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1973年春，臺灣初體驗「蔣介石真是逃到了一個好地方」

當時沒有成田機場，亦無桃園機場

翻開以往的舊護照，首次的臺灣旅行是從1973年2月27日到3月23日。當時是沒有網路和智慧手機的時代，出國前必須透過旅行社取得簽證並購買機票才能成行，購買機票後會獲得印有航空公司logo的提袋，在那個時代，還會有人若無其事地展示自己的提袋，暗中炫耀一番。

那個時候要到臺灣，是從羽田機場出發到臺北的松山機場，抵達之後，我的老友河原功（目前擔任臺灣協會理事）和他的「臺灣爸爸」駕著中古的達特桑汽車（譯註：Datsun，日產汽車外銷的暢銷車種）前來迎接。河原功當時仍是成蹊大學的研究生，但從大學時代就對臺灣的日本殖民地統治期的文學活動感興趣，而開始搜集資料和拓展人脈。

「臺灣爸爸」的達特桑汽車看起來有些年紀了，但聽說購買時税金很高，因此價格和當時日本的新車無異。而且在街上跑的計程車，也大多是有些年份的舊車，購賣自用車的風潮，在臺灣還要一段時間後才會發生。

我就如此展開了首次的臺灣之行，在臺北辦完人在東京的戴國煇先生（時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託付我的事情，之後南下西部平原，沿途住宿臺中、臺南、高雄、屏東，東部則繞經臺東至花蓮住宿一晚，接著搭乘觀光巴士從太魯閣出發，經由「中部橫貫公路」穿越中央山脈，抵達臺中後，再返回臺北。除了東北部的宜蘭之外，首先環臺一周。在臺北和臺中，河原功擔任我的導覽地陪，其他地方就依靠戴國煇先生的引介。

筆者在鹿港媽祖廟（筆者提供） 

河原功替我介紹了幾位經歷過日本殖民地統治期的本省籍知識份子，由於我是讀了吳濁流──接受過殖民地教育的作家──的自傳式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才對臺灣產生興趣，因此從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就開始閱讀殖民地時期臺灣人的抵抗運動相關史料，所以能夠見到那些名字記載於史料中的人物，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一切都成為了我的無形資產。當時見到的人，現在皆已故世，下回有機會再詳細書寫這段經歷。

朋友安排了屏東糖廠員工宿舍的住宿（筆者攝影）

順帶一提，當時羽田機場和松山機場被稱為日本和臺灣進出海外的「表玄關」，成田國際機場和桃園國際機場（當時稱為中正國際機場）還未建成。成田機場在「三里塚鬥爭」的多次衝突抗爭後，終在1978年啟用；而桃園機場為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十大建設」重要項目之一，也於1979年啟用。

1972年臺日斷交後，雙方國籍的飛航暫時無法往來臺日之間，經過外交折衝之後，日航成立日本亞細亞航空，而全日空進入臺灣航線時，以先前成立的子公司日空航空的名義開設航線。那段期間我沒有前往臺灣，1980年在我第二次訪臺時，則變成成田飛往桃園。

其後，我有段時間由羽田―桃園兩機場進出，那是因為我都搭乘中華航空（進入1990年代後也搭乘長榮航空）的關係。當時，臺日航線復活，但由於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中華航空無法使用成田國際機場，只好在羽田機場起降。羽田比成田方便許多，因此羽田―桃園之間的航班，出乎華航意料之外地成為賺錢的金雞母。只是，我在臺灣時也曾聽說，從孤零零地設置在廣大航廈一隅的國際線航站進出日本，當下實際感受到臺灣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實，讓人不悅。

2010年羽田機場再次成為國際機場，大約在同時期，臺灣方面的松山機場也再次設置國際航班，日本的航空公司也可以飛往松山機場，此後我都往來於羽田―松山之間。

歷經30年多年的歲月，再次重回我初次訪臺時的相同航線。長年往來於臺日之間，從哪個機場起飛，又降落在哪個機場，種種變遷讓人心中不禁生出歲月春秋之感。

「豐饒之島」的感觸

初次到訪臺灣立刻感受到，這真是個豐饒之島啊！之後數次試著反覆回想，那種感觸仍未消失。城市各處充滿活力，超乎預期，山林原野更洋溢著大片綠意；此外最令人驚豔的是，食物種類豐富多樣，非常可口。我有朋友喜歡臺灣，但對雞肉過敏，所以無法食用含有雞肉和雞蛋的餐點，不過對於天生就是貪吃鬼的我來說，臺灣真是天堂。雖然我家人覺得我能夠長年持續進行臺灣研究，都是臺灣食物太美味的關係，我總是一概否認。

受邀在餐廳吃到的食物總是很美味，街上也有許多販賣各種水果和果汁的攤子。現在大城市裡已經看不到了，當時還有人在路邊賣甘蔗。老闆拿著鋒利的鐮刀，刷刷刷地幫我削去外皮，我就咬著白色的甘蔗，品嚐著甘甜汁液，再吐出渣滓。對我來說，最棒的就是早飯吃燒餅、油條、豆漿──這三項組成的早餐，我總是將剛炸好的酥脆油條，包在還微微發熱的燒餅裡，然後沾著豆漿大快朵頤，這樣吃只要花3元，當時我把臺北昆明街的YMCA當作宿舍（住宿1晚只要100元，1980年再訪時，已經變成英語教室），附設的食堂裡，吐司加咖啡的套餐，我記得應該就要20元，而且還是即溶咖啡，麵包也只是表面稍微烤一下而已。我不知道高級飯店的狀況，但當時在臺北街頭，販賣咖啡與麵包的店家尚未普及。

