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除學費」無法解決的社會不平等──大學與企業結合成「地位財」所引發的零和競爭

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機會平等」

隨著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社會與經濟不平等擴大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曾在1970年代被稱為「一億總中流」的日本，進入21世紀後也不再例外。強調市場競爭、個人選擇與結果自負的新自由主義者，將解決不平等的途徑寄望於「機會平等」的實現。這種思維不再訴求福利國家透過資源再分配達成「結果平等」，而是轉向鼓勵個體透過教育相互競爭。政府的角色則轉為擴大教育機會供給，並透過獎助學金等方式提供學生財政上的支援。

另一方面，許多先進國家的實證研究一再指出，儘管中等與高等教育持續擴張，卻未能明顯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平等，日本也不例外。多項研究結果顯示，光是實現教育機會的平等，並不足以帶動整體社會的平等。

不過，日本在眾多先進國家中，更展現出某些特殊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並未積極透過擴大教育機會來實現整體社會的平等，這一點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上可見一斑。

仰賴家庭支出的高等教育與受限的「第二次機會」

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比起依賴政府公共支出，更高度仰賴家庭支出。首先，約三分之二的大學教育機會由私立大學提供，而這些學校的收入主要來自學生繳納的學費。其次，國立大學同樣收取學費，且自1971年以來持續調漲。1975年時，國立大學的學費僅為私立大學的約五分之一，但到了2008年，已升至約三分之一，逐漸逼近私立大學水準。換言之，日本政府透過壓低公共支出、轉嫁成本給家庭的方式，長期放棄了以國立大學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政策方針。這與歐洲多數以國立大學為主、實施免除學費政策的高等教育制度有顯著差異。

日本不僅高度依賴家庭負擔學費，在對家計的財政補助方面也展現出其特殊性。根據德國比較政治學者格里茲曼（Garritzmann）於《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2016, Palgrave Macmillan）中的研究，各國在大學教育的學費制度與財政支援的組合型態，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北歐型，學費全免，且政府對學生提供充足的財政支援（低負擔、高補助）；第二類是歐陸型，學費雖全免，但財政支援相對薄弱（低負擔、低補助）；第三類則是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模式，雖然學費高昂，但政府提供較多財政支援（高負擔、高補助），不過近年已逐漸從補助轉向學貸；最後一類則是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型，學費需自付，且政府的財政支援也相對有限（高負擔、低補助）。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類制度反映出其透過壓低財政支出，建構起一套「低成本」的高等教育體制。

儘管如此，從量來看，日本的大學教育在國際比較下仍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擴張。根據最新統計，18歲人口中約有六成升學至四年制大學。雖然各國的統計方式略有不同，但這個比例與英國、美國相比並不遜色。然而，日本與其他先進國家之間仍存在差異。其一是進入大學的多為剛從高中畢業的18歲學生。中等教育畢業後，先進入職場等累積其他經驗後再選擇就讀大學的比例極低，導致進入大學的機會幾乎集中在高中畢業後的單一時間點。換言之，日本的高等教育幾乎未被視為「重新學習」的選項。這種「第二次機會」的匱乏，也因研究所進學機會有限而更加惡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社會普遍不認為研究所學歷具有明顯價值，這點與其他先進國家有明顯落差。

學費無償化與「地位財」之間的零和競爭

近年來，日本這種「高負擔、低補助」的模式開始出現轉變的跡象。政府終於著手推動高中及高等教育的學費無償化政策。

自2010年起，日本政府針對公立高中實施學費無償化政策，不論家庭年收入一律免除學費。對於私立高中，除了中央政府提供就學支援外，大阪府與東京都也動用地方財源推動學費無償化，其中東京都設有限制家庭所得，大阪府則無設限。隨著地方政策的推動，日本政府於2025年決定，自2026學年度起，無論公立或私立高中，全面取消所得限制，實施學費無償化。

此外，這項變化也延伸至高等教育領域。自2020年4月起，日本政府開始實施「高等教育修學支援新制度」，依家庭收入狀況減免學費，或提供給付型獎學金。雖不詳述制度細節，但整體而言，這可視為一項針對低收入家庭學生、擴大其就讀高等教育機構（如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等）機會的財政支援政策。

