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開始臺灣研究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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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因讀了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對於自己對臺灣的無知感到衝擊。當時因臺日斷交等局勢背景,臺灣二字長期被日本媒體忽略,研究臺灣的人更是難得一見。且聽筆者如何投身臺灣研究之原委。  

1949年與1972年

我出生於1949年,在1972年考上研究所,一腳踏上了研究學術的道路。順帶一提,我也在同年結了婚。

無須贅言,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元年,同時也是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黨,敗逃臺灣的那一年。總之,在我出生的同一年,臺灣海峽的兩岸,兩個自稱中國的政治實體,形成對峙之勢。

1972年也無須多言,正是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的那一年;受此影響,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亦訪問中國,同年,中日之間建立正式邦交,造成日本與臺灣斷交;而在前一年,中華民國遭逐出聯合國。臺灣的中華民國雖遲至1979年才與美國斷交,但自此之後,曾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卻不被承認為一個國家,淪為如此特殊的國際身份,直至今日。這樣的狀況持續多年,與我以臺灣研究者的身份進行學術活動的時間,幾乎一致。在未來的2022年,臺日斷交的歷史將迎向半個世紀,而我們夫婦也將迎接金婚紀念。

常有人言,我和臺灣有著如此的緣分,大概是因為我個人與臺灣有親緣關係,才會將臺灣當作研究對象;有次在臺灣某鄉鎮城市演講後,新聞刊載了「若林的母親是臺灣人」等等報導。諸如此類的事皆為子虛烏有,記者擅自捏造,杜撰出「my paper」的現象,仍然存在於已是30年後的今日,令人不勝唏噓。

打開「臺灣」開關的時刻

那麼,為何開始研究臺灣呢?

如果說治學初始即是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我的臺灣研究亦是如此。在我還是東大教養學部教養學科學部生的時候,時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戴國煇老師(之後擔任立教大學教授,1931-2001),介紹我讀臺灣作家吳濁流(1900-1976)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讓我大受衝擊。故事主角彷彿是作者的化身,描寫身為地主之子,接受殖民地教育的菁英‧胡太明充滿苦惱煩憂的一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被迫同化為日本人,卻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想逃離一切遠渡中國,被知道是臺灣人後,又被罵是「日本人的走狗」;小說名為「亞細亞的孤兒」,象徵著臺灣人的身份狀態,在各種談論之間經常可聞。

筆者就讀研究所碩士課程時在善光寺拍攝(筆者提供)
筆者就讀研究所碩士課程時在善光寺拍攝(筆者提供)

但那是之後的事情。當時對我來說,此作給我的衝擊之處比起內容,閱讀之後察覺到自己對於「臺灣」的「無知」令我更為震撼。當時也正逢思考畢業論文的時期,突然對映入眼簾的文字中,出現「臺灣」二字非常敏感。1970年代前半,日本報紙上極少出現「臺灣」二字,發現自己居然對報紙上出現「台所」(譯註:「廚房」之意,與日文的「台湾」相近)的文字,都有所反應,好幾次只能對自己搖頭苦笑。一切都是因為打開了自己身上的「臺灣」開關之故。

但是,為何當時新聞報導中,「臺灣」二字會如此缺乏?在那之後我常常想,會不會是因為在那個時期,有種心態認為,建立邦交和斷絕邦交的一體兩面,輿論便以此打發問題?不過這個想法尚需嚴正檢視。比起「戰後的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臺灣?」的疑問,「日本為何刻意不去看臺灣?」的這個問題,恐怕牽扯到日本殖民帝國的所謂「去帝國化」問題,到目前為止,我也未能完全著手處理這個問題領域,總讓我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妳先生沒問題吧?」

大學的畢業論文以1920年代中期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為背景展開的「中國改造論爭」為題,之後提交審查,進入東大社會學研究科的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攻讀碩士學位。雖說是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但當時尚未與區域研究嚴格區隔,因此從事蘇聯‧東歐研究、中國研究,以及想要研究現代國際政治史的人,也會進入此課程修讀。若想研究臺灣,雖然無人能指導,但允許獨立研究。

