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太空政策（3）：成為「普通國家」的道路

對「非軍事化利用」的重新定義

可以說，太空技術比核能和人工智慧等技術更具通用性。例如，可以實現精確導彈制導的定位衛星信號已經以車載導航和手機定位資訊資料的形式廣泛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於太空技術的通用性高，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1）自衛隊利用日本政府的通信衛星線路、（2）為了和美國海軍開展聯合訓練而將美國軍事衛星信號接收器的費用納入預算、（3）日本是否加入可用於軍事防衛的國際空間站（ISS）計畫等問題相繼在國會上引發爭論。

儘管ISS終歸是用於和平和民用目的的，但由於國際標準的解釋是「和平利用即意味著非侵略性、自衛權範圍內的軍事化利用」，加上該計畫由美國主導，所以有人提出了擔憂——參與ISS的建設和運營活動，是否就相當於日本為太空的軍事化利用提供了幫助？

由於日本將和平利用太空解釋為非軍事化利用，所以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關於什麼是太空的非軍事化利用這一問題的爭論一直持續不休。於是，內閣於1985年發佈了「政府統一見解」，通過明確「太空的和平利用=非軍事化利用」的範圍，對非軍事化利用進行了重新定義。

1. 不允許自衛隊直接將衛星作為殺傷性和破壞性力量進行利用。
2. 不允許自衛隊在尚未實現一般化利用的階段對衛星進行利用。
3. 針對已經實現一般化利用的衛星及與其擁有同等功能的衛星，允許自衛隊加以利用。

上述解釋的意思是，如果對太空或相關技術的利用已經滲透進民眾的日常生活，實現了一般化，那就不可能再用於軍事活動，即「非軍事化利用=和平利用」，也有人將之稱為「一般化理論」。

當時，普通民眾也在使用通信衛星的線路打電話、發傳真和收看衛星電視節目。那麼，自衛隊使用美國通信衛星接收器的行為就屬於和平利用太空的範疇。出於同樣的道理，自衛隊使用日本企業可自由購買的美國和法國的高解析度遙感圖片也不違反國會決議。但是，自衛隊被禁止擁有專用通信衛星和偵察衛星。

大浦洞導彈成為讓日本改變政策的「黑船」

1998年8月31日，朝鮮發射的大浦洞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後墜入太平洋。可以說，此次事件成為了改變日本將和平利用太空限定為非軍事化利用這一政策的起點。

1998年8月31日朝鮮發射的大浦洞導彈（KCNA/AP/Aflo）

面對直接威脅到日本安全保障的這一事實，日本政府於同一年決定要擁有信息收集衛星。由於不允許自衛隊擁有衛星，所以日本採用了由內閣持有和運營衛星的機制。

實際上，在決定引入信息收集衛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問題：情報收集衛星到底能不能算在一般化理論的範疇之內。因為在1998年時，市場上銷售的圖片分辨精度最高為2公尺左右，而內閣希望擁有理想分辨精度為1公尺的情報收集衛星。當時這種高精度的圖片還說不上已經深入普通民眾的生活，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

不過，由於預定發射第一顆衛星是在2003年，在發射之前市場上或許就將出現分辨精度為1公尺的圖片。日本政府基於這種預測，同時著眼於一般化理論中「已經實現一般性利用的衛星及與其擁有同等功能的衛星」這一標準的「同等功能」這個部分，指示推進開發計畫。

從情報收集衛星的功能和能力來說，或許可以勉強解釋為符合一般化理論。但如果考慮到資訊收集衛星的主要用途是應對北韓方面的威脅，那麼回頭看看，也可以發現從通過計畫的那一刻起，一般化理論就已經不成立了。

2003年3月28日，日本發射了完全自主製造的I-IIA5號火箭，將最早的兩顆情報收集衛星（光學和雷達衛星各一顆）送入太空。

另一方面，同年12月，日本決定引入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針對領空和太空的分界線是高度多少千米這個問題，國際上並沒有達成共識。於是，「攔截在遠超100千公尺的高度上瞄準日本的導彈」是否屬於軍事化利用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答案。

如果將衛星能夠進入繞地軌道的高度之上的空間定義為太空，那麼動用宙斯盾戰艦上配備的攔截導彈就完全有可能被視為在太空行使軍事力量的行為。但針對導彈防禦問題，日本幾乎從未在國會上討論過其與非軍事化利用之間存在的矛盾。

制定太空基本法

此後就只剩下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消除不符合現實情況，導致不可能對太空進行合理利用的非軍事化利用條件。2008年5月，日本通過超黨派議員立法制定了《太空基本法》，關於接近國際標準的和平利用太空行為，其第二條做出了如下規定。

「按照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的外太空活動所應遵守原則的條約及其他國際承諾之規定，依據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理念開展太空開發利用活動。」

劃了底線的這份名字很長的條約一般被稱為《外空條約》（1967年）。這是聯合國通過的五份關於太空問題的條約中最重要的一份，也有人稱之為「太空憲法」。

外空條約規定的關於和平利用的具體內容（第四條）是：（1）禁止在外太空（除了天體以外的真空部分）部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2）禁止在天體上開展軍事化利用活動。外空條約並未禁止在太空部署常規武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外的武器）以及載有核武器的彈道導彈單純飛越太空。

因此，按照外空條約的規定，日本也擺脫了過去將太空的和平利用限定為非軍事化利用這種解釋，以國際標準為前提，在其基礎上加入憲法上的限制（2008年特別規定了不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借助這種形式讓太空的防衛性利用和安全保障利用成為了可能。

從此，日本擺脫了已持續約40年的「太空的和平利用即意味著非軍事化利用」這一思維，開始採用「出於防衛目的利用太空的行為屬於和平利用」這樣一種普通國家的解釋。可以說，《太空基本法》為日本的太空政策提供了最大的轉捩點。

由於《太空基本法》帶來的這種變化，雖說數量僅有兩顆，但防衛省終於擁有了專屬的衛星。2018年12月18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內閣會議上敲定了新防衛大綱，其中提到了「太空、網路和電磁波」等全新領域，防衛省擁有專屬衛星一事，也與日本積極利用這些領域加強防衛的思路有關。

日本的太空活動發展階段

（作者製作）

標題圖片：國際空間站上的日本實驗艙「希望號」，2009年7月完工（路透社／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