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日本旅行的方式:漫步東京尋訪「臺灣認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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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開始,林獻堂、林呈祿、蔡培火、楊肇嘉等旅日臺灣知識份子,受到一戰結束後縈繞全球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開始在東京發起政治運動,從「新民會」到「臺灣青年」再到「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創造了臺灣人這個政治身份認同的「黎明」。明年適逢臺灣認同誕生一百週年,本篇回顧筆者在東京的踏查,為讀者描繪出另一種東京散步行旅的可能性。

楔子

今年四月我搬到東京。即便已經旅居日本十年,但過去十年先後在步調相對緩慢的札幌和京都度過了漫長的留學及研究生涯,步調飛快且熙攘殽雜的東京大都會總是不禁意地令人卻步。今年因工作的關係搬到東京後,定居在新宿區的西早稻田一帶,幸好這一帶是東京大都會中心內難得寧靜的文教區,也終於使我提起了勇氣從西早稻田開始,用徒步的方式緩慢地發掘探索這座充滿著歷史記憶的有機大都會。

我的東京散步的路線是這樣的:以位在高田馬場東邊、西早稻田町的「馬場口」交叉點為中心,將南北向的道路明治通和東西向的道路早稻田通畫一個十字,展開我最早的裏東京臺灣歷史散步。

之所以會開啟這樣具有特定主題的「裏東京·臺灣史」散步探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在2012年留學日本以前,認識了當時高齡95歲的臺灣民族運動與社會運動家史明。早年長期亡命旅居東京、上個月20日以103歲高壽仙逝的史明老先生,在近代臺灣歷史上是如同傳奇般的存在。當時我作為一名在學生運動中逐漸啟蒙臺灣意識的年輕人,在有機會與同世代朋友共同口訪史明老先生的過程中,開啟了探索日本統治時代旅日臺灣人政治運動史的興趣。

第二個原因則是三年前我在京都大學圖書館翻閱到一本由旅美的在日華僑作家譚璐美女士所著的書《帝都東京を中国革命で歩く》(白水社,2016年)。華僑出身的譚璐美女士在這本書中以散步的方式,漫步於神田、早稻田、本鄉等大學文教區,尋找並刻畫了影響近代中國思想、文學、政治深遠的魯迅、梁啟超、周恩來等人旅日時代的足跡。

我當時的想法是,二十世紀初前後的東京作為當時東亞區域政治經濟乃至文化和學術的中心地,自然夾雜著來自中國、朝鮮乃至臺灣等鄰近區域國家的年輕知識份子,在此留學、生活乃至展開倡議、行動的紀錄。既然有人提筆為中國紀錄了影響近代中國革命前後的知識份子、政治家們年輕時代在日本尋找知識與啟蒙的足跡,與他們活在同一個時代、活躍於日本的臺灣人知識份子,以及當時從臺灣認同啟蒙到臺灣民族運動的足跡,自然也應該有人來補足才是!

雖然我不是學歷史的,作為一個法學研究者,跟歷史學的方法論自然完全沾不上邊,但作為一個喜愛臺灣歷史和散步的旅日臺灣人,或許也有義務用自己的腳和筆為臺灣補齊那一段被多數人所遺忘的黎明時代!

散步「明治通」尋訪「臺灣認同」的黎明

明治通是一條南北向的都內主要道路,從南到北連接了澀谷、新宿、池袋等東京都內傳統重要商業中心。最北的池袋是我最早探訪的地方,正因為戰後史明先生常年旅居於此!事實上他在池袋西口所經營的「新珍味」中華料理店至今依然還在營業,而新珍味料理店三樓的斗室,則是史明先生在戰後的流亡歲月中,撰寫出後來影響80年代臺灣民主運動深遠的啟蒙書籍《臺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之地。

即便在80年代後期臺灣民主化運動炙熱時期出身,我依然是在成人以後才透過閱讀《臺灣人四百年史》一書,得以了解「臺灣人」作為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是如何誕生的:1920年代開始,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楊肇嘉等旅日臺灣知識份子,受到一戰結束後縈繞全球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開始在東京發起政治運動,從最早創立的「新民會」,到臺灣史上第一本政治刊物《臺灣青年》,再到橫跨整個1920年代於東京上演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為「臺灣」創造了「臺灣人」這個政治身份認同的「黎明」。

