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大學的危機：從美國品牌重塑的成功案例，探討女子大學的價值與生存策略

女性就讀大學人數逆勢成長

在日本，就女性讀大學人數不減反增，但與之呈現反比的是四年制女子大學的數量自1998年達到98所的高峰之後，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減少了約三成，2025年僅剩66所，其中約有七成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窘境。

有些女子大學透過新設培育數位人才與工程師的學院或科系，規劃全新課綱以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也有學校透過全面共學化或部分共學化，摘下「女子限定」的招牌，甚至也有學校選擇停止招生、走向廢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學校原則上採取男女分校制。國家為了培育女性教師，分別於1875年設立御茶水女子大學、1908年設立奈良女子大學。私立學校方面，則有1900年創立的津田塾大學，以及1901年創立的日本女子大學，皆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

戰後，一般大學也對女性廣開大門，但相較於四年制大學，更多女性選擇就讀1950年制度化的二年制短期大學。其背景在於，1986年《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實施前，多數企業傾向錄用短期大學畢業的女性擔任負責輔助性業務的「一般職」。在當時女性婚後離職仍是慣例的社會風氣下，短期大學的教育普遍側重於培養「賢妻良母」。

然而，隨著企業裁撤或縮減一般職的員額，轉向不分性別、以績效評核的「綜合職」或「任務型」任用制度，女性的學習需求也隨之轉變為「能與男性並駕齊驅的學識能力」。

在《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實施前的1985年，就讀四年制大學的男性比例為35%，女性僅為13%。該法實施後，女性就讀四年制大學的比例幾乎呈現直線上升，1996年超越了短期大學，2024年則達到了56.2%，逼近男性的61.9%（學校基本調查）。

與此同時，四年制女子大學卻面臨嚴峻考驗。受到高中以前男女合校普及化及《均等法》的影響，「刻意選擇女子大學」的誘因不再；加上許多女子大學無法滿足女性對經濟、商管、理工領域的學習需求，因而陷入困境。

美國頂尖女大轉型為「女性領導力培育中心」

在美國，女子大學同樣面臨嚴酷挑戰。但在有「七姊妹學院」（Seven Sisters）之稱的七所頂尖女子大學中，有五所力抗共學化潮流，積極摸索新的經營模式與教育方向。這些順應時代進行品牌重塑的案例，對日本而言極具參考價值。

美國的女子大學逐漸式微，起因於19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等八所頂尖名校組成的「常春藤聯盟」開放女性入學。當時正值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社會上瀰漫著「因性別而分校＝歧視」的氛圍。1960年，美國尚有230所女子大學，但在整併與關閉潮之下，至2023年已銳減至35所。

隨著頂尖女學生紛紛轉往常春藤盟校就讀，危機感加劇的「七姊妹」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其一是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選擇的共學化路線。耶魯大學曾向該校提議合併，但瓦薩學院認為「若被吸收合併，長年建立的女子教育傳統將淪為『耶魯大學的附屬品』」而予以拒絕。事實上，同屬七姊妹校的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與哈佛大學整合後，現已失去獨立大學功能，轉型為研究機構。

即使轉型為男女共學，瓦薩學院仍堅持女子大學時代的小班制教育傳統。在2026年版《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的大學排名中，該校在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類別名列第13位，維持著全美頂尖水準。

其餘五所大學則選擇了「堅持維持女子大學」的道路。包括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及馬德琳．歐布萊特的母校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以及津田塾大學創辦人津田梅子的母校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等。其背後的轉變在於，她們將女子大學重新定義為「無須顧慮男性、孕育女性領導能力的培訓場域」。

2015年，衛斯理學院將受過開創未來教育洗禮的女性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及女子教育的有效性，命名為「衛斯理效應」（Wellesley Effect），並設定了5億美元的目標金額，展開大規模的募款活動。這是女子大學史上最大規模的資金募集計畫，因而備受矚目，最終更成功募集到超越目標金額的款項。

我曾聽津田塾大學前校長飯野正子轉述，哈佛大學首位女性校長、出身於布林莫爾學院的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曾說：「在大學裡，我獲得了『我什麼都做得到』的『自信』。如果我是哈佛的學生，恐怕會因為卻步而不敢嘗試吧。」在女子大學裡，所有職位皆由女性擔任，具備讓女性無須畏懼、可自由表達的環境。這正是名副其實的「女性領導力培育中心」，可說是提升女性自我認同感的場域。

