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海峽」的戰後日本外交史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5年11月7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的發言，具體內容為何？高市首相首先指出：「為了將臺灣完全置於中國北京政府的統治之下，所採取的手段可能是封鎖海上航道，或者訴諸武力，抑或散播虛假資訊與網路宣傳戰」，隨後進一步強調：「倘若涉及出動軍艦且伴隨武力行使，則無論怎麼思考權衡，皆屬於足以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的狀況。」

一旦臺灣或臺灣海峽爆發「武力行使」，為何會被視為「我國之生存遭受威脅，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明確面臨從根本傾覆之危機狀態」？誠然，從軍事安全保障層面來看，臺灣對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半世紀以來，臺灣海峽的重要性與日本利害攸關，早已是定論。

本文旨在回顧戰後日本外交史，重新審視與檢討日本的安全保障與臺灣問題的定位。

臺灣之於日本的存在意義

1951年9月簽署《舊金山和約》，日本宣告放棄臺灣及澎湖群島。然而，同時締結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則將「遠東」區域劃入適用範圍。其後於1952年4月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日華和平條約），日本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合法政府，並於該條約中再度重申放棄臺澎。

進入1950年代，國共內戰仍於中國東南沿海持續進行，期間兩度爆發臺海危機。特別是1958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中國對廈門對岸的金門島（由臺灣實質統治）發動猛烈砲擊，這對當時在和平憲法體制下全力邁向經濟成長的日本社會，造成極大衝擊。

在岸信介內閣推動修訂安保條約之際，條約適用範圍「遠東」的具體界線，成為了日本國內輿論的爭議焦點。當時的焦點在於「捲入戰火論」──亦即倘若再次爆發如臺海危機般的事態，恐致美中正面軍事衝突，進而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甚至連日本本土也遭捲入戰火。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修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於1960年1月簽署。翌月26日，日本政府發表關於「遠東」範圍的「政府統一見解」，其中明定涵蓋「中華民國統治下之區域」，意即除了臺灣與澎湖之外，亦納入金門與馬祖。至此，臺灣海峽被明確界定為日美安保條約所稱「遠東」的適用範圍。

其後於1969年11月，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尼克森在華府晤談，會後發表的《日美領袖聯合聲明》中記載：「美國總統申明美國對於中華民國之條約義務，並允諾恪守；日本首相則強調，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亦屬攸關日本安全保障極為重要的關鍵。」

此一聲明反映出在「沖繩返還」的戰略視野之下，日美雙方再度確認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並明文將「臺灣地區」涵納其中。換言之，這段文字闡明了「臺海和平」對於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日本安全保障與「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關聯，絕非晚近突然興起的論調，而是具有深厚的歷史脈絡。

《日中聯合聲明》與《波茨坦宣言》第8條

1972年9月29日，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共同發表《日中聯合聲明》。其中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與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8條的立場。」

所謂「充分理解與尊重」的表述，實則隱含日本並未全盤接受中國主張的微言大義。此外，文末特別提到「堅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8條的立場」，這更是中方特別重視之處，因為該條文藉由「臺灣歸還中華民國」等語，明確指出了領土歸還的對象。不過，日本於1972年9月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此舉意謂日本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臺灣歸還中華民國」遂被解讀轉化為「臺灣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已宣告放棄臺灣主權，因此臺灣歸還給誰並非日本所能決定。但日本於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宣稱堅持《波茨坦宣言》第8條之立場，無異於默認「臺灣應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見解。於是便產生了疑問：日本究竟只是單純放棄臺灣，還是將其歸還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於此點，日本的立場或可解讀為：日本雖已放棄臺灣主權，且臺灣「理應」歸還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此一「歸還」在現實層面上尚未實現。在這個未實現的過渡階段，日本對中國立場秉持「充分理解與尊重」的態度，以此建構其外交邏輯。

那麼，日中兩國為何將「堅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8條」──亦即「臺灣應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容──納入聯合聲明？這可以理解為，日本藉此表明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治立場。

1972年11月，外務大臣大平正芳的答辯

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國內針對《日中聯合聲明》中涉及臺灣的表述仍存有諸多疑慮。對此，時任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整理相關爭論之後，於國會進行了如下的答辯：

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臺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立場，秉持充分理解與尊重。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臺灣之間的對立問題，基本上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以我國立場而言，期盼此問題能由當事者雙方和平解決，且認為該問題演變為武力衝突的現實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70屆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第五號，1972年11月8日）

