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孤獨,造成無人可依的社會

社會

受疫情影響,自覺控制外出的措施再度延長,人們與社會及他人的接觸變得更少,孤獨問題日益嚴重起來。筆者指出,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日本人「不能給別人添麻煩」的心理意識。

與其他國家相比感到孤獨的日本人更多

2021年2月,日本任命了「孤獨孤立對策擔當大臣」,設立了「孤獨孤立對策擔當室」。現政府也繼承了這一政策。這些措施體現了日本政府對孤獨問題抱有深切的危機意識。實際上,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有很多人處於孤獨無助的境地。例如,2005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佈報告指出,在24個成員國中,日本是孤獨者最多的國家。

這一傾向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日本內閣府於2015年針對4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實施了「老年人生活和意識的國際比較調查」。其中,日本回答「除了同居家人之外,沒有可以依靠的人」的受訪者比率很高,可見有很多日本人在社會中處於孤獨無助的狀態。

年輕人的情況也與此類似。日本內閣府2018年以7個國家的13-29歲年輕人為對象,實施了「我國與各國年輕人意識調查」。其中,針對「有煩惱或擔憂時想找誰去商量呢」的設問,回答「不和任何人商量」的受訪者,在日本人中比例出奇高。

反映了日本的孤獨者人數眾多的一個例證是,日本的自殺率在國際上也屬於較高水準。例如,2015年每10萬人中的自殺率,日本在183個國家中排名第18位。在「我國與各國年輕人意識調查」的受訪國中,自殺率排在日本之前的也僅有韓國而已。從這些調查結果也可以看出,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孤獨問題更為嚴重。

那麼,為什麼在日本有那麼多孤獨無助的人呢?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日本對個人及自由的獨特立場出發來探討孤獨問題。

將窮人視作「麻煩」而切割拋棄的社會

和許多已開發國家一樣,日本社會也把「尊重個人」和「自由」作為應該守護的重要價值標準。由於尊重每個個體的主義、信條和決定,所以更加重視保護自由。但是,「自由」通常伴隨著「限制」。和其他國家一樣,「對他人施暴」、「搶奪他人物品」等行為,在日本是作為「危害他人的行為」被嚴格禁止的。而此處的暴力,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暴力。

日本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將「給社會或他人添麻煩」當做一種「對他人造成危害的行為」。在日本,「因自己努力無法解決問題而依賴他人的行為」容易被視作禁忌,被認為是一種會給他人帶來麻煩和損失的「添麻煩行為」。日本社會中,在「尊重個人」「自由」等標籤的背後,隱現著「顧慮社會看法」的集體心理。

這種「日本式自由主義」社會,優先考慮對周圍人和社會的責任,而非優先保障個人權利,對日本的孤獨問題也產生著巨大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再稍微詳細分析一下。

日本社會把像農村共同體那種人與人緊密關聯的社會,視作令人窒息的「集體主義」,認為應該對此加以變革,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在力爭建立一個個體脫離集體也能生存的社會。在此過程中,我們建立起了一種社會體系——在這種體系之中,人們無需通過與他人的關聯,只通過貨幣就能獲取物品和服務,並且社會保障還在進一步補充完善這個體系。如今,只要具備一定的資產和網路接入條件,就可以過上無需與人見面的生活。

這樣一來,當獨自一人就能生活的體系一旦形成,人際關係就會呈現出「根據自己的個人喜好與他人交朋友」的傾向。現在已經不是必須置身於某種人際關係之中才能生存的時代了。我們的生活是通過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努力打拼獲得學歷或資產來維持的,而非通過與他人的關聯來維持。換言之,我們獲得了遠離他人的自由,相應地也必須承擔起努力賺錢維持生活的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遇到困難時依賴他人」這一可謂人類社會根基的互助行為,實施起來就變得很困難了。如前所述,獨自一人就能生活的這種體系的基礎,是每個人都能賺取生活費獨立生活。於是,那些依賴周圍人的人,就容易被認為是不努力想辦法去維持生活的懶漢。因此,在日本社會中,任何微弱的求救之聲,都會被「矯情」和「給他人添麻煩」的大合唱所淹沒。

2016年,以東京50公里圈內居住的5631名人士為對象,實施了「首都地區居民工作、生活與社區調查」(代表:橋本健二)。調查結果顯示,越是經濟拮据、家庭困難、人際關係單調的人,越是強烈認同「不能給他人添麻煩」。「日本式自由主義」社會優先考慮對周圍人和社會的責任,這種社會內含著一種機制——對陷入困境的人貼上「麻煩」標籤並加以切割捨棄。

不方便的日本生活保障制度

就算無法依賴他人,但規模更大的「社會」如果能夠為個人生活提供保障,那麼孤獨或許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基於不能依賴他人的同樣理由,在日本也很難依靠「社會」(政府援助)來解決問題。

和很多國家一樣,日本也建立了確保國民最低生活水準的生活保障制度。生活保障制度,是將日本國在憲法中保障的「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權利」制度化的產物。因此從道理上講,只要居住在日本,誰都可以享受此權利。但在日本社會,「享受生活保障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想法實難為大家普遍接受。

在日本社會,就算勸說那些生活貧困的人去申請生活保障,不少人也會表示「絕對不接受生活保障」。而領取生活保障的人遭受白眼非議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在這背後,可以隱隱窺見絕不給他人添麻煩的日本式自由主義的身影。

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生活保障制度以稅金為財政來源。因此,生活保障制度可以說是由全體國民來保障我們本應享受的最低限度生活水準的互助性制度。若從略帶惡意的角度來看,生活保障制度也可以認為是周圍人替那些不努力賺錢或沒能力賺錢的人代為承受負擔的一種制度。站在後者的角度,享受生活保障的人,有可能會被認定為不努力賺錢、甘願成為他人負擔的「添麻煩的人」。實際上,在日本已經出現了激烈苛責生活保障領取者的「暴行」。正因如此,為了避開這種指責,才會出現人們堅決拒絕申請生活保障的情況。

日本的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種不方便的制度,只有當個體不幸被逼入絕境時才被迫誠惶誠恐地利用。「日本式自由主義」社會把向他人或政府請求援助當作一種「添麻煩行為」,強調對周圍人和社會的責任。在這種社會裡,本來就很難指望有什麼可以依靠。

為避免給別人添麻煩產生的孤獨

如前所述,對個人的尊重和自由必然伴隨著限制。而社會形態因限制的方式不同會發生很大變化。乍一看日本社會很自由,但避免給他人添麻煩的意識,往往會強烈地束縛住每個人。正因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日本雖然沒有推出特別嚴格的限制措施,但也有很多人自發戴上了口罩,通過自律規範自己的行動來防控疫情。這是美國和西歐各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不遵守規則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則會被認為是「給社會添麻煩了」,遭到嚴厲的另眼相待。

比起個人權利,「日本式自由主義」更傾向於重視對周圍人和社會的責任,並演化出在其他國家少有的紀律和秩序,進而催生出更多孤獨與無助。

標題圖片:害怕給社會添麻煩的孤獨者(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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