女子大學畢業生在理工領域及管理職表現亮眼

堅持女子大學路線的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是第一所設立工程技術學位的女子大學，並於2004年送出首屆畢業生。美國汽車大廠福特公司為了教育不遺餘力，除了捐贈1260萬美元之外，2009年更斥資總額約7300萬美元，興建專門培育工程師人才的「福特大樓」（Ford Hall）。眾多畢業生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各領域皆有出色表現。

2023年，美國頂尖升學顧問公司Top Tier Admissions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何你應該考慮申請女子大學（Why You Should Consider Applying to an All-Women’s College）》的報告。其中列舉數據呈現了女子大學畢業生的傑出表現，並與共學大學女性畢業生進行比較。

例如，畢業後從事STEM領域工作的女子大學畢業生比例為37%，共學大學畢業生則為29%。此外，畢業後十年內升任高階主管或高層管理職的女子大學畢業生占23%，共學大學出身的女性則僅19%。

由此可見，在美國，女子大學並非過去的遺物，而是成功完成了品牌再造，將自身重塑為「優質且獨特的教育場域」。

女性專屬學習環境的意義

儘管日本《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已經實施了40年，但在2025年的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中，日本在148個國家中排名第118位，持續在七大工業國（G7）中敬陪末座。

本身也是性別研究專家的津田塾大學校長高橋裕子，在2025年4月的入學典禮致詞中提到：「度過一段以女性為主體的日常生活，將是出社會後無法再擁有的經驗。在這裡，女性居於核心位置、可以盡情發揮自身能力，不會讓人感到任何的違和感。這將能夠提升自我認同感，以及對於自身的期許與尊嚴。」

當然，或許有人認為「出社會後終究男女要同台競爭，何必刻意待在只有女性的環境學習」。但另一方面，大阪公立大學研究所教授永田潤子則根據自身的企業培訓經驗指出：「正因為是意識到性別平權的時代，才更需要女性專屬的學習空間」。她表示，在男女共同參與的管理職培訓中，女性往往難以施展，但若進行僅有女性的培訓，則能產出極佳成果。「不只是企業，在大學中，女性專屬的學習環境有時反而更能促進成長。」

轉向資訊與理工科系能否成為女子大學生存之道？

這幾年，日本女子大學出現明顯的「理工科轉型」趨勢，以及新設「數據科學與資訊相關科系」的熱潮。

2022年，奈良女子大學率先新設工學院；2024年，御茶水女子大學設立共創工學院；日本女子大學則將家政學院住居學系獨立出來並擴大招生，打造成女子大學第一個建築專屬學院，成功打造品牌特色。

緊接著，2023年京都女子大學設立了女子大學首個資訊科學學院，2025年大妻女子大學也隨之跟進。昭和女子大學預計於2026年4月設立綜合情報學院（含資訊科學學系、數位創新學系），津田塾大學則預計於2028年設立國際數理資訊科學學院（暫名）。這波大學改革的特色在於許多大學並非走「傳統理工科」路線，而是預期會有文組學生轉換跑道，故而採取文理融合的教學模式。

STEM領域與女子大學學生之間產生的綜效，在日本也有極高的發展潛力。然而，儘管女性資訊科學家目前仍屬少數，但相關科系的增設似乎有泛濫之虞。加上共學大學的理工學院也紛紛開放入學考試的「女性名額」，女子大學要在其中做出市場區隔並展現獨特性，並非易事。

面對這些疑慮，教育記者後藤健夫表示，「共學大學的理工科系女性比例偏低，容易形成讓女性感到格格不入的環境。女子大學則沒有這樣的問題，因此較易吸引女性考生。」此外，考量到女子高中生選擇理組的比例有增加趨勢，他預測「轉向理工科系，很有可能為女子大學開拓出未來的路」。

即使選擇走向共學化，也應該像美國瓦薩學院一樣，制定出既能發揮女子大學獨特性，又能享受共學優勢的策略。若只是因為報考人數減少或學生學力下滑，才迫於無奈考慮共學化，恐怕很難在競爭中生存。

日本的女子大學能否汲取美國的成功經驗，進行策略性的品牌重塑，並透過有效的對外宣傳提升社會認知度，將是未來的關鍵所在。

標題圖片：1900年創立的津田塾大學（東京小平市）（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