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局勢動盪之下的日美韓關係──秉持大衛營精神,強化日韓合作

政治外交 國際

當前國際秩序流轉變動,南韓總統大選對於日本的國家安全具有重大意義。日美同盟與美韓同盟表面上歷史背景各異,但筆者稱兩者為「雙胞胎同盟」,本文展望轉型期間的日韓關係。

南韓總統大選由進步派領先

南韓於6月3日舉行總統大選。此次選舉起因於前總統尹錫悅在去年12月3日宣布「緊急戒嚴」,隨後立即遭國會彈劾並經憲法法院裁定彈劾成立所引發。

關於選戰的媒體報導指出,進步派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前主席李在明,目前處於領先地位。若進步派候選人當選,不少人擔憂新政權將對日本採取強硬立場。

回顧尹錫悅的前任總統文在寅,同樣來自「共同民主黨」,其任內日韓兩國曾因徵用工問題、雷達照射事件、慰安婦爭議等陷入嚴峻對立,令人記憶猶新。

與此相對,保守派的尹錫悅政權則採取日韓合作路線,其外交成就的高峰為2023年8月18日,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韓總統尹錫悅與美國總統拜登三位領袖,於美國總統度假地大衛營會晤,針對強化國家安全的合作達成共識。

此外,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尹錫悅總統在3天前的8月15日所發表的演說。當天雖然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卻也是紀念南韓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光復節」。當天原本可以是南韓重新批判日本殖民歷史的機會,尹錫悅卻在演說中特意提到,駐日「聯合國軍隊」的後方基地「正是阻止北韓入侵的最大嚇阻因素」(*1)

(*1) ^ 『日本經濟新聞』2023年8月15日晚報。

日美同盟與美韓同盟為「雙胞胎同盟」

1950年6月,北韓入侵南韓,引爆韓戰。美國等國以「聯合國軍隊」的名義,展開軍事干預,以捍衛南韓的國家安全。韓戰期間的1951年9月,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之間另有一份稱為「吉田—艾奇遜換文」之文件,內容是面對韓戰的現實,日本承諾透過提供基地與後勤支援,以支持聯合國的軍事行動。

此外,隨著1953年7月簽署韓戰的停戰協定,翌年2月,日本與參加韓戰的聯合國軍參戰國簽署《聯合國軍隊地位協定》。我們平常所稱的「駐日美軍基地」裡,包括位於座間、橫須賀、佐世保、橫田、嘉手納、普天間與白灘等基地,實際上也同時屬於此協定所指定的「駐日聯合國軍事基地」。尹錫悅總統在光復節演說裡所強調的,正是日本對於南韓國防的重要性。

美國當初之所以介入韓戰,其背後的戰略考量在於,當時封鎖蘇聯政策的核心正是防衛東亞的日本,與西歐防線相輔相成。而南韓對日本而言,在地緣戰略層面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對於日本而言,韓(朝鮮)半島地政學意義的國際政治脈絡,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為了防止朝鮮落入俄羅斯帝國的勢力範圍並保障自身安全,日本遂於1905年陸續取得美國(桂—塔夫脫協定)、英國(第二次日英同盟協約),以及最終俄羅斯(朴資茅斯條約)對其勢力範圍之承認(*2)

即便歷經日本戰敗,與南韓之地政學關係,仍未出現本質上的改變。美國在韓戰的實戰中深刻體認到,對於南韓的國家安全而言,日本的基地戰略價值,等同於南韓之於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進而促成《日美安保條約》之簽訂。因此,1953年10月所締結的《美韓共同防衛條約》與日美同盟,形成相互支援的架構。從歷史淵源觀之,兩者可說是「雙胞胎同盟」。日美同盟並非僅止於日美雙邊的範圍,實際上可視為一個包含「美日—美韓雙同盟」的國家安全體系之關鍵環節(*3)

(*2) ^ 但在此強調本文並無意正當化日本對於朝鮮之殖民統治。

(*3) ^ 千々和泰明《戰後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從日美同盟、憲法第九條到國安會》(暫譯,中公新書,2022年),頁43;千々和泰明,《日美同盟的地緣政治學:重探「五大死角」》(暫譯,新潮選書,2024年),頁54。

第二任期的川普政權對於日韓關係之影響

然而,正如我們回顧文在寅政權時期所見,日韓關係並非始終一帆風順。若南韓再度誕生進步派政權,「美日-美韓雙同盟」將產生何種變化?

即使日韓關係時有波折擱淺,戰後得以維持「美日—美韓雙同盟」,主要得力於美國在雙方之間的介入調停。但第二任期的川普政權主張「美國優先」,面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恐將採取和解態度,導致令人不安的情緒漫延。此對於川普政權的憂慮不安,沒有例外地在東亞同樣不斷擴散漫延。事實上,川普的第一任期即曾揚言撤出駐韓美軍。

另一方面,北韓自2024年10月起派兵協助俄羅斯進犯烏克蘭,而且早在同年6月19日,北韓總書記金正恩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象徵自蘇聯時代以來兩國的同盟關係,實質上正在復甦之中,此事態亦招致區域性的警戒心急速升高。在此狀況之下,若南韓出現進步派政權,導致日韓關係惡化,而美國亦對此區域日漸疏離,將形同最嚴峻的戰略情境。

不過,著名政治學者車維德(Victor Cha)曾分析日美韓三國關係,並提出一項廣為人知的主張:美國對此區域的安全承諾顯現動搖之際,日韓反而傾向協調合作(*4)。考量到面對區域內霸權主義行動的擔憂升高,以及川普政權的「美國優先」政策之風險,無論南韓最終由哪一方政權執政,能否延續「大衛營精神」,強化日韓捍衛國家安全的相互合作,將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對於促進日韓捍衛國家安全的協力合作,尹錫悅總統貢獻良多,唯其宣布「緊急戒嚴」之舉,無論在國內外皆引發莫大疑慮。而「緊急戒嚴」最終被推翻,象徵著南韓民主制度的成熟茁壯。在這個由諸多威權國家環繞的東亞區域,日本與南韓作為兩大民主國家,相互攜手合作,並導入美國之力,謀求此區域的國家安全,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相當重要。

此外,鑑於川普政權「美國優先」政策所帶來的結構性轉變,美國的盟邦勢必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以捍衛國家安全。未來除了強化日美韓的協力合作之外,日美菲、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日本與英國、義大利(GCAP)等「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形式的國家安全合作機制,亦須持續建構深化。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與所屬機構無涉。

標題圖片:2023年5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駛入南韓釜山港,艦上懸掛象徵自衛艦旗幟的旭日旗(共同)

(*4) ^ 車維德(Victor D. Cha),《美日韓:超越對立的夥伴關係》(暫譯,船橋洋一監譯、倉田秀也翻譯,有斐閣,2003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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