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進階

明亮如夏的「臺灣時代」青春――那些引揚歸鄉的往事(2)

政治外交 社會 文化 歷史 臺灣香港

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時代,戰爭結束時共有30萬以上的日人軍民居住在臺灣,除了少數因技術或專業的留用者繼續留在臺灣之外,皆在數年間被返遣回日。帶不走的財產物品,無法割捨的記憶、人情,歷史洪流下,這些經歷過「臺灣時代」的日本人,也有著道不盡的人生故事。

戰後除少數技術人員被「留用」,日人陸續遣返

根據國史館所保留的臺灣文獻資料,一份由戰後臺灣最高行政單位,亦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發佈的公文,確立了「在華日僑非經許可徵用之技術人員一律不准留華,日僑一律遣送回國」的方針。長官公署將居住在臺灣的日本平民定義為「日僑」,日本軍人則是「日俘」,留在臺灣繼續服務的稱之為「留用日僑」或「徵用日僑」。

「日俘」遣返工作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成立之日俘處理處負責,「日僑」遣返工作,則成立「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辦理。日本與美國都加入配合與協助日人的遣返作業,其中日方以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及各地日僑互助會,負責辦理日僑管理委員會之日方業務,美方則提供輸送船隻及日人留遣建議。

1946年初,僅留下大約3萬多位日籍技術人員及學者教師,稱為「留用」,其餘三十多萬日本人,全數分批「引揚」歸國。1947年的228事件之後,留用的日本人引揚數達到高峰,1947年中以後,還待在臺灣的留用人員,僅剩少數。

戰後因為技術需求而留用的日人之中,有一位建築師梅澤捨次郎,1890年出生於日本石川縣,1911年來到臺灣,最初任職於臺灣總督府,1930年擔任臺南州地方技師、土木課營繕課長,1931到1933年之間,則是擔任臺灣建築會臺南州支部長,在臺灣留下的建築有近年修復之後重新營運的臺南林百貨,以及臺南末廣町商店住宅,和剛修復做為臺南美術一館的臺南警署廳舍,另有臺北松山菸廠、新竹專賣局、嘉義專賣局、臺中師範校本館等。梅澤先生的建築作品幾乎都在臺灣,直到1955年因為生病才離臺,1958年在日本過世。

只准攜帶有限的物品歸日,其餘皆得留下

根據國史館的研究,不想離開臺灣的日僑,會想盡辦法規避遣返或冒用臺籍身份,甚至躲入深山之中,特別是山區原住民部落,成為最易躲藏的場所。而被遣返的日僑,長官公署不僅凍結他們在臺灣的財產與家業,更規定僅能攜帶現金一千日圓及簡單行李「一挑」返國。

一則1946年2月17日刊載於臺灣《民報》的報導,引述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發佈的公告,引揚回國日人准攜帶物品「一挑」以自力搬運者為限,其種類數量不得超過所定制限,除日常生活必需品,即盥洗具、寢具、衣履、炊具、日用品、行李袋、藥品、食糧外,不得攜帶炸藥、軍火、大型刀劍、照相機、雙眼望遠鏡、及貴金屬、寶石藝術品,每人攜帶現鈔不超過一千日圓為限。凡撤離之日人的私有財產,除准予攜帶的物品之外,餘均由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處理。

因此電影《悲情城市》劇情中,小川靜子引揚返鄉之前,將和服贈予寬美,將戰死兄長的遺物竹劍交給寬榮留作紀念,以及顏世鴻醫師在那段時間擺攤販賣日人託售的物品,實在是那些東西全部都帶不走了。但其中甚難割捨的,恐怕是在臺灣生活所留下的記憶與人情。

私奔到臺灣的祖父母,在臺灣出生的父親

以電影《小偷家族》在法國坎城影展獲獎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曾經在他的散文作品《宛如走路的速度-我的日常、創作與世界》(2014,無限出版)其中一個篇章,提到他最初來到臺灣,是在1993年,因為配合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戲夢人生」在日本上演,幫電視臺作了一個專訪。後來他自己的電影上演或參加臺灣舉辦的影展,也來過臺灣好幾次,是讓他最感親切的海外城市。除了電影之外,還因為他的父親出生在臺灣南部。

父親喝醉的時候,經常提到臺灣是他的故鄉,學生時代常踢足球打網球,香蕉和鳳梨有多好吃等等往事。包括我在內,家裡沒有任何人認真聽父親談他的『回憶』。

是枝裕和導演在2013年來臺宣傳電影時,接受過《壹週刊》專訪,提到九十多年前,他的祖父母因為同姓氏結婚不被雙方家人接受,於是先在故鄉奄美大島教堂私訂終身,接著移居到臺灣南部生活。

與其說是結婚,不如說他們是私奔吧。

1920年,是枝裕和的父親在高雄出生,讀過嘉義小學校、臺南中學校(現為南二中)及嘉義農校,畢業後又到中國東北的旅順工科大學當職員。戰爭爆發後,被當成臺灣兵徵召入伍。出征前還特地到臺灣神社前面,和祖父合拍了一張照片。

是枝裕和導演的父親,戰後並沒有搭上從臺灣出發引揚回鄉的船隻,而是被蘇聯軍隊帶往西伯利亞勞改,度過一段波濤洶湧的人生。曾經在南國度過明亮如夏的青春,戰後回到日本,卻與日本社會產生格格不入,適應困難,成為在命運面前喪失鬥志、冷漠疏離的人。

『臺灣時代』或許是父親生命中唯一快樂的青春吧!