在臺北下榻的YMCA附近的街道（筆者攝影）

初次訪臺的某日，王崧興老師邀請我一同用餐。王老師是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文化人類學者，當時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其實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她來到臺灣之前，曾經是河原功的高中老師，因此我們才有這樣的緣分。雖然王老師之後轉至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但我1985年擔任香港總領事館的調查研究員時，我們曾經見過面。而且之後他又轉任日本千葉大學，在該大學的研究休假期間，前往曾經任職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我也剛好在那裡進行研究訪問。當時我想，這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正欲積極向老師問學之際，老師卻因急病而過世，老師的早逝，對臺灣民族學的發展來說是個大損失，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即使只有1、2次也好，若是當時能獲得機會與老師深談，說不定我往後的臺灣研究會出現不同的發展。

1973年春天，這位王老師從臺北車站附近的餐廳二樓俯望街道，突然以日語感嘆地說：「蔣介石真是逃到了一個好地方。」當然，那是當時在公眾場所絕對不能用中文說的話。而我已經實際感受到臺灣的豐饒富足，因此聽見後只覺得原來如此，也有這種看法，心中頗有同感。

「為落選而競選」

1973年春天，當時我根本無法想像，自己過幾年後會將大部分的力氣，花在觀察研究當代的臺灣政治。因此雖然意識到半年前的1972年9月時的臺日斷交，而在我訪臺僅2個月之前的1972年12月，臺灣初次舉行了「中華民國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這個名字很長的國會選舉──此選舉在往後臺灣政治的民主化過程中，可以說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不過我當時對此則完全不知。為了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叛亂所進行的總動員非常時期，那些與蔣介石一同從中國大陸逃到臺灣的國會議員席次不必改選，只增加臺灣議員的席次，並針對那些席次定期改選。當年，臺灣就這樣舉行了如此奇妙的國會選舉。

關於臺灣現代史的最大悲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我大致上也有所理解，因為戴國煇先生曾向我介紹相關資料，而流亡日本的臺灣獨立派相關書籍也在日本出版。當時，我抵達臺北的隔天就是2月28日。當然，那時沒有發生任何事件，但已經和本省籍知識份子有所來往的河原功告訴我，一到那天，警察就會暗中加強戒備，各處瀰漫著一股神秘的緊張感。

我對當時臺灣政治的認識，雖然僅止於那種程度，但在旅途上注意到一件事，至今無法忘懷。記得應該是在臺中的街道上，偶然看見了一幅奇妙的景象。當時好像在舉行某個選舉，我看見一臺選舉車載著一個看板，上頭大大寫著：「為落選而競選」。

現在參照年表，那年的3月17日舉行了臺灣省縣市議員及鄉鎮縣轄市長的選舉投票，我就是恰巧碰見了這場選舉的某個競選活動。事後才明白，前一年在「國會增額選舉」中，雖然人數不多，已經出現一些擁有明確主張的反對勢力──這些政治人物之後很快就被稱為「黨外」──登上了政治舞臺。根據比較政治學者岸川毅教授（上智大學）的說法，由於地方政治層級裡早已出現頑強的政治脈動，因此當時我看見競選車上如此明白地揶揄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活動，可以說完全沒有任何不可思議之處。

「超乎預期」的觀念開始崩壞

先前我曾提到對臺北街頭的第一印象是「超乎預期」的朝氣活力，當時覺得「超乎預期」這種對臺灣社會真實的第一印象，我發覺自己事後持續對此反覆思考。所謂「預期」，當然是來自我對臺灣社會先入為主的觀念。若回顧經濟史，臺北街頭理所當然地滿溢著朝氣活力。臺灣經濟從1960年代開始到1980年代中期為止，都處於高度成長的態勢，就算是偶爾遭逢石油危機的1973年，經濟呈現負成長，但也立刻反彈恢復，尚處於堅實的成長動態之中。

而會看起來「超乎預期」的原因，我自己覺得可能是因為受到日本知識界「臺灣是蔣介石反動派流亡所在的島嶼」這種印象所影響之故。若從當時日本知識界的左派思考來看，深信蔣介石等人是「中國革命中失敗的反革命殘黨」，他們應該沒有未來可言，因此在他們統治之下的臺灣社會，也就應該是死氣沉沉，充滿壓抑痛苦的氛圍才對，這並非是誰的說法，而是當時的整體氛圍，不知不覺地滲入我的思考，形成了某種先入為主的觀念。

如前一次所提到的，我因為接觸到吳濁流的小說，才發覺自己對於臺灣一無所知，但那個「無知」仍無意識地沾染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然後，眼前見到的「超乎預期」和「為落選而競選」這種自我主張，不知不覺間我的先入為主的觀念，開始為之崩解。

標題圖片：本文筆者若林正丈先生（野島剛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