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漫步鹿兒島市

薩摩風土培育幕府末期維新志士

立於甲突川畔朝海眺望，灰煙自櫻島火山口裊裊升起，與天上烏雲匯流，霧濛濛罩住了整片天空。

從甲突川遠望櫻島 Ⓒ李琴峰

不愧是明治維新時期大肆活躍的古薩摩藩，鹿兒島市中心四處零星散布著維新志士相關景點，每走幾步路便可遇到銅像、出生地、死歿地、紀念碑等等，鹿兒島中央車站站前廣場也建有名為「年輕薩摩群像」的銅像群，相當醒目。沿著市內主要河川甲突川河畔，有一條名為「歷史小徑」的散步小路，走在小路上，四處可見刻有島津忠良〈iroha和歌〉47首的石柱，以及許多介紹薩摩歷史風土民情的解說牌。歷史小徑的一角，有一棟展示著薩摩藩與明治維新歷史的設施，名為「維新故鄉館」。

西鄉隆盛生誕之地（左）與自盡之地 Ⓒ李琴峰

鹿兒島（薩摩藩）位於日本本土最南端，正因其具有地利之便，能透過海上交流接觸外國文化、思想、知識與技術，才得以在明治維新的歷史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實際上，許多與海外相關的歷史事件都在薩摩藩發生，比如鐵砲傳入種子島、沙勿略來訪，以及支配琉球等等；也有許多薩摩藩藩主，都對蘭學等西洋學問頗具興趣。

1853年黑船來航後，1854年《日美和親條約》簽訂，江戶幕府被迫開國，帶給日本上下巨大震撼，1858年不平等條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更是引發極大反彈聲浪，使得反對開國的尊王攘夷運動聲勢如日中天。部分尊王攘夷派人士在「安政大獄」中被大老井伊直弼鎮壓問罪，但井伊自己也在「櫻田門外之變」中慘遭暗殺。其後展開的，便是戰爭與同盟、謀略與暗殺的血腥歷史了。

薩摩藩原先是高唱攘夷的，但在1862年發生了「生麥事件」，薩摩藩人殺傷了幾名英國人，導致隔年與英國開戰（薩英戰爭）。薩摩藩在這場戰爭中見識到西方列強的實力，知道攘夷是不可能的，於是轉而專注討幕。不只如此，俗話說不打不相識，薩摩和英國竟然要好起來，在英國的協助下，薩摩違反幕府鎖國禁令，以藩費偷偷派遣留學生造訪西洋（後來成為首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禮，以及東京大學前身東京開成學校首任校長畠山義成也在留學生之列）。1866年薩長（薩摩藩與長州藩）同盟成立以後，幕府展開第二次長州征伐，此時長州藩之所以能獲勝，也是因為背後有英國援助之故。堂堂幕府竟然打輸小小一個長州藩，從此之後，幕府威信一落千丈。

受到歷史洪流玩弄的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

談起薩摩出身的維新志士，大概沒有比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更著名的了。這兩人幼時都住在加治屋町，在「鄉中教育」制度中成為好友。西鄉在薩摩藩曾多次獲罪流放外島，都是大久保替他向藩政府說情，請求原諒。幕府末期，兩人為創立新政府而共同努力，1867年王政復古後也都成為明治新政府的重要人物，活躍一時。

大久保利通銅像 Ⓒ李琴峰

然而，1871年派遣的遣歐使節團（岩倉使節團），大久保參加了，西鄉則留守日本，這為兩人日後的友情裂痕埋下了遠因。1873年，兩人在要不要對朝鮮派兵一事上，意見產生對立，親眼見過歐美現代文明的大久保主張應該優先治理內政，而西鄉則主張應該出兵。兩人最終決裂，西鄉於1874年罷官歸鄉，回到鹿兒島，在故鄉設立私學，培育後進。3年之後，1877年，一群對新政府懷恨在心的鹿兒島士族簇擁西鄉起兵，西鄉於是發動西南戰爭，並在8個月後兵敗自刃。碰巧的是，就在西鄉自盡的隔年，大久保也在東京遭到暗殺過世。兩位昔年摯友受到劇烈變化的時代所擺弄，而被迫互相殘殺，這樣的人生實在太過戲劇化且賺人熱淚，因而多次成為歷史小說與電視劇的題材。

