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進階

別後永遠不要相忘――那些引揚歸鄉的往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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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戰敗後,失去治外統治權,在臺的40萬日本人,被迫遣返日本本土,當時每個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離去,共同生活的臺灣人又是如何面對,筆者從電影、回憶錄等的描寫,試圖重現當時的立體面向及血肉。

戰敗後被迫離開臺灣的日本人

1989年公開放映的電影《悲情城市》,是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威尼斯影展奪下金獅獎的重要作品。因為劇情觸及臺灣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事件,就當時剛解嚴的臺灣社會來說,有指標性的意義。

由梁朝偉飾演的聽障攝影師林文清,與好友吳寬榮,和寬榮的妹妹寬美,生於臺灣的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都是小川校長的學生,與小川校長的女兒靜子也都熟識。電影之中,有兩幕關於戰後在臺日人引揚歸鄉的情節,先是藉由寬美的手寫紙條,向文清轉述一段小川校長的近況。

「小川校長晨發病,固執要出門,注射後已平靜,靜子甚憂傷。」

接著畫面出現小川校長的女兒靜子的日文臺詞:

「父親從兩三天前就一直說要去臺南,說陳桑會來接他一起去,但陳桑好幾年前就去世了,父親也參加過他的葬禮。」

「前幾天,日僑遣送處來通知,最近會有撤僑的船到基隆,叫我們不要離家遠行。今天早上,父親卻整理行李出走,讓大家擔心了。」

第二幕劇情則是小川靜子邀寬美來到家裡,取出自己的和服,欲送給寬美。寬美對於如此貴重的禮物,一直搖手婉拒。靜子卻說:「日後在日本,我會想著寬美穿和服的樣子。感謝多年來的照顧,別後永遠不要相忘。」

靜子接著取出戰死的哥哥留下的一把竹劍,連同哥哥所寫的一首詩,希望寬美轉交給寬榮當作紀念。靜子說,「寫詩的時候,寬榮也在場。」

接下來的畫面回溯到昔日的教室場景,靜子彈著風琴,琴聲是「赤とんぼ」(紅蜻蜓)的旋律。寬榮看待靜子的眼神十分溫柔,青梅竹馬那般甜蜜。而靜子戰死的哥哥生前所寫的詩,是這樣的文字:

君は思うままに 飛び去って行け
俺もすぐ行くから みんな一緒だ
(如你所想 儘管飛揚的去吧 我隨後就去 大家都一樣)

戰爭的生離死別,戰敗的引揚歸鄉,包括小川校長對陳桑的掛念,寬美、寬榮、靜子兄妹的青春與友情,那應該是我在臺灣電影之中,第一次體會到那個時代的悲涼,同時深刻地想要知道到那場數十萬人的遣返,有著怎樣的故事。

高達40萬在臺日本人的引揚實情

戒嚴時期的教科書,對這段歷史只簡短用「蔣總統以德報怨」幾個字輕輕帶過,以我那時的小學生理解力與想像力,僅能簡單描繪出日本人搭船離開,轉身向蔣介石鞠躬道謝的畫面,那大概是像我這樣在臺灣戒嚴時期成長受教育的世代,對那段歷史最淺白的概念。

再次從電影接收到戰後在臺日人引揚歸鄉的情節,已經是距離《悲情城市》公開放映的19年之後,也就是在2008年創下臺灣電影票房紀錄,由魏德聖執導的電影《海角七號》。貫穿整部電影軸心的,是一位日籍教師在戰後引揚返鄉的「高砂丸」船上,寫給他摯愛的戀人,一位臺籍女學生小島友子的七封情書。電影畫面中,提著皮箱,穿著大衣的小島友子,站在碼頭焦慮張望,等不到約好一起私奔的老師前來相會。而日籍老師躲在甲板,哭泣著不敢抬頭看臺灣最後一眼。

所謂的「引揚」(引き揚げ/ひきあげ/Hi-ki-a-ge),意指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日本海外殖民地與佔領地的日本國民遣返日本本土的歷史事件。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也就失去外地的統治權,遣返軍人稱為「復員」,遣返平民則稱為「引揚」。

日本殖民臺灣的50年間,初期在各地都有過慘烈的抗爭,魏德聖導演的另一部電影作品「賽德克巴萊」所描述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一。而另一部在2008年上映,改編自李喬小說《情歸大地》的電影《一八九五》,則是以日本殖民初期,發生在臺灣客家村莊的乙未戰爭為背景,從客家子弟與當時擔任陸軍軍醫的文學家森鷗外的兩條視線,來看待這場戰役。

殖民初期各地雖烽火抗爭四起,到後來以技術或農業等等理由的移民政策,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估計全臺灣大約有30到40萬的日本人。當中包括派駐在臺的將官與各階級士兵,從總督府到地方的官員與公務人員,還有各級學校教師,大學教授與研究學者,以及電力、水利、自來水、郵局、公共衛生,營繕建築等人才,當然還包括大量的平民、商人和醫師在內。

