔領日本之前，GHQ就已經開始研究今後如何以一種日本不會反抗同盟國的形式實現「民主化」，最終做出判斷，為了順利推行佔領政策，絕對需要維持天皇制。

不過，要是原封不動地保留天皇制，同盟國內部輿論肯定無法接受。因此，GHQ採用了要求天皇發表所謂的「人間宣言」等手段，以此彰顯天皇制的「民主化」。由此形成的最終形態，就是《日本國憲法》中規定的「象徵」概念。通過憲法限定天皇僅可從事國事行為，向國際社會展示了天皇制度已經不同於戰前。

而日本方面即使在戰敗後，也一直在考慮能夠通過與20世紀初期天皇制相近的形式來應對眼前的困局。但最終不得不接受GHQ提出的憲法方案，天皇成為了一種「象徵」。象徵，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因此根據不同的解釋，也可以帶入日方原本設想的方向。可以說，戰後的天皇制所走過的，就是這樣一條摸索之路。

其中的一次摸索，就是昭和天皇在戰敗後不久開始的全國視察。本來，《日本國憲法》中沒有任何關於天皇國內訪問的規定。換言之，這並非天皇的「國事行為」。天皇的訪問活動現在被解釋為符合「象徵」地位的「官方行為」。當時GHQ考慮的是，通過視察可以實現天皇與普通民眾的接觸，由此向國際社會展示日本的「民主化」；同時，要凝聚起戰敗後頹廢渙散的人心，天皇也有必要走訪全國各地。

1946年2月開始戰後全國視察的昭和天皇，訪問了戰爭受害者居住的橫濱市（共同）

也就是說，GHQ打算承認天皇的權威並加以利用。這與日方的考慮存在交集。昭和天皇的視察活動就是在雙方取得一致得以成行的。雖然接受了戰前教育的民眾都將此視為展示權威的行為，但媒體都將之視為天皇制變化的體現並做了積極報導，也有許多民眾對這種天皇制的形式表示了歡迎。換言之，儘管視察活動是為了擴大天皇的權威和許可權，但民眾則認為這是戰後走向民主化的一種變化。毋庸贅言，雙方就此在認識上的分歧時有發生。

美智子熱潮散去，摸索「象徵天皇制」之路仍在繼續

有關這種「象徵」的摸索只有也一直在繼續，民眾的理解也隨著時勢而不斷發生變化。上世紀50年代，已是青年的明仁皇太子（現在的上皇陛下）走入公眾視野；同一時期，日本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確立了戰後再次崛起，因而人們將兩者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了一起。皇太子身上沒有戰爭的影子，以清新的青年形象成為了媒體的寵兒，民眾對皇太子的期待一氣高漲起來。

1958年，皇太子與正田美智子宣佈訂婚，掀起了一股美智子熱潮，並一直持續到第2年。本來大家都以為皇太子會和有皇室血統的女性結婚，可最後他竟然和「平民」出身的女子訂了婚，這讓所有人都驚訝不已。而且，由於傳聞兩人屬於《日本國憲法》規定的基於兩性自願的「戀愛」結婚，這就更讓人們近距離地感受到了象徵天皇制。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發展迅猛的媒體紛紛不遺餘力地傳播他們的故事。這個時期，女性週刊雜誌創刊、電視走入一般家庭，新的媒體不斷出現，進一步推高了這股熱潮。如此一來，戰後基於《日本國憲法》的民主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在經濟高速成長的發展時期，皇太子作為「象徵」的形象逐漸得到了民眾的接納。

皇太子殿下和正田美智子在位於東京麻布的東京Lawn Tennis Club打網球，1958年12月6日（時事）

當時，日本政府希望擴大「象徵」的解釋，使天皇接近於國家元首的地位。但最終還是沒能把「象徵」這個表述改為「元首」。因為正如美智子熱潮所反映的那樣，在體驗了「民主化」並將之視為一種理想的人們當中，戰後誕生的「象徵」形象深入人心，大家尋求的已經不是那種權威性的天皇形象了。而這種天皇形象的落地生根，上述的媒體從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然而，身處美智子熱潮的漩渦之中，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皇太子妃在扮演著自己角色的同時，恐怕也感到了些許困惑。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曾經那般瘋狂的熱潮也迅速退溫冷卻。因此，皇太子等開始摸索新的「象徵」。本來，由於《日本國憲法》和《皇室典範》中並沒有關於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職務的規定，所以他們只有自己去思考。

最後想到的，就是「與社會弱勢群體的關聯」。他們走訪福利機構，積極與入住者接觸交流。此外，作為昭和天皇的代理人出訪外國時，還會參與涉及戰爭記憶的活動。就是這樣通過自行的反覆摸索，努力塑造新的象徵天皇形象。皇太子認識到，將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與日本傳統天皇制加以融合，「與國民同甘共苦」，這便是天皇應有的姿態；而且，「象徵」這個概念是對其最好的體現。

打造「平成流」的行動

然而，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這些摸索並沒有受到媒體的大力報導。在漫長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時代，媒體和民眾對天皇制都產生了一種像是厭倦的情緒，人們對經濟發展和個人生活的關注度提高，對象徵天皇制的關注度降低了。

1989年皇太子登基，事情發生了變化。人們對象徵天皇制的關注度驟然高漲。即位之後，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仍然在摸索作為「象徵」的應有行為，繼續開展了祭奠死難者的「慰靈之旅」等活動。作為「平成流」，這些活動開始為媒體所關注，天皇和皇后的行動和思想也給民眾留下了更加鮮明的印象。在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不斷減少的背景下，他們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形象讓眾多民眾產生了共鳴，被視為象徵天皇的理想姿態。

天皇陛下與皇后陛下（當時）在千葉縣旭市的旭市飯岡保健中心慰問東日本大地震的災民，2011年4月14日（時事）

另外，由於進入平成時代以後，大規模自然災害頻發，所以過去一直堅持與社會弱勢群體接觸交流的明仁天皇和皇后又做了進一步的延展，積極走訪災地。與此同時也沒有中斷對福利機構的訪問，關懷那些在分化的社會中尤顯弱勢的群體。這些都是對「與國民同甘共苦」思想的實踐，也以「平成流」的形式逐漸落地生根。人們認識到明仁天皇的訪問活動不同於昭和天皇的視察，天皇掛念民眾，來到人們身邊同甘共苦——這種形象成為大家的共識，並且延續到了令和時代。

當前，在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今上天皇陛下的言論和各種行動也可謂是平成流的延展。文章開頭提到宮內廳長官「察覺」陛下想法的發言，是出於對那些反對舉辦奧運的人們的關懷，擔心疫情擴散而表達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為舉辦奧運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出於對他們的關懷，陛下履行了作為日本奧會名譽主席的職責，宣佈了東京奧運的開幕。在現在這樣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的日本社會，可以說天皇始終都立足於團結國民之「象徵」這一立場，主動開展著行動。

天皇陛下在東京奧運開幕式上揮手致意。左邊是國際奧會（IOC）主席巴赫，2021年7月23日（時事）

標題圖片：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在愛知縣ama市的七寶燒藝術村，參觀當地小學生的製作體驗教室，2019年6月1日（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