受到正向傳述的明治維新

然而漫步鹿兒島市區，四處探訪史蹟時，我所感受到的與其說是思古幽情的感動，反而比較像是一種落寞──明治維新的歷史，在這塊土地上總是以過度正向的方式受到傳述。

從摩天輪眺望鹿兒島市區與櫻島 Ⓒ李琴峰

比如有許多解說牌都提到，除了西鄉與大久保外，村田新八、東鄉平八郎、山本權兵衛等等，幕末時期的薩摩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偉人與重要人物，主要原因之一該歸功於當地盛行的「鄉中教育」。鄉中教育是薩摩藩獨有的青少年教育體制，沒有老師，而是由住在同一個地區（稱為「鄉中」）裡的年長者負責指導年幼者。青少年被分為6歲至15歲的「稚兒」、15歲到25歲的「二才」，以及25歲以上的「長老」（年齡都只是大致劃分），各自擁有不同的任務與角色。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上下關係極為嚴格，年長者所說的話便是絕對，不允許反駁與辯論，用現在的話來講，大概相當於日本所謂「體育會系」的感覺。理所當然地，當代體育會系的組織中常可觀察到的那些問題：霸凌、職權騷擾、毅力論、精神論等等，當時想必也不可能沒有。再說了，這樣的教育體系中，只有男性能接受教育。然而鹿兒島解說鄉中教育的方式，只是一味將其美化為創造「日本現代化原動力」的制度並予以肯定，而未曾以批判視角審視其可能有的問題。此外，對於蝦夷地（北海道）的開拓，也只強調拓荒者的功勞與苦勞，而未談及阿伊努民族（日本的原住民）所受到的影響。歷史總是一體兩面，敘事者往往只刻意挑選其中一面來述說。

不過這其實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對鹿兒島這塊土地而言，明治維新那段歷史，是驕傲，是歸屬，也是一大觀光資源，當然只能正向傳述。

拓荒者的保守化

即使如此，這個事實仍帶給我數種性質各異的落寞感。

首先，我不得不想起一個事實：歷史總是由勝者、強者那方的視角來敘述，且總是由無數偶然堆疊而成的結果論，那些我們所相信的現代式的正義，不僅在歷史濁流裡是無力的，就連在歷史受到述說時，也是無力的。

其次，當年迅速引進外國文明、抵抗幕府統治，促進日本現代化的薩摩藩，在那個時代的確是開創歷史的進步角色；然而曾經推動時代發展，創造「當代日本的黎明」的鹿兒島，如今卻反而成了抗拒變化、阻撓進步價值觀的保守王國（這點由選舉結果便可看出）。歷史上常見許多曾引進先進價值觀、開創新時代的個人或是集團，在時代變遷後跟不上時代變化而淪為保守派，或許這就是歷史的宿命。

而最後，則是一種極為個人的感受──我再次認識到，自己果然是個沒有故鄉的人。許多居住在鹿兒島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想必都對培育出眾多維新志士的故鄉感到自豪，但這種「與自己相同出身的人立下了豐功偉業，自己便也與有榮焉」的感受，我卻從未有過。明治維新也好，那些創世神話、建國偉人也罷，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們總會透過共享某些故事與神話，藉以培養個體對所屬集團的歸屬感，由此產生愛鄉、愛校，乃至愛國情操，這種情操往往也成為人們的認同與向心力、凝聚力之所在；但一直以來，我都感到自己所處的地點，總在人們創造出的那個巨大圈圈之外。

在時光之流中孤獨放浪

不過──我轉念一想。或許正是因為擁有這種落寞感與疏離感，我才會成為作家，也說不定。正因無法歸屬於某個集團，我才會選擇作為一個個體，來與這龐大的世界對峙。

從穿著軍服、身材魁梧的西鄉隆盛銅像步行數分，便可抵達「鹿兒島近代文學館」，館內展示著與鹿兒島有過緣分的作家資料，其中有兩位有名的女性作家，林芙美子和向田邦子。這兩人都並非鹿兒島出身，只是小時曾在此地住過。林芙美子在47歲時便因心臟麻痺唐突辭世，向田邦子則是在墜機事故中死於非命。

西鄉隆盛銅像 Ⓒ李琴峰

比起那些立下維新大業、成為歷史主角的男性，我更與這兩位女性作家產生共鳴。

林芙美子在其代表作《放浪記》開頭，曾如此寫道：

「我是個宿命的放浪者，是個沒有故鄉的人。」

這種感覺與我極為相似，我也是個沒有故鄉，或者該說，是個無法擁有故鄉的人。我也不像西鄉和大久保那樣有幼年結交的終身摯友，在我的人生中所仰賴的，總是許多虛幻而易碎的緣分。

離開文學館後，我登上位於附近的城山，此處有一個洞窟，西鄉在西南戰爭末期走投無路時曾於此洞窟內據守5天。再往上爬，便有一處觀景台，能夠俯瞰鹿兒島市區。烏雲籠罩天空，櫻島聳立遠方，這樣的自然景觀與150年前想必沒有什麼不同，但人們的生活卻早已物換星移。

說到底，或許所有人類都不過是在時光之流中孤獨放浪的存在罷了。即使如此，在這廣闊的天地之間，只要能找到一處足以安身立命的歸宿，就算那個地方不是故鄉，人類也能賴以為生。反過來說，這樣的安身立命之所，或許也就能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故鄉了。

至少我是如此相信的。

紀念薩摩訪英留學生的「年輕薩摩群像」 Ⓒ李琴峰

標題圖片：櫻島 Ⓒ李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