於此，日本將臺灣問題界定為「基本上屬中國的內政問題」，須特別注意的是其修辭使用「基本上」一詞。大平外相之所以刻意使用此一語詞，實與後文的「期盼當事者雙方和平解決」及「武力衝突的現實可能性微乎其微」有關。換言之，日本將其視為「內政問題」的認知，是建立在「和平解決」的前提之上。反過來說，若無法和平解決，則意味著日本未必會繼續將其認定為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

此立場亦符合1969年《日美聯合聲明》中強調「維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亦屬攸關日本安全保障極為重要的關鍵」之論點。

外相大平正芳於國會答辯的精神，被認為已由其後歷屆日本政府所繼承。但這項外交判斷究竟是日本政府的一廂情願，還是與中國早有共識？

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之際的領袖會談，正是解開此謎題的關鍵。1972年9月26日，周恩來曾言：「論及日美安保條約，我認為不至於要以武力解放臺灣。至於1969年的佐藤—尼克森《美日領袖聯合聲明》，責任不在日本，美方也表示不再重提此事。」（引自石井明等編，《紀錄與交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交涉》〔書名暫譯〕，岩波書店，2003年，頁57）。

即使當時的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未對此直接回覆，但我們可以推知，周恩來對於「不會武力犯臺」的表態，與1969年聯合聲明裡的「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亦屬攸關日本安全保障極為重要的關鍵」，已被日本政府視為一體兩面。在臺灣問題將和平解決的前提下，日本將其定位為「中國的內政問題」，這項決定應是建立在前述周恩來發言的基礎之上。

存亡危機事態與「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

其後，2005年的日美「2+2」（安保諮商會談）也提及臺灣海峽，直至今日，無論在日美之間或是日中之間，亦不時提及「臺海和平與穩定」。此外，最近更見於G7（七大工業國）峰會及日美韓領袖會談，此論述已趨於定型並廣獲國際社會採用。

另一方面，若臺海問題無法和平解決，亦即中國訴諸武力時，日本國內也持續推進相關應對的制度整備。其中之一即為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確立的安保法制。

2025年11月7日，針對國會議員岡田克也詢問「何種情況將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首相高市早苗的答覆亦與此論點密切相關。針對「採取何種手段將臺灣完全置於中國北京政府統治下」的質詢，高市首相表明：「倘若涉及出動軍艦且伴隨武力行使，則無論怎麼思考權衡，皆屬於足以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的狀況。」。

但高市首相此前亦曾強調，應「根據實際發生事態的個別具體狀況，綜合一切情報予以判斷」，並指出存亡危機事態的內容均依《事態處置法》第2條第4項規定。該條文載明：「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遭受武力攻擊，致令我國之生存遭受威脅，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明確面臨從根本被顛覆之危險狀態。」

問題在於，「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究竟指的是何方？日本政府對此已多次論述，例如2017年3月14日，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曾於眾議院院會表示：「除了美國之外，符合該定義之他國的可能性，在現實上雖極為有限，但終將根據個別具體情勢判斷」（第193屆國會眾議院院會）。這意味著基本上指涉美國，但也可能是其他「國家」。事實上，日本亦反覆進行以日美聯合行動為設想前提的演習訓練。

其次，關於美國以外的「他國」，針對2015年7月21日的《關於存亡危機事態書面質詢》（水野賢一議員，第189屆國會．參議院），日本政府於同日回覆的答辯書中稱：「所謂『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泛指面對外來武力攻擊時，具備共同應對危險之關切，並表明願與我國協同採取應對意志之國家，其中亦可包含與我國未具正式外交關係之國家。」（內閣參質189第202號）

綜上所述，根據日本政府立場，美國無庸置疑涵括在「關係密切之他國」內，基本上預設為日美之間的集體自衛權。但法律條文保留了「根據個別具體情勢判斷」的空間，將對象擴及「未具正式外交關係之國家」，實則已將臺灣納入適用範圍。

即使相較於過往在日美安保條約框架下思考臺海問題的傳統論述，此舉在「邏輯上」或許跨出了一步，但在實務層面，日本自衛隊預設的協同作戰對象仍以美軍為主，並未與臺灣軍方進行此類演習。

就此點而言，基本上涉及存亡危機事態而發動集體自衛權，在實質運作上仍立基於日美框架。即使理論上「他國」也包含臺灣，但這種詮釋是將全球包含無邦交國皆視為潛在對象的延伸。由此觀之，很難斷言2015年7月21日的書面質詢答辯，是特別針對「臺灣」所進行的討論。

標題圖片：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於上海機場，向前來送行的群眾揮手致意。（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