由於從研究所開始研究臺灣,首先想看看臺灣實際的樣子,於是碩士第一年的最後,大約花了一個月去臺灣旅行。戴國煇老師幫我書寫介紹信;早一步先到臺灣熟悉當地情況的河原功先生,也帶我到各處拜訪;之後從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繞至鵝鑾鼻、臺東、花蓮,然後從太魯閣搭巴士,行走穿越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回到臺中,環島一周。

下次有篇幅,想寫下當時的種種見聞和拜訪各方人士時的回憶,但有件事我想先在這裡談談。當時,日本經濟雖然已過了高度成長的巔峰時期,但日本男性前往臺灣或韓國旅行時,用「買春觀光」等用語,遭人議論紛紛。不出所料,當我抵達臺灣各城市的旅館房間稍作休息時,便有飯店服務生來敲門,一開門就詢問晚上是否寂寞,需要排解之類的話語。1990年前往廈門時,也發生過同樣狀況,我在1983年「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曾去過廈門,當時完全無法想像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雖然是回國後才聽說的事情,如前述,新婚不久我便前往臺灣訪問,當時我太太認識的女性對她說:「妳先生沒問題吧?」。還記得之後曾遇到某位了解當時狀況的商社員工,得意洋洋地大談「北投溫泉之夜」的「獵豔美事」,當時只能沈默不語。這並非回想起來令人愉快的記憶,但仍想紀錄這件事情,畢竟能夠顯示出當時某個層面上的臺日關係。的確,進入1990年代後,日本電視廣告出現了年輕女性取向的臺灣觀光旅遊的廣告宣傳,我見到之後,心中深深感受到時代的變化。

有人勸我「反攻大陸」的時代

在那之後,當然寫了碩士論文。論文以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共產黨為題,接受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擔任審查委員的故衛藤瀋吉老師提問:「謝雪紅戰後怎麼了?」謝雪紅當時從上海前往莫斯科,接受訓練後再次回到上海,是參與創建臺灣共產黨的女性領導人。我回答,謝雪紅二二八事件後偷渡到香港,之後進入中國解放區,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但之後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之中受到批判與迫害,後來據聞已恢復名譽。諸如此類的事情,當時已經可以得知,但我心想若繼續深入被追問,該怎麼辦,著實忐忑不安,但老師並未追問下去,我也順利地通過口試。之後才想到,也許老師想確認我是否不僅聚焦於臺灣共產黨直接相關的資料,而是廣閱周邊的資料後,才著手書寫論文。

另一件插曲是,那時由於我的粗心大意,忘記接受健康檢查,那是當時進入博士課程的必要手續,慌亂中趕緊接受檢查才沒事,不過之後聽說我的指導教授・故上原淳道老師,在研究所的委員會裡,為我的疏漏而低頭求情。現在想起仍是滿懷愧疚。老師雖然已經離世,仍想藉此機會向他致上深深的歉意與感謝。

在諸多狀況之中,我進入了博士課程,但對於博士論文的題目非常迷惘,有段時間罹患了自律神經失調。大學3年級前往中國旅行時認識的朋友,研習針灸居然成為了治療師,以友情價替我診療,這讓我努力突破難關,不久便開始著手進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研究,最終延伸為博士論文。

應該同樣是在那個時候,某次參加完課堂討論會的回程中,同行的研究所前輩問我:「打算何時『反攻大陸』(轉換為中國研究)?」那是看見我進入了一個還無法掌握方向以及未來發展的領域,擔心後輩的前途,才有此話。我被這麼一問,心裡並未特別受到衝擊,只是聽完就發現,原來社會上的想法是這樣的啊,現在回想起來,更是感觸良多,長存我心。

那之後我依然無法「反攻大陸」,也沒有「反攻大陸」。經過那麼多年,已經忘記為何突然想起這件事。這麼說來,就想起蔣介石也無法「反攻大陸」。結果我的研究生涯,就成為研究臺灣的人生了。

標題圖片:本文筆者若林正丈先生(野島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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