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林正丈的「我的臺灣研究人生」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兩個衝擊──林義雄「滅門」慘案與葉石濤的一席話

政治外交 臺灣香港

1980年的林義雄「滅門」慘案事件當時正好來臺,在狂瀾的政治動盪中聽聞葉石濤先生的一席話,種種遽變在心中留下的衝擊。

在高雄得知林義雄省議員一家被殺事件的始末

我在臺北市民生西路的餐廳「波麗路」裡,實際感受到「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社會氛圍,其後隨著在臺灣大學留學的近藤正巳夫婦一同前往高雄。近藤夫人的兄長住在高雄,在當地做生意,因此我們到訪時可以暫居在他的住處。雖然沒有寫下旅行日誌,但馬上就知道是哪一天。當天正是2月28日。

一抵達高雄,便前往近藤夫人的哥哥家,再從那裡開車帶我們四處導覽,接著回到府上。客房桌上擺著當天的晚報,我記得是近藤先生先注意到第一版的頭條新聞。

那個新聞報導的,是之後被稱為「林宅血案」的恐怖迫害事件。

由於美麗島事件被送上軍事法庭的8名「黨外」(不屬於國民黨的政治團體)主要領導人裡,時任臺灣省議員的林義雄是其中一員。是日午後,不知名者侵入位於臺北市信義路的林宅,襲擊了待在家中的林義雄至親。他的妻子方素敏到監獄探訪丈夫而倖免於難,但林義雄的母親和3名女兒中的2人遭到殺害,另1名女兒也身受重傷。

反抗體制的父親已遭逮捕,體制正想嚴加懲罰。但這已經超過了他應該接受的懲罰,為何要殘殺他的親人?特別是完全與政治活動無涉,也無法抵抗暴力的年老母親和幼兒?這樣的行為天理不容,連被認為對臺灣政治不太關心的一般民眾,也似乎覺得強烈違反了社會的情理道義。

林宅作為政治犯的家宅,在戒嚴時期當然受到政治警察的嚴密監視。但光天化日之下,卻肆無忌憚地殺人。即使並非出自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指示,很明顯地是遵照體制內某處的指示所進行的殺人事件。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對體制必然生出不信任感,或是增強了原有就有的不信與懷疑。無疑地,此事件大大損傷了欲加罪於「黨外」領導人士的體制正當性。

封面背後的獨一文字「慟」

我在那次旅程中,為了理解「黨外」的主張,訂購了當時唯一發行的《八十年代》系列雜誌(也就是康寧祥主辦的雜誌。該雜誌被禁後,改名為《亞洲人》,之後再次被禁,又改為《暖流》月刊)。

回國後不久收到《亞洲人》月刊,該號以此事件為特輯,雜誌封面背後一整面的黑字之中,唯有「慟」一字為黑底白字,以表哀悼之意,成為非常具有衝擊性的版面。我曾數次寫信給在那次旅程中結識的吳密察先生,感謝旅途中受到他的諸多協助,以及請益關於研究的問題,但超過半年以上皆無回音。吳先生之後曾述懷說道:「因為那個事件陷入了非常低落消沈的狀態,完全無法回復心情回信。」

月刊《亞洲人》1980年3月號的正反封面照(筆者攝影)
月刊《亞洲人》1980年3月號的正反封面照(筆者攝影)

而我暫時投宿於近藤夫婦家的公寓,往南僅隔一個街區就是林宅。回到臺北後,某個早晨心中忐忑不安地經過該處,路上彷彿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一般,唯有附近小學傳來孩子們的歌聲迴盪。

其後經過數十年,我太太從以消費者團體為基礎的地方政黨起步,進而擔任相模原市議員,臺北的消費者團體經由我的臺灣友人請託,希望我太太能分享從消費者運動參與政治的相關經驗,因此安排了一場小型演講,我也隨同前往。演講會場設於「義光教會」,地址是臺北市信義路三段31號16巷,正是以前的林宅,之後改為教會之地。

葉石濤先生的一席話──「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

此外,1980年造訪臺灣時,還有另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初次會見葉石濤先生,我曾就教於他。停留在高雄的某日傍晚,那次也是經由近藤夫婦的介紹安排,前往位於高雄市郊外的左營,拜訪葉宅。葉先生於1977-78年的所謂「鄉土文學論戰」裡,身為以「臺灣文學論」開展論述的文學家,可說已是名滿天下,但當時他仍擔任小學教師一職。真如字面所述,他是「葉老師」(譯註:日文「先生」一詞,常用在對於教師的尊稱)。

從微暗的入口,步上階梯到2樓,便可抵達葉先生的會客室。我們4個人以日語交談時,有位青年來訪。葉先生的會客室,同時也是文學青年的沙龍,因此葉先生換成華語說:「來談談歷史吧」,接著繼續說了下去。

其實我已在數年之後,寫文章發表了當時的種種經歷,那是我最初也是最後的文學作品解說。那大約是在1983年的時候,上回曾提到的松永正義先生,他帶頭召集幾位朋友,打算翻譯並編纂現代臺灣文學作品的選集,我也擔任其中一篇作品,千辛萬苦地完成翻譯,此外更逞強地撰寫了《臺灣現代小說選》Ⅰ、Ⅱ、Ⅲ(1984-85年、研文出版)之中第Ⅲ集《三腳馬》的解說。另外兩篇解說由松永先生撰寫,他身為日本首部現代臺灣文學選集的編譯者,這部選集讓他以臺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閃耀登場。

我將自己的「解說」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從標題馬上可以得知,此文並非論及文學之物,倒是傳述了我自身在1980年進行的臺灣之旅的感受。此文有些長,在此只簡單引用部分段落。《臺灣現代小說選》出版於1985年,臺灣當然尚處於漫長的戒嚴時期之中,文中的Y老師,指的便是葉先生。

「從那之後約有一個小時,Y先生以一口沒有那麼標準但字句分明的北京話,向我們談起過往種種。故事從他的青年時期,也就是戰爭下的時代開始,然後言及戰後襲向臺灣的動亂,接著無可避免地,談到了『二二八事件』與其周邊的相關事物。」

「Y先生的口氣帶有一種親臨現場的緊張魄力。我覺得當時自己受到了某種心理衝擊。……當時,我聽著Y先生的敘述,面對臺灣現代史之中至今未能公開談論這件事的巨大與深奧,至今仍有所感,不禁錯愕而茫然。」

從現在回想起1980年的臺灣之旅,「不禁錯愕而茫然」的,或許不只是因為葉先生一席話所帶給我的衝擊。民生西路的西餐廳「波麗路」的衝擊,以及林義雄議員一家人受到襲擊的衝擊,也都重重疊加其上。我的「解說」標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當然意味著同時期的臺灣文學,開始述說起戰後臺灣的現實狀況,但與此同時,或許也透露出我自己當時的情況。那時,比起臺灣現代史,臺灣政治在我眼前開展的劇烈變化,讓我更加受到那一片「豐饒原野」的吸引。我的標題,便是自己研究轉向的自白。

標題圖片:葉石濤先生(中央)、林瑞明先生(左)、筆者「右」:1982年夏,攝於高雄市內咖啡館(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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