在閱讀史料中意外地發現,明治通南邊的繁華商圈澀谷,竟然是臺灣民族運動最早的發跡地!臺灣歷史上第一個為臺灣人推動政治權利的政治組織「新民會」,是在當年往返臺灣、日本、中國三地經商的臺灣實業家蔡惠如先生的贊助下,於1920年1月11日在蔡惠如先生位於澀谷的寓所成立的。「新民會」成立的當天,在場的旅日留學生表決的第一項決議,正是創辦臺灣歷史上第一份為了啟迪臺灣民智,及倡議臺灣人獲得政治權利的政治性刊物《臺灣青年》。巧合的是,對臺灣民主存續乃至國際地緣政治有著極為重要影響的明年臺灣總統選舉日,正好是「新民會」成立與決定《臺灣青年》創辦整整滿一百週年的日子,是某種意義下今日「臺灣認同」發跡的原點。歷史總是充滿著巧合,你相不相信呢?

活躍於「早稻田通」沿線的臺灣啟蒙者們

與明治通在高田馬場旁的馬場口交會的東西向主幹道「早稻田通」,是一條以沿途經過的「早稻田大學」命名的另一條都內主要道路,沿途貫穿高田馬場、早稻田、飯田橋等地直到皇居旁靖國神社入口的九段下。

沿著早稻田通往東走,爬上神樂坂再走下坡以後,來到位於今日JR飯田橋站旁的「牛込見付」,「見付」是早期江戶時代出入江戶城的關口,具有江戶城防衛和出入城之際安全檢查的機能。今日建築在外護城河上的牛込見付的石牆結構依然健在,而一過牛込見付映入眼簾的,則是一座設計新穎的教會建築,這是具有深厚歷史的「東京富士見町教會」的所在地。富士見町教會是由植村正久牧師在1906年所創立,植村正久牧師是日本二十世紀初期最重要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家,也是戰前日本基督教界最重要的宗教領袖。1917年,年輕的旅日臺灣青年蔡培火結識了晚年的植村正久牧師,植村牧師不但為蔡培火及早期在日臺灣運動家們引薦了原敬首相、尾崎行雄、安部磯雄、清瀨一郎等自由派政治家,他任牧師的富士見町教會也成為了臺灣民族運動早期,臺灣留學生集會討論運動方針和議程的場地。

1920年深秋11月28日,一場在富士見教會召開的重要會議,決定了方興未艾的臺灣民族運動往後的核心路線。當天小小的富士見町教會擠滿了二百多名關心臺灣政治權利的臺灣留學生,為臺灣政治運動的走向展開了激辯。在此之前,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在林獻堂先生的組織贊助下,大多投入從1918年就展開的反對臺灣不適用日本本土憲政法律制度的「六三法撤廢運動」,因此多數留學生心中的運動方針,仍然是主張臺灣應該與日本本土在法律適用上待遇平等。然而站上富士見町教會講壇的林呈祿,儼然摩西領仲般地慷慨陳詞,提出了與臺灣人應該與「內地同化」的不同主張,也就是仿照愛爾蘭爭取自治權的作法,爭取在臺灣成立議會推動臺灣人自治。林呈祿在富士見町教會發表的這番主張陳詞,確立了往後十幾年所展開,作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主旋律的「臺灣議會自治請願運動」。

我拜訪富士見教町會時有了令人驚喜的發現!雖然老的教會建築已經解體重建,但帶我導覽的年輕牧師在得知植村正久牧師晚年與臺灣的緣分之後,很興奮地向我展示教會內仍然珍藏保留著植村牧師草創教會初期就開始使用的聚會用原木桌椅,毫無疑問地,這些桌椅必然為當年林呈祿、蔡培火以及眾多投入最初的臺灣人政治運動的青年留學生,以及當年開啟「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那場世紀辯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見證!

說到林呈祿,他當然是早期在日臺灣民族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這位自東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的臺灣知識份子,除了定調開啟「臺灣議會自治請願運動」之外,也是臺灣人第一本政治刊物《臺灣青年》和之後發行的政治性刊物《臺灣》、《臺灣民報》的總主筆。在議會請願運動的過程中,林呈祿擔負了為運動生產核心論述的最重要角色,而當年的運動發聲媒體《臺灣》、《臺灣民報》雜誌社,同時也兼作推動議會自治請願運動的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辦公室,地點正好就位在離富士見教會不遠之處,徒步十分鐘就可到達的牛込若松町。我在霧峰明臺中學校內的林獻堂紀念博物館中,發現一封林獻堂先生寄給林呈祿先生的信,從信中的地址我徒步找到了當年雜誌社兼同盟會辦公室的所在地,可惜今天這個作為最初的臺灣政治運動根據地的原址,已經在戰後幾經改建成為一般的民宅,沒有留下任何可資尋蹤的痕跡。

