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國立劇場（前篇）「日本文化藝術招牌」

在日本首都東京的中心地帶，有一座沉睡的高規格大劇院——位於皇居護城河邊的國立劇場（大劇場、小劇場、演藝場）關閉已有1年半時間。因場館老化需要重建，原本已經制定官民合作的重建計畫，但時至今日，依然沒有落實下去的眉目。

國立劇場的成立與使命

國立劇場（東京千代田區）設於1966年，目的是「公開展示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曲藝、培養傳承者、開展調查研究，實現對傳統曲藝的保存與振興」。

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已經多次提出建設國立劇場。明治時期是作為歐化政策的一部分，戰後是作為「文化國家」的象徵，反映了各個時期國家層面的期待。

1954年修訂《文化遺產保護法》，創設針對傳統曲藝和工藝技術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指定制度後，設立國立的「有力推進曲藝相關綜合策略的核心機構」一事終於有了路徑方向。

在國立劇場，專業的傳統曲藝表演家可以潛心鑽研作品，呈現精心打磨的表演藝術，讓觀眾大飽眼福。同時，劇場設施還會租借出去供民間演出之用，也是一個多年來不斷孕育影響廣泛的才藝文化，面向普通民眾的開放舞臺。

培養傳統曲藝繼承者也是國立劇場肩負的使命。目前，平時給人以強烈世襲印象的歌舞伎演員中的3成，還有歌舞伎義太夫「竹本」中的近9成人員都在國立劇場參加過研修。2019年，參加研修的竹本中還誕生了推行研修制度以來的首位「人間國寶」。讓經典接受現代觀眾的考驗，孕育肩負未來的演出苗子——多年來一直低調地支持這種短期難以實現收益，交給民間又會造成過大負擔的活動，這一點便是國立劇場存在的意義。

儘管如此，除了表演家外，多年來一直喜愛國立劇場演出的觀眾也逐漸步入高齡，而年輕一代又會先行產生「門檻太高」的印象。繼承、深化從第一代起歷經半個世紀塑造起來的角色身份，成為一個平易近人的歡樂舞臺，作為國際文化觀光據點大放光彩——這是政府勾勒的新一代國立劇場的發展藍圖。然而，2022和2023年實施的重建專案招投標兩度流標，起初設想新國立劇場2029年秋季重新開門迎客的方案看不到任何頭緒，結果，國立劇場最終在2023年10月關閉。

旋轉舞臺等特殊舞臺機關

國立劇場重建專案，被定位為文部科學省、文化廳、國土交通省等相關部門合作實施的國家項目。在3月召開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石破首相在答辯環節表示，國立劇場是「我國文化藝術的招牌」「我絲毫不認為可以放任目前的狀況」。

招標流標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間中斷的工程項目重啟浪潮引發的人手不足，以及日圓貶值和烏克蘭戰爭導致的建材費用飆升。這並非國立劇場特有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醫院、學校、災區工地等公共專案面臨嚴重流標問題的報導。

不過，招標陷入困局的背後，存在更加複雜的綜合性因素。首先是建築難度。就日本的曲藝而言，戲劇和舞臺處於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比如歌舞伎，不少作品都必須搭配花道、升降臺、旋轉舞臺等特殊的舞臺機關。

建成之初的國立劇場。（上）大劇場的舞臺口寬度為22公尺。還專門為歌舞伎表演建造了花道（下）大劇場的舞臺上有一個直徑20公尺的旋轉舞臺，其中設有16個升降臺。借助這些機關裝置，無論多麼複雜的戲劇都可以自如應對（攝於1966年10月，時事）

國立劇場的旋轉舞臺直徑達20公尺，為日本全國之最。舞臺下方設有用於轉動這個旋轉舞臺和操控升降臺的裝置。其深度相當於5樓的高度，重約300噸。了解60年前建設情況的工匠已無人在世。重建必須顧及貫穿劇場地下的首都高速公路，慎重推進調查研究工作，探索最合理的方案。

同時，在作為地震大國的日本，公共建築需要滿足的安全標準也十分嚴格。狹窄的通道和觀眾席上方的頂棚等，都必須按照現行的抗震標準進行大幅調整。之所以決定是重建而不是翻修，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原因。總而言之，在技術層面，建設方的負擔也比較重，有能力承包這個專案的企業寥寥無幾。

遏制財政支出的好處和對民間企業而言的風險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民間主動融資（PFI）的利弊。將公共設施的建設和運營工作委託給民間，以注重效率的觀點看待從建設之初到之後的維護管理費用和收益的PFI模式，具有可以遏制財政支出膨脹的好處。進入本世紀以來，日本採用PFI模式修建公共基礎設施的情況越來越多。

