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設「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強化綜合國力的一環

奠基於自民黨與維新會的聯合政權協議

創設國家情報會議與情報局的構想，在高市內閣成立（2025年10月）前夕，便已納入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締結的聯合政權協議中。該計畫將現行的內閣官房「內閣情報調查室」（內調）予以升格，提升至與統籌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國家安全保障局」（NSS）同等位階；而此案最終以幾乎原封不動的型態獲得通過，正式成為法律。

藉此，原本分散於「內調」以及警察廳警備局、法務省公安調查廳、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防衛省情報本部等各單位的政府「情報共同體」職能，將一併整合於國家情報局之下。其任務在於針對涵蓋國家安全保障、恐怖攻擊、緊急事態等「重要情報活動」，以及間諜行為等「外國情報活動」的因應對策，進行調查與審議，從而輔助政府判斷與決策。

日本大力倡導強化情報機能的背景，在於近年的威脅日益複雜且多樣化，包括中國對日實施出口管制、透過社群媒體散布假訊息與輿論操作，以及網路空間的攻擊行為等。此外，過往以部會為單位而導致各自為政的情報活動，其「本位主義之弊」也屢遭詬病。為了革除這些積弊，日本政府亟需建構出「足以為政策判斷提供更優質情報的整合體制」（內閣官房語）。

誠如高市首相所言，此為「強化情報機能改革的第一步」(*1)，情報能力與外交力、防衛力並駕齊驅，被定位為「綜合國力」的一環。該會議由首相親任議長，成員包括官房長官、金融大臣、國家公安委員長、法務大臣、外務大臣、財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國土交通大臣及防衛大臣。

「間諜防止法」立法構想亦在籌劃中

關於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指揮中樞組織的整備，此次堪稱繼安倍晉三政權於2014年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及其事務局「國家安全保障局」（NSS）之後，另一場重大改革。此會議是以美國二戰後於1947年設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為藍本，因此也被稱為「日本版NSC」。

隨著此次國家情報會議的設立，高市首相在完成情報活動的整合與一元化之後，下一步打算進行更深入的改革，包括針對制定「間諜防止法」等事宜籌設專家會議。此外，依據自民黨與維新會的聯合政權協議，創設一個獨立的對外情報機構（暫稱「對外情報廳」）也在研議之列。

對於日本政府的情報改革方向，擁有全球機密情報共享框架的美、英、澳等「五眼聯盟」（Five Eyes）英語圈國家表示歡迎，據悉更主動提出協助之意。倘若五眼聯盟與日本能進一步相互合作，將有助於強化並共享針對中國、俄羅斯、北韓等日本周邊威權國家的情報活動，各界也期待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能因此更為深化。

如何處理與安全保障局的權責共存？

然而，圍繞在國家情報會議與情報局的運作上，仍面臨不少挑戰。首先，在蒐集情報時，必須極為謹慎，以免個人資料與隱私權遭受無謂侵害。此外，為確保情報活動的透明度以及國會的監督功能，建立一套適時且適切向國會說明的機制至關重要。

儘管前述各點已載明於設置法的附帶決議(*2)之中，但高市政權目前的態度卻難謂積極。今後在設立作業的過程中，如何具體落實情報活動的透明度、監督與管控機制，將成為一大關鍵課題。

舉例而言，美國自1970年代起，便於聯邦參眾兩院設置常設的「情報特別委員會」，負責監督中央情報局（CIA）等機構的非法活動，並透過公聽會等途徑緊盯其一舉一動。英國與德國亦於議會內設有同類委員會負責監督，然而日本國會目前尚未具備此類機制。

高市政權內部亦有部分人士，對於將國家情報局與早已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局（NSS）並列為同等位階一事，持保留態度。理由在於，被賦予國家安全保障政策綜合協調功能的NSS，與執掌情報蒐集及分析的國家情報會議，雙方皆獲授權可向各部會調取情報，恐將導致指揮系統陷入混亂。

日美兩國於制度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在美國，NSC被定位為最高層級的指揮中樞，向總統研擬並建言政策與戰略的權限已然確立。至於情報領域的指揮中樞，則設有具閣員等級統轄政府各情報機構的「國家情報總監」（DNI）；但即使貴為總監，在NSC的架構下，終究也只是「情報顧問」的角色。

隨著國際局勢日趨複雜，強化情報活動誠屬必要，然而欲使改革順利成功，國民的理解與支持亦不可或缺。日本作為民主國家，未來該如何定位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並確保其有效運作，正考驗著各方的智慧。

標題圖片：首相官邸，2023年1月攝影，東京都千代田區（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