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的亞洲與日本(2) 探討「普世性」社會科學的政治性: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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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負面教材的蘇聯
川島真 山田教授您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的時期正值冷戰剛結束之際,當時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局勢以及中國的呢?
山田辰雄 冷戰結束時,因個人因素,1990年11月我剛好人在東柏林,親眼見證了當時人們拆毀著「柏林圍牆」。冷戰結束後,作為中國研究者,我想談談中國。經歷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逐漸復甦,準備走向國際社會。
雖然亞洲也逐漸發生變化,但與歐洲不同的是,冷戰結束並沒有立即引發亞洲的劇變。相反地,我認為中國將蘇聯的崩解視為負面教材,這也促使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不過,冷戰的結束讓與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往來變得更加容易。在那之前,我已經多次前往蘇聯,並且與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有深厚的關係,因此也多次前往那裡參加會議或演講。隨著冷戰逐漸緩和,我們變得更容易造訪社會主義國家。
天皇訪中與共產黨政權
川島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各種制裁。從當時外交部長錢其琛的回憶錄(*1)等資料來看,可以理解為中國也有意圖利用天皇訪中來突破圍繞其周邊的制裁。
山田 天皇陛下(現任上皇陛下)是在1992年訪問中國,但在此之前,他希望更了解中國的情況,於是邀請了幾位文化人和學者。我當時恰巧是亞洲政經學會的理事長,便以學會代表的身份前往皇居,與天皇、皇后兩陛下進行了交流。
當時我只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辛亥革命,並指出從日中合作的角度來看,這場革命對於塑造新中國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後來還有幾次與天皇陛下見面的機會,據我所知,1992年訪中時,中方是由楊尚昆負責接待,天皇陛下對那次訪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僅覺得愉快,同時也認為中國確實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方的接待禮節非常周到。
天皇陛下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款待,並且走過群眾之間。那正是當時的時代氛圍。的確,冷戰的結束是一個巨大的變動,但在我看來,世界和日本的變化並沒有為日本的學術界帶來負面影響。
亞洲研究與社會科學:政治運用「普世」價值的方式
川島 山田教授,您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能否請您談談對當前日本的亞洲觀與中國觀的看法?
山田 在廣義的社會科學中,亞洲研究的定位是一個重要問題,涉及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我長期以來關注的課題。簡單來說,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逐漸發展成現代社會,並催生了社會科學理論,這些理論逐漸擴展為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普世理論。
那麼,現代社會的情況如何呢?我認為,當今社會正處於一種因主張普世價值而反而導致社會分裂的狀態。也就是說,一方面有人權和民主主義的訴求,另一方面則存在著權威主義。這些原本是學術領域的概念,如今卻在現代社會被政治化,導致世界的分裂。
意思是說,近代西歐社會蓬勃發展,原本源自西歐的社會科學應該是專屬於西歐的,但人權、民主主義等概念卻被普世化,甚至傳到了亞洲。然而,20世紀後期,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也逐漸發展,這引發了如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相對化並納入這些發展的新課題。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亞洲發展,不僅限於亞洲本身,而是如何將其融入社會科學的普世原則,這將與新社會科學的進化密切相關。
我認為,亞洲研究實際上是提升以往的社會科學的其中一種基礎研究。這代表著亞洲研究不僅止於將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應用於亞洲,而是應該透過亞洲的現狀發展與以往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加乘效果,走上新社會科學的發展之路。因此,亞洲研究並非隸屬於社會科學之下,而是促進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資源。
當前的問題是,這些被認為是普遍性的概念正被政治利用,導致世界分裂。我並不是說獨裁體制是好的,而是我觀察到社會科學產生的普世理論和概念正被政治化的現象。
(*1) ^ 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日譯版為《銭其琛回顧録:中国外交20年の証言》(錢其琛著,濱本良一譯,東洋書院,2006年)。
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
川島 歐美的亞洲研究是否有契機注意到這些課題?
山田 越戰某種程度上對以美國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質疑,因此我開始關注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具體來說,我對馬克斯·韋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2)的著作產生了興趣。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理論背後可能存在著一種情感、價值觀,或者稱之為問題意識。馬克斯·韋伯的情感體現在他如何證明並正當化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他用基督新教來解釋這一過程。實際上,我認為在討論韋伯時,除了基督新教外,還必須同時考量他對儒教和道教的評價。可以看出,韋伯的情感驅使他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在此過程中將儒教與道教定位於近代化的次要地位。
這樣真的可以嗎?在19世紀或許沒問題,但進入20世紀後,中國,甚至整個亞洲都逐漸發展起來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何亞洲能夠發展?以及,亞洲自我發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對余英時的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產生了興趣。余英時明顯受到了韋伯的影響,他深入分析了自明清時期的16世紀,甚至更早以來,中國倫理、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逐漸世俗化的過程。這種世俗化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新興商人階層意識形態的基礎。余英時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試圖發掘中國自我發展的根源。閱讀他的著作後,我深受啟發。
社會科學的發展背後也包含了歷史學,正是這種情感的驅動,才催生了理論架構。如果忽視這一層面,作為社會科學一部分的亞洲研究將變得淺薄,甚至無法成立。我們必須探究當前亞洲研究的動機或情感究竟是什麼。
(*2) ^ 余英時(1930-2021),出生於天津的中國史及思想史研究學者。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等職,引領全球的中國史研究。其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被翻譯成日文出版(余英時著,森紀子譯《中国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平凡社,1991年)。
西方民主主義的根源/中國權威主義政治的根源
川島 如今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看待這樣的中國似乎已成為當前亞洲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您怎麼看呢?
山田 「如何面對中國這樣的課題」在政治層面上確實具有意義,但在學術上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最近的亞洲研究傾向於先把問題焦點鎖定在崛起中的中國。當代的亞洲研究應該從這類政治分歧中獲得更多自由。畢竟學術並非政治,應該擁有更多的自由度。
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客觀地分析這兩方分裂的社會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探究西歐民主主義的根源,同時也要思考,為何在中國或其他地區會產生威權主義的政治或體制。透過跳脫共同價值觀的束縛,客觀地分析這些現象的成因,我們或許才能在社會層面展開對話。接下來,我們應該從中發掘並建構出社會科學或普世價值。
在我看來,現在的亞洲研究過於泛政治化。我理解它無法完全與政治問題脫鉤,但我認為學術應該在不同層面上,對人類社會的自我發展做出更多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學者應該更加嚴謹、自律一些。
此訪談於2022年9月26日在東京虎之門的nippon.com進行。完整的訪談記錄刊登於《亞洲研究》(69卷3號,2023年7月)。
標題圖片:天皇陛下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左)一起走過整齊排列於人民大會堂前的儀隊前,1992年10月23日,中國北京(AFP/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