在少子老齡化導致稅收成長無望，且社會保障費用支出不斷成長的日本這樣一個國家，無論作為「我國文化藝術招牌」的國立劇場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如果被視為只對一部分人有好處，那麼就難以給投入稅金的行為賦予正當性。

因此，為了在既保存、展示傳統曲藝這個核心要素，又儘量減輕國庫負擔的同時，使之得到更廣泛人群的使用和喜愛，於是就選擇了著眼於融合飯店、餐廳、咖啡店等民間收益設施的PFI模式。

不過，對於民間企業來說，風險也比較大。因為按照承包方案，要承擔建成後20年內的設施維護管理工作，並向政府上交土地租金（最初估算值為每年9.65億日圓左右）等費用，一旦對收益狀況預判失誤，可能會出現虧損。
2月份的時候，為了便於民間企業參與項目，政府提出了提高收益設施用途自由度（最初要求必須開設飯店）、調整土地費金額設定的方針。考慮物價上漲的因素進行調整之後，目前的預算規模大約為1020億日圓。儘管政府調整了專案方針和財政預算，但第3次招標的時間仍然沒有確定。

藝術傳承中斷的危機

國立劇場並非完全關閉，劇場園區內仍可使用的研修設施，以及國立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綜合中心（東京澀谷）依然在開展培養傳承人的活動。然而，在曲藝的世界，有道是「百練不如一戰」。站在舞臺上的機會減少，對磨練技藝的人來說是致命性的打擊。

因此，國立劇場也在盡力保障替代演出場所。但「替代劇場的歌舞伎演出計畫較2019年的天數減少了大約42%，文樂減少了大約5%」（日本藝能實演家團體協議會，2024年調查），藝術傳承可能中斷的嚴重危機令人擔憂。

背景原因在於東京都內的劇場數量不足。有些因老化翻修而暫停開放，有些因經營狀況不佳而關閉，即使不屬於這些情況，就表演行業整體來看，場地爭奪戰也是日趨激烈。各個城鎮設置的公共設施（音樂廳）均以居民的平等使用為前提，基本上不會顧及是否提供給那些以演藝為生的人使用。

表演家承受的負擔

不同於歐洲的國家大劇院，國立劇場（目前）沒有專屬的演員、舞蹈家、藝術總監。在歐洲，由於劇場要雇傭人才，一旦因劇場自身原因導致演出機會減少，即薪酬下降的話，就可能發展為工會組織的罷工或行政訴訟。因此，即使是在劇場翻修期間，劇場或負責管理運營的組織也會積極籌畫替代演出或全球巡演。

反觀日本，表演家們要麼是以自由身份應邀演出，要麼是以作品發佈平臺的形式使用國立劇場。如果出現演出機會減少的情況，就必須自行申請補助或想辦法籌措資金。

因此，表演家們不得不各自組建互助協會，策劃演出活動，自主面向藝術文化振興會等機構申請補助，在日本或全球各地舉辦巡演，自己創造演出機會。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在劇場數量不足的情況下，整個表演行業都為保障演出場地而繃緊了神經。

圍繞尋求的目標展開本質討論

關於國立劇場的重建問題，人們圍繞財政資金投入、選址、方法展開了各種討論。但最為重要的是，包含表演家在內的全體民眾到底要向「國立劇場」尋求什麼這樣一個本質問題。

「國家大劇院」發源於歐洲，隨著市民變成主角的現代國民國家的發展而登場。日本的「國立劇場」雖以歐洲的劇院為範本，但無論其歷史、理念還是形態，都與歐洲的劇院大相徑庭。在藝術的歷史和土壤不同的文化圈之間，原封不動地「植入制度」，未必能產生好的結果。因為日本的曲藝界存在長期養成的習慣、便於開展活動的機制，比如以「座頭」為中心組建「座」的習慣，以及存在各個流派的表演群體，等等。

正因為如此，必須明確日本的國立劇場到底追求什麼，對於民眾而言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場所。現在能不能說我們已經為此充分展開了本質性的討論呢？如果不把這樣一個預料之外的視窗期轉化為思考下一個百年大計的良機，恐怕就太過可惜了。

同時，這也是重新審視文化政策全貌的一個契機。建設多個作為表演家們不斷鑽研，探尋創造，獲取收入的場所的、具有專門針對性的公共劇場，在翻修時期臨時靈活融通過渡——當下的日本恰恰缺少這樣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劇場）。這個問題並不僅限於傳統曲藝領域。有必要考慮那些將表演作為一個產業而非愛好，並以此為生的人們，以及相關專業群體的可持續工作方式，找到建築與「內涵」之間的「最優解」。

標題圖片：國立劇場（東京都千代田區，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