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歡風險的國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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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日本人都是天生的悲觀主義者。但悲觀主義者也並不是貶義詞。因為正是這種悲觀主義氣質,才塑造出了日本人勤勞認真的天性。

喜歡「穩妥」的日本,為成功賭上一把的西歐

日本人是如何認識現實的?基於這種認識又創造了怎樣的文化呢?

「人們的見解和想法,都受著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的制約」——如果按照著名語言學家薩皮爾(Edward Sapir)的假說來看,那麼我這個在日本生活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人,因為已經和日本人用相同的語言在思考了,所以再回頭去看生我養我的阿拉伯社會,有時就會感到某些事物有點不可思議。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阿拉伯人,由於母語阿拉伯語早就深深地根植在我的腦海,所以也經常會感到日本人和他們的一些行為很是奇怪。這樣就讓我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好像自己是懸浮在日本和阿拉伯這兩個文化之間似的。

日本人似乎一聽到「風險」這個詞,就馬上認為那是「會招來某種惡果的危險之物」。因此,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都自然而然地變得事事謹小慎微,儘量地不去冒風險。無論是上班上學,還是和人聊天說話,在各種場景下,都盡可能規範言行,以避免產生風險。這樣做的結果,就形成了日本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穩妥」。

然而,作為日本近代化樣板的西方社會,「風險」所包含的概念,更多的是強調「計算好的行動如果順利展開,收穫的成果是巨大的」。也就是說,在計畫的時候,為「成功」賭上一把的想法占主導地位。相較於更偏向於招致惡果的日語語感,兩者間明顯地有著天壤之別。

我在日本大學執教差不多有15年了,感覺學生們的行為中也表現出了回避風險的意識。課堂上我總是想創造一些雙向形式的教學機會,讓學生們展開討論,各抒己見;然而,即便我詢問學生們的意見,他們也不會給出什麼像樣的回答。但是用不了多久,你會看到教室各處的學生們跟同桌聊天的情形,或是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是辯論起來。看來他們並不是沒有意見才不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認為既然沒人舉手發言,那我自己也別太引人注目為好。日本人最擅長的「解讀空氣(察言觀色)」,就是為了規避「槍打出頭鳥」風險而形成的生存智慧。

樂觀還是悲觀,取決於基因?

據說,由於生性討厭風險,日本人是世界上投資欲望最低的。日本銀行的資金循環統計顯示,2018年末,個人(家庭部門)金融資產高達1830兆日圓,但與歐美主要國家相比,現金存款的比重很高,股票、基金等風險資產的比例較低。產生這種結果的一個很大因素,是在日本人的意識中,伴隨風險的投資收入通常會被打上負面標籤。所以無論政府如何搖旗呐喊,「盤活存款,啟動投資」也難有進展。日本人的這種消極思維似乎與遺傳因素存在著很大關係。

美國名牌大學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心理學家諾倫(Julie K. Norem)的研究顯示,人的心理傾向可以分為「防禦型悲觀主義者」和「戰略型樂觀主義者」兩種。防禦型悲觀主義者,就算是獲得再多的成功,也總會負面消極地認為「下一次可能會失敗」;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戰略型樂觀主義者,即便沒有確鑿的證據,他也會積極正面地認為「下一次絕對成功」。

決定一個人是防禦型悲觀主義者,還是戰略型樂觀主義者的關鍵,據說是血清素這種物質。血清素是腦內的一種神經遞質,血清素高,有助於讓人產生安心感,提高鬥志;相反,血清素低,則會導致不安或焦躁。負責血清素在腦內的運輸工作的物質叫做血清素轉運體(SERT),或血清素轉運蛋白。據說血清素轉運體的不同基因形式,決定了人體內血清素的多少。

血清素轉運體的基因中,有血清素搬運能力弱的「S型」和搬運能力強的「L型」。由於基因是從父母那裡各獲得一個,所以就會有SS型、SL型、LL型3種組合。據說日本人中SS型占了近7成,LL型也不超過100分之10。也就是說,由於腦內的血清素沒有得到充分使用,這樣就會因為一點點小事而感到不安,動不動就愛往不好的結果那裡想。於是乎,這群「防禦型悲觀主義者」就組成了一個叫「日本」的國家。

「和」的精神,在大腦中起到一種制動作用

為避免誤會,這裡有必要先說明一下,「戰略型樂觀主義者」優秀,或者「防禦型悲觀主義者」注定與成功無緣這種說法是不存在的。正如諾倫這本書的書名《The Positiv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中譯本《樂觀者贏悲觀者勝》)》那樣,負向思維也能產生積極的力量。那些總想著「萬一失敗了的話」和「前路必然充滿坎坷」的人,會縝密地制定計劃,避免因行動草率而招致混亂給周圍人帶來麻煩。由於他們會最大限度地考慮對手的情況,所以也比較容易跟他人建立信任關係。如此想來,所謂「防禦型悲觀主義者」這種性格,或許是日本人兢兢業業勤勞能幹的源泉也說不定。

人腦似乎被兩種機制所控制。一種是為滿足願望和慾望的存在的「加速器」機制,另一種則是抑制這類欲望的「刹車」機制。

「加速器」機制是人腦中掌管人類天生本能的部分,而與此相對的是「刹車」機制,它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習得的。在儘量避免成為「出頭鳥」的日本社會,「刹車」的意義尤為重大。

從日語的語言特色也能看出這種心理的影響。就像「不是〜嗎?」「或許是〜也說不定」「一般認為是〜」這類,都不做斷定,而是選擇用委婉的、穩妥的方式來表達,這些都是日本人認為「好」的說話方式。一般認為抑制情緒和表情,是日本特色文化之一。不在人前表露強烈的感情,即便是悲傷或是不安,也要控制自己,表現出強大的意志力,這也是日本人的「剛強」氣質所使然。

構成日本人「和」之精神基礎的也是人腦的「刹車」機制。為了滿足社會的需求,村民需要優先考慮的,就不是自己,而是全村的需求,必須與其他人一起行動,種植和收割水稻。這點也是靠著日本人擅長的大腦制動機制來實現的。類似的例子想要多少,就能舉出多少。大腦的「刹車」機制已經成為了日本人行為模式的標準。

消極和積極都是等價的

由這些「刹車」機制而產生的行為模式,便以體貼關懷他人的形式得到體現,催生出了日本人的「服務」精神。說到底,我們或許也可以認為,日本人比其他民族都更能體察和關照周圍的人,更加擅長為他人服務。

在推崇「全球標準」的當今世界,西歐型的戰略型樂觀主義者備受讚賞,人們傾向於認為那些處事積極樂觀,坦率表達慾望和希求的做法,才是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但是,在文化、傳統或是基因的制約下,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戰略型樂觀主義者的。我們沒有必要對此悲觀。因為消極和積極,或是人腦的刹車機制和加速器機制,它們其實就像光與影的關係一樣,是等價的,兩密切相關,難解難分。

之所以會這麼想,或許也是因為我在這種防禦型悲觀主義者的社會裡浸淫太久的緣故吧。

標題圖片: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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