這些學費無償化政策，無疑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就讀私立高中，甚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僅靠減輕或消除經濟限制，仍不足以實現透過教育來達成社會與經濟平等。以下將透過「地位財（positional goods）」的概念，進一步說明其中原因。

所謂「地位財」，指的是其價值取決於與他人比較所產生的相對性，並將此種相對價值與各類社會經濟地位連結的概念。舉例而言，透過學歷（就讀學校的背景）或職業所獲得的社會地位，便可被視為一種相對於他人的價值體現。

當大學的招生名額是固定的，能否進入大學就成了一種零和競爭（也就是一方獲利，必然伴隨另一方的損失）。若將學歷的價值視為相對於他人的相對性價值，而非個人實際學習內容的絕對價值，那麼即使都是大學畢業，「畢業於哪一所大學」便成為關鍵。進入選拔嚴格、聲望高、排名高的大學與否，正是取決於招生名額的有限性所導致的零和競爭。

家庭背景對高中階段前學業表現的影響

在日本，就業機會同樣可用「地位財」的概念來理解。薪資優渥、具成長性，且提供高度雇用穩定性的大企業職缺，至今仍主要透過「新鮮人一併採用」制度進行徵才。學生須在就學期間內參與就職活動，才能進入心儀企業。這類就業競爭同樣呈現零和性質，因為優質的新鮮人職缺本身即數量有限。

進入公司後，員工普遍期望能透過內部晉升累積技能，並逐步提升薪資與職位，這正是所謂的「成員型」雇用制度，也就是重視是否為組織內部成員的制度設計。與歐美盛行、依據職務需求從外部招聘人才的「職務導向型」制度不同，日本的勞動市場尚未發展出成熟的外部人力流動機制（即轉職市場）。也因此，初次就業時所面臨的零和競爭，顯得格外關鍵。

只要能力發揮的機會仍被侷限於組織內部，優質且穩定的就業機會便難以擴大。更何況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失落三十年」期間，即使企業獲利，也多將資金優先投入內部留存，而非回饋給員工。除了每年可調薪、享有長期雇用保障的大企業正職員工外，中小企業與非典型就業者的實質薪資則持續遭受壓制。

作為地位財的學歷與就讀學校背景，所引發的是一場零和型的競爭，而這些又與另一種地位財——就業機會（如進入大企業成為正職員工）密切相連。能錄取哪所大學、日後能進入何種企業，構成了一套接續性的階序（hierarchy）。換言之，大學的序列與企業的序列結合成一個地位財體系。

此外，不僅是日本，許多先進國家普遍存在一個現象：父母的學歷、職業、年收入等家庭背景（即社會階層或階級）的差異，會對從初等教育到完成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業表現（educational achievement）產生顯著影響，且這種影響力至今依然持續，並未減弱。換言之，若無法縮小大學入學之前、高中階段為止在學業表現上的階層、階級差異，即使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有所擴張，也難以鬆動由學歷與雇用機會作為地位財所構築的這套零和競爭式階序（hierarchies），其所產生的差異化與不平等仍將存在。因此，無論是學費無償化，或是給付型獎學金等試圖消除經濟障礙的政策，最終仍受到日本這套制度性結構的侷限，而難以發揮其原本預期的效果。

即便當今的經濟與產業環境已歷經劇烈變化，以大企業為核心、提供穩定就業機會的「成員型」雇用制度依然持續存在。相對地，儘管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在數量上有所擴增，根據入學難度所形塑的大學序列結構，至今也未見明顯改變。更進一步來說，串聯這兩個序列體系的大學新鮮人一併採用制度，也未見大幅變革的徵兆。

只要這些曾成功帶領戰後日本走向經濟成長與社會穩定的制度持續存在，社會與經濟層面的不平等也將難以改變。前文所提及的「第二次機會」的缺乏，更加深了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長期以來支撐日本社會穩定的制度，也成為製造不平等的根源之一。那麼，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可以確定的是，光靠擴大教育機會的數量，已難以真正改變現況。比起不設所得限制地推動公私立高中的全面免學費，更有意義的作法或許是將更多政府資源投入於提升初等與中等教育的品質，並致力於縮小因家庭背景等因素所造成的起跑點落差。

標題圖片：前往東京大學考場的考生，2025年2月25日，位於東京文京區的東大本鄉校區（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