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矛盾的虛與實：思考超高齡社會的社會保障

單純比拚減輕負擔的作法是民粹主義

近來，在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減輕在職世代負擔」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朝野各黨競相提出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所謂的「103萬日圓門檻」）、下調消費稅率與社會保險費等政策，主張「減輕稅金與社會保險費負擔，提高勞動者的實質可支配所得」。

在薪資漲幅追不上物價上升的情況下，為了回應民眾的不滿情緒，政治人物試圖以某些「看得見的」政策來爭取支持，這種行為並非難以理解。

然而，政治不應只是以權宜之計來應付眼前的問題。無論是稅金或社會保險費，都不只是單純的「負擔」；在「負擔」的背後，必然存在著「給付」。若不檢視這些「給付」所發揮的功能，只是一味比較如何在當下減輕負擔，無異於政治的劣化，是一種短視的民粹主義。

為何前人會構思出「社會保障」這一制度，並將其定位為現代國家的基礎？一旦迷失了這個初心，無論是民生的安定，還是國家的繁榮，都將無從談起。本文將立足於現實，提出若干值得思考的問題。

社會保障負擔的增幅將趨於縮小

在討論社會保障的規模時，必須以其占GDP的比重，而非實際金額來看待。那麼，該如何展望2040年的社會保障狀況呢？讓我們從客觀角度檢視實際數據。

根據政府的推算，2040年社會保障給付支出占GDP的比重約為24%，僅為2015年的1.1倍（見下圖）。

2000年至2015年間，社會保險給付支出確實出現顯著成長，期間給付支出增加了46%，也意味著負擔隨之加重。然而，未來的走向將大不相同。至2040年，社會保障給付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幅將明顯縮小，僅增加約2個百分點，換算成年率，增速僅約2%左右。考量同期後期高齡者（75歲以上）人口將增加至1.37倍，可以說不僅沒有擴大，反而呈現出受到抑制的趨勢。

其背景在於「總人口的減少」，以及在醫療、照護、年金等社會保障各領域同步推動的各種「具有結構性與中長期持續效果的合理化對策」。特別是導入宏觀經濟調整機制等年金改革，有效壓低了年金在GDP中的占比。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數據，只憑過去的趨勢與主觀感受來討論問題。

年金保險費率固定為18.3％

在職世代所負擔的年金（公共年金）保險費率，已被固定在18.3％。換言之，該費率今後不會再進一步上調。

從醫療保險的保險費率來看，中小企業勞工加入的全國健康保險協會，其保費率自2012年以後，一直穩定維持在平均約10％的水準，且整體而言，前一年度實現了6586億日圓的盈餘。健康保險組合聯合會的保費率則更低，長期維持在9％至9.5％之間。雖然健康保險組合聯合會出現了3800億日圓的赤字，但其達到收支平衡所需的保費率也僅為9.6％。

當然，隨著高齡化的推進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未來保費率勢必會逐步上升。然而放眼全球，並不存在任何一個已開發國家，能夠「從中長期角度將醫療費用的成長控制在GDP成長範圍之內」。若同時考量醫療進步與健康水準提升所帶來的「效益」，那麼為了避免負擔增加而削弱以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為代表的醫療保險制度基本功能的作法，實在難以看出其合理性。

矯正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分化的社會保障

我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在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分化與不穩定化。對此，想必無人持有異議，從近年的政治局勢來看，這一點也顯而易見。

社會保障的一項重要功能，正是透過收入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

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所實施的《收入再分配調查》顯示，我國在再分配之前的基尼係數呈現擴大趨勢，亦即市場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的差距正在擴大。另一方面，再分配後的收入（再分配收入）之基尼係數則被控制在一定水準，而這一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社會保障（見下圖）。

貧富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於市場財富（經濟活動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分配的扭曲。全球化導致財富向特定階層、特定企業集中，「被拋下的人們」所累積的不滿情緒，正是近年來政治混亂的根本原因之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也一再指出，貧富差距的擴大將抑制中長期的經濟發展。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社會中，社會保障所應發揮的功能與作用，反而顯得更加重要。若過度強調抑制負擔，削弱社會保障原本具備的再分配功能，將可能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甚至加速中產階級的消失，這不僅與政府所掲示的「全世代型社會保障」目標背道而馳，也違背了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這一國家願景。

減輕保費負擔，高收入族群反而更為受益

社會保障的負擔（稅負與保險費負擔）基本上採取「依負擔能力而定」的定率制，因此收入愈高者，所承擔的負擔也愈重（消費稅亦同）。另一方面，給付則是依「需求」提供，與收入多寡無關。實際上，特別是醫療等非金錢性給付，幾乎是以相對平等的方式惠及所有族群，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

換言之，若同時從「負擔」與「給付」兩個面向來看，高收入族群承擔的負擔較大，而中低收入族群獲得的給付相對較多。這正是「再分配」所發揮的一項重要功能(*1)。

法國歷史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在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指出：「現代的收入再分配，並非是把財富從富人轉移給窮人。（中略）而是為廣大民眾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與替代性收入，尤其是在醫療健康、教育與年金等領域的支出。」

若削減社會保險費負擔，並相應地壓縮給付，換句話說，就是推動弱化社會保障功能的改革，那麼在「負擔」層面，高收入族群將獲得更大的減負利益；而在「給付」層面，包括中低收入族群在內的所有人，則會以輕微但廣泛、均等的方式承受給付縮減的影響。

最終結果將是，多數民眾必須承擔給付被壓縮所帶來的實質負擔，而高收入族群以及負擔一半保險費的企業主，則能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到保險費減輕所帶來的利益，進而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真正應該矯正的是收入分配的扭曲

透過減輕稅負與社會保險費來確保在職世代的可支配所得，不僅會加劇社會不公平，還會削弱社會保障原本肩負的縮小貧富差距、維持社會穩定等功能，並阻礙中長期的經濟發展。

保障在職世代的收入，應該透過重新檢視市場中附加價值的分配方式來實現；真正應該著力的，是矯正收入分配結構本身的扭曲。

當前日本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亦即經濟成長成果）的分配存在嚴重失衡，生產力的提升並未被正確反映到薪資之上。

標題圖片：日本全國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系統第94屆勞動節中央大會，參與者高舉寫有「消費稅減稅！」標語牌進行遊行，2023年5月1日，東京都澀谷區代代木公園（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