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LGBTQ文學——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故事

臺灣走向同婚合法化之路的故事開端：《孽子》

若提到臺灣LGBTQ文學（或稱同志文學）的金字塔，當屬白先勇的小說《孽子》(*1)。1977年開始連載於雜誌《現代文學》，1983年出版單行本。之後，也陸續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舞台劇，可以說是當代文學經典名著。

日文版《孽子》由陳正醍翻譯、國書刊行會出版、2006年。

小說一開場是就讀高中三年級的李青，因為在學校與同性職工發生不當關係而遭退學處分，退役軍人的父親與他斷絕父子關係，並把他趕出家門。在被學校驅逐，家庭放逐之後，無處可去的李青只能在街頭遊蕩，最後漂流到台北新公園（現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男同志社群。在新公園躲避外人的異樣眼光，受到長老保護，與相同境遇的少年們一同生活，探索自己的生存方式。

華人社會重視「傳宗接代」，也就是父系家庭傳承的傳統觀念。身為同志一事，就意味著世代相承的血脈無法延續下去，因此被認為不孝，這也呈現在「孽子」的標題上。1970年代的臺灣社會，同性戀者一旦出櫃的話，甚至是不被允許繼續留在家中，而《孽子》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刻劃了男同志的內心掙扎與絕望，也見證了當時台北男同志社群的樣貌。同時，在戒嚴時代描寫並發表同志故事的緊張感，以及作家的氣勢和覺悟，不得不讓人欽佩。

LGBTQ文學是難以被定義的。在《孽子》之前，臺灣也不是沒有LGBTQ小說，但是《孽子》是以男同志的第一人稱敘述，在臺灣文學裡面將同性戀的主體性可視化，這一點足以讓這部作品成為臺灣LGBTQ文學的基石。在這裡可以看到40年前，在同婚合法化的進程上確實踏出了第一步。

同性戀者自我否定的90年代：《鱷魚手記》

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1990年代是轉換為民主化的激盪時代。臺灣、女性、原住民族等的權利運動十分蓬勃，誕生出形形色色的各種講述身分認同的文學。LGBTQ族群也為了追求主體的語言和故事，創造出許多文學作品，如邱妙津的女同志小說《鱷魚手記》或是紀大偉的酷兒科幻小說《膜》(*2)等，均受到知名文學獎項的肯定。80年代的LGBTQ小說總共不過13篇，至90年代，發表的作品則多達215篇(*3)。

（左）《臺灣性少數文學［1］長篇小說 邱妙津《鱷魚手記》》、作品社、2008（已絕版）；（右）《臺灣性少數文學［2］中・短篇集紀大偉作品集《膜》》、作品社、2008（已絕版）

邱妙津的小說《鱷魚手記》（1994年出版）是講述一位就讀臺灣大學的女同志拉子的故事。內容描寫身為女同志的內心衝突與絕望，也刻劃與男同志友人的情誼。拉子對於愛女人的自己感到痛苦：「我是一個會愛女人的女人。眼淚汩汩泉源，像蛋蜜塗滿臉。全世界都愛我，沒有用，自己恨自己」(*4)，雖然承認是女同志，卻憎恨自己、不斷地否定自己。小說裡，有時穿插鱷魚的故事，並用詼諧手法把自己比擬作鱷魚，以不正常、異類的存在，與被歧視的孤獨同性戀者重疊。

本書裡交織著村上春樹或尚．惹內（Jean Genet，1910-1986年）等各式各樣的文化符號，像是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在臺灣LGBTQ文學是如何被解讀的，也可由此窺見一端。

1995年，作者邱妙津在留學地巴黎自殺，年僅25歲。《鱷魚手記》一書不只對許多作家產生影響，「拉子」「鱷魚」在華語圈裡成為女同志的代名詞。雖然邱妙津無法看到臺灣社會的變化，但之後出現了李屏瑤《向光植物》、李琴峰《獨舞》等多數可以說是致敬作品的同志小說。

從個人走向社會：《下一個天亮》

2003年，第1屆臺灣同志遊行在台北舉行。隔年，臺灣法律首度針對性傾向予以明文保護，公布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

日文版《下一個天亮》三須祐介翻譯、書肆侃侃房、2020年

臺灣LGBTQ文學不再侷限於個人的故事，也開始關注與社會的連結。徐嘉澤《下一個天亮》(*5)（2012年出版）的開場是林呂春蘭的丈夫曾任職於報社，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衝撃，整個人像木頭人一樣，成為不發一語的廢人。之後，林家搬到高雄，兩人的兒子平和與起義，及起義的同志兒子哲浩，以林家三代的故事為縱軸，從美麗島事件（1979年）、美濃反水庫運動（1992-2000年）、葉永鋕事件（2000年）(*6)、高雄捷運泰勞抗暴事件（2005年）、第1屆高雄同志大遊行（2010年）等的南部觀點出發，交織出臺灣現代史。

哲浩決定要順從自己的內心過日子，大學2年級時向家人出櫃，當時以及之後，父親起義要如何跟兒子相處？這裡可以一面聯想30年前的《孽子》，一面閱讀。

這位臺灣屈指的說故事人，把代代相承的歷史、人們的回憶和思想，以及今日的臺灣社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種種，精彩地呈現出來，作為認識臺灣現代史的作品，本書也堪稱是傑作。

真實的女同志文學的誕生：《向光植物》

李屏瑤《向光植物》(*7)（2016年出版）在臺灣入選為2018年度「高中生喜愛書籍前十名」的女同志小說。

日文版《向光植物》由李琴峰翻譯、光文社、2022年

主角「我」進入台北的知名女中就讀後不久，對學姊小游產生好感，兩人進而交往。但是，小游之前交往過的是被父母強迫分開的前任小莫。3人考上臺灣大學後，開始邁向各自的道路，然後再度相遇。以清新平淡的筆觸描寫彼此相互吸引卻又經歷內心苦惱和動盪的青春日常，文中對臺灣社會和文學的性別平等的自豪感滿溢。

如果無法否定自我將無法寫出《鱷魚手記》以來，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真實的這般女同志文學誕生為止，臺灣社會經歷的變化及LGBTQ族群的歷史在本書中隨處可見，伴隨這些變化，書中人物表現出來的感受、情感、言行舉止也越來越進化。

順帶一提，在本書裡拒絕女同志的不是當事者本人，而是小莫的父親，而且是以考上臺灣大學或是政治大學的頂尖學府作為條件才願意妥協。由此可窺見重視學歷的臺灣社會一隅，同時LGBTQ文學與臺灣大學的特別關係也讓人興味盎然。不管如此，書中的女同志已經不用否定自己的存在，不必以自殺畫下句點。

不過，並不能全然說主角、小游、小莫三人全都迎來快樂結局。這是因為女同志的「這個世界的本質不適合我」(*8)，抑或是作為三角關係無法成立的一般戀愛小說來描寫的緣故…。請讀者務必親自閱讀本書以一窺結局。

40年來，臺灣LGBTQ文學不斷地向社會傳遞這些為追求性別平等的語言和故事，到了21世紀，L（Lesbian女同志）和G（Gay男同志）族群已經獲得生存權和人權，已經不需要自殺或者是遭遇到被社會、被家庭放逐的處境。但是，本文裡沒有談到的B（Bisexual雙性戀者）、T（Transgender跨性別）、Q（Question / Queer對性向感到疑惑者等），是用什麼樣的語言和故事來獲得主體性，是如何描寫各自的「下一個天亮」，抑或還在醞釀的階段？這與今後LG文學的深化同樣令人關注。

標題照片：prathanchorruangsak / 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