等待遣返時期的社會氛圍與心情

這30到40萬的在臺日人,戰後失去居留臺灣的資格,如果按照過去臺灣戒嚴時期教科書「以德報怨」的想像,大概不會知道所謂遣返或引揚回歸日本本土,不僅是家產的拋棄,還包括情感的分離。在戰後那段時間,存在臺灣社會的氣氛,可能不是單純從戒嚴時期歷史教科書所學習到的隻字片語,那麼簡單而已。

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顏世鴻醫師在其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與《上海上海》中,對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廣播承認戰敗的當天,有一些親身經歷的描述。那年3月才剛考上臺北帝大豫科的顏醫師,報到不久就被徵調去淡水當學徒兵,昭和天皇「玉音放送」後的傍晚四點,部隊集合,隊長宣布解散。當晚有三個場景,一個是黑漆漆的臺北盆地電燈全亮了;一個是被禁止多年的鞭炮聲響起;再來則是當晚部隊每個人發了五顆三八步槍的子彈,大概是怕老百姓來攻擊,但是擔憂的事件,在他自己的部隊裡,完全沒發生。

「8月28日,富岡先生(臺大豫科教務長,化學教授,在部隊是軍曹、指揮班長)看我走路回到臺北帝大本部不成,發了三個月薪水五十四元,五公斤米,還有一點砂糖,叫我跟運武器去臺北繳的公差一起回去。我在殘破但仍有水電的公寓『白樂園』,把那些米跟糖送給對面的田畑先生一家(他們很親切地借我蚊帳,臺北的蚊子多得怕人,主要是下水道系統壞了)。」

「隔天早上回臺大參加『一三八六一部隊除隊式』,聽了與總督同姓的安藤總長很有意義的致詞,說日本徹底破敗,重建責任在各位身上,應努力重建國家及家園,而且要完成對受災害的國家贖罪的道義責任,只有失去一切的人,才可以重獲一切。」

白樂園是日產,房東白尾女士已經返回日本,被國民黨政府某機構接收當作單身宿舍,原先租屋在白樂園的臺大學生只能遷出,有一段時間去住南風庵,蚊子多又沒蚊帳,也就有前面提到的,田畑先生送他蚊帳這件事情。

「光復後我住英文老師江崎哲夫先生的姊夫松永先生家(位在新榮町),他們大概也託江崎先生找一個可靠的臺灣學生住下,我與他們住了三個多月,隔年三月上旬,他們被遣回日本,有兩位少校要來接收,限24小時搬家,我不得已去找當時任職長官公署參議兼秘書的三舅,三舅拿出一張名片,蓋了章,吩咐我貼在門上。比張天師的符法還中用。父親隔天來此看了他用「軍事委員會統計局小將委員」的頭銜,搖頭小聲地嘆了一聲,我那時還不知是什麼原因,以後才知道,這種名片不應使用在這種場面。」

新榮町是臺灣日治時期的臺北市舊町名,共分一到三丁目,大約是臺北舊城南門附近,也就是在市中心的旭町之南,現在的林森南路、羅斯福路一段、愛國東路、寧波東街、金華街之一部份。顏醫師與松永先生一家同住在新榮町的那段時間,曾經擺過路邊攤,賣一些軍用毯、蚊帳、皮靴,還有一些等待引揚回國的日人託賣的東西,賺到的錢,又跟引揚歸鄉的日本老師買了醫學和文學的書,沒有留下本錢,又回到窮日子。

灣生來臺的鄉愁之旅

不少在臺灣出生,度過童年的「灣生」(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中晚年之後帶著兒孫再度回到臺灣,探訪當時出生的屋舍或求學的校園,甚至到臺灣戶政單位申請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類似這樣「尋找鄉愁」的行程,已經成為日人來臺旅遊的一個分野。曾經有一位灣生在受訪時,提到那時等待引揚船隻期間,還學了北京語的「ㄅㄆㄇ」,甚至到現在還能唱出「中華民國國歌」,好像是那時跟著臺灣同學一起在學校學會的。

顏世鴻醫師在回憶錄之中提到當時軍隊裡的氣氛,消息靈通的人已經在私底下傳言日本要投降了,聽到昭和天皇的廣播之後,日本人對臺灣人的反應也是多樣的。由日本來臺不久的,觀念較開放,對待臺灣人真得如同總督府的宣傳用語一樣,「一視同仁」。也有人把情緒埋於心中,不表於形外。中下官吏的子弟則有不少在內外都顯露出歧視的態度。「大部分日本人,已知道自己已經免去死亡,雖然有一份戰敗的傷感,而且歸日之後的去處又成問題,但一份安堵感總是有的。」

標題圖片:灣生返回「故鄉」臺灣一幕(岡部千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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