連結臺日兩位教授家族的宅邸及因緣

另一段引揚的故事,則要從位於臺北市中心,卻保有靜謐巷弄古意的青田街說起。

1897年出生於日本北海道的足立仁,自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之後,於1928年(昭和3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初,被校方聘為助教,翌年升等為教授。當時臺北帝大為了解決教職員及其家屬的居住問題,由教授集體開發興建了「大學組合住宅」,其中一處就位在當時的昭和町,也就是現今的青田街。足立仁教授致力於土壤微生物研究,對臺灣蔗糖農業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足立教授的岳父是日本戰敗前夕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鈴木貫太郎。

日本宣布戰敗當時,足立仁教授恰好返回東京,因此無法再回到臺北昭和町的住處,妻小也在等待船隻遣返的行列中。

而馬廷英教授則是1899年出生於中國奉天,畢業於仙臺東北帝國大學,是著名的地質學家。戰後與其他幾位教授共同代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因為曾經留學日本的緣故,跟足立仁教授之間有共同認識的朋友,亦即任職臺北帝國大學的植物病理學權威松本巍教授。在松本教授的引薦之下,住進了足立仁教授的宅邸。根據馬教授的兒子表示,當時有給一點錢。

兩位教授雖然沒有見過面,卻有書信往返,經過一段時間,足立教授覺得馬教授是個可以信任的人,就把院子裡埋著寶藏的秘密告訴馬教授。原來那院子裡的寶藏,是當時足立家的妻小引揚回日本時,無法帶走的東西。半信半疑的馬教授帶著家人一起在住家院子開挖,果真挖到信裡提到的大木箱。

馬教授的兒子「亮軒」是臺灣作家,媳婦是在臺灣有「校園民歌之母」的廣播節目主持人陶曉清,孫子則是臺灣知名的樂評家與廣播主持人馬世芳。

連結兩位教授家族故事的宅邸,經過修復,成為兼具歷史建物與用餐空間的「青田七六」。亮軒老師在導覽的時候,回憶當時從院子出土的寶藏,有許多美麗的瓷器,還有數把武士刀。因為武士刀是違禁品,馬教授還把武士刀藏在屋頂上。不過若干年之後,那些「寶藏」到底有沒有輾轉交還給足立家,知道詳情的人,多數都不在了。

而促成足立仁與馬廷英教授兩個家族情緣的松本巍教授,戰後則是以留用日人的身份,繼續在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書,退休之後兼任臺灣糖業試驗所顧問,對臺灣甘蔗栽培有卓著的貢獻。直到1968年過世為止,在臺灣生活長達40年。

30萬日人遣返,120萬軍民遷入

1905年出生於日治時期臺北州的畫家立石鐵臣,與陳澄波、顏水龍、楊三郎等臺籍畫家,共同創立「臺陽美術協會」,是創辦人當中唯一的日本人。戰後一度被國民黨政府留用,擔任臺北師範學校美術老師。1947年臺灣發生228事件之後,與家人一起搭上引揚歸鄉的船班,是臺灣日治時期非常重要的一位畫家。返日之後,他花費數年完成人生的代表作《臺灣畫冊》,其中有一幅描寫引揚場景,畫中有許多站在岸邊對著引揚船班搖旗送別的臺灣朋友,在禁說日語的社會氛圍下,仍然唱著「蛍の光」(驪歌)。立石鐵臣在畫作首尾總共寫下三次「吾愛臺灣」。

根據自由時報在2019年4月26日的報導,一位出生於臺灣臺南的日本74歲老奶奶,在孫女的陪伴之下,來到玉山國家公園尋訪她從父母口中知道的玉山。在塔塔加見到玉山時,灣生奶奶就忍不住雙手合十、激動大哭。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人員接著開車帶她們到新中橫公路飽覽玉山山脈,沒想到老奶奶趴在護欄旁跪地哭泣,彷彿早年被遣返離臺,繫絆了一輩子的思念,終於得到抒解。

自戰爭結束的1945年開始,將近30萬在臺日人的遣返離臺,到1949年國共內戰之間,國民黨政府支持者大約有120萬人自中國來到臺灣的大遷徙,幾年之間,臺灣社會經歷的文化衝擊與政治殘酷洗禮,直到解嚴之後才有機會解密。而自臺灣引揚歸鄉的日本人,與來自中國的軍民身上所背負的離散鄉愁,都是遺留在歷史洪流之中的時代眼淚吧!

參考資料

  • 電影:悲情城市、海角七號、一八九五、賽德克巴萊
  • 書籍: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上海上海》、是枝裕和《宛如走路的速度》
  • 網站:青田七六 、壹週刊

標題圖片:岡部茂先生為了子孫後代也深愛臺灣、與臺灣接下緣分,生前在群馬縣的岡部家族的墓地內特製了臺灣島的墓碑(岡部千枝提供)

臺灣 灣生 日本統治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