其實,牛込一代當年就已經因為文藝氣息濃厚又相鄰早稻田大學的關係,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許多重要知識份子的聚居之地,小說家泉鏡花、民俗學者柳田國男、詩人生田春月、和樂家宮城道雄等文人雅士都居住於此。除了林呈祿與《臺灣青年》雜誌社之外,另一位日治時代旅日的臺灣民族運動領袖兼主要資金贊助者楊肇嘉,也曾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舉家定居在此。

楊肇嘉先生在日本統治時代不僅作為臺灣人政治運動的領袖與資金贊助者,他獨特的領袖型人格和強烈的臺灣意識,更反應在不斷積極贊助臺灣新秀的行動上。三十四歲才決定留學日本的楊肇嘉,在入學早稻田的同時便一舉買下了飯田橋旁,今天東京巨蛋所在地的小石川區武島町七番地的一幢庭園宅邸。這位當年全校最老的大學生在自己的豪宅裡收留了二十多位臺灣留學生,提供他們無償起居吃住,更不惜成本打造了一個臺灣書庫,到處收購世界各地與臺灣研究相關的政治學、經濟學以及殖民地學研究文獻。

楊肇嘉的早稻田生涯,號召了無數的臺灣留學生到家裡開讀書會,他提供酒食更提供當時即便連大學圖書館都難以入手的珍貴和洋文獻,讓這群最早得以啟蒙的臺灣知識份子,有了據點徹夜討論臺灣的未來。小石川的宅邸在楊肇嘉學成回臺後變賣,同個地點今天已經見不到任何當年宅邸的痕跡,但曾經留宿或參與讀書會的臺灣留學生,直到戰後回臺都仍然有個「武七會」,紀念那段在東京小石川區武島町七番地的熱血青春。

陳列於早稻田大學校友會館內,由楊肇嘉先生號召日治時代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臺籍校友捐贈給母校的紀念物,由臺灣知名藝術家楊英風所作銅板雕刻,內容描繪具有典型臺灣意象的田園風光(筆者攝影)
陳列於早稻田大學校友會館內,由楊肇嘉先生號召日治時代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臺籍校友捐贈給母校的紀念物,由臺灣知名藝術家楊英風所作銅板雕刻,內容描繪具有典型臺灣意象的田園風光(筆者攝影)

楊肇嘉先生跟早稻田大學的關係深厚,令人驚喜的是關於楊肇嘉先生的記憶,至今仍然可以在早稻田大學校內找到!位在早稻田大學創立者大隈重信故居庭園旁的早大校友會館內教員餐廳入口處的角落,陳列著一幅由橫跨日治時代到戰後的知名臺灣籍藝術家楊英風所創作的銅板浮雕作品,刻畫著臺灣獨特的田園風光。這幅作品正是戰後楊肇嘉先生號召臺灣出身的早大校友,在早稻田七十週年校慶時捐獻給母校的紀念物!

楊肇嘉與蔡培火是少數活躍了整個日治時代的臺灣政治運動領袖,而在戰後的國民黨獨裁統治中仍然得以全身而退並善終。在30年代後期以及40年代的戰爭時期,隨著政府對社會運動與思想的取締箝制日趨激烈,臺灣民族運動已經沒有多少發展的空間,當時定居東京的蔡培火,索性在今日作為東京最大娛樂商圈的新宿繁華街,經營起了臺灣居酒屋「味仙」。

只是依據史料記載,文人出身的社會運動家、倡議家蔡培火對於經營餐廳自然不甚擅長,「味仙」反而成為了當年旅日臺灣留學生常聚集打牙祭兼評論時政之地,直到戰後蔡培火離開東京休業為止。可惜的是,我並沒有在史料中發現「味仙」的確切地址,以致每當漫步於新宿的巷弄之間、偶然與幾幢僅存的戰前建築相遇時,總是不禁意地想起當年臺灣留學生聚集流連的臺灣居酒屋「味仙」是否依然身在某處?

繼續散步,找回被遺忘在東京的臺灣

我仍然希望繼續用開啟臺灣歷史散步的方式探索這座五彩的城市。透過尋找臺灣歷史中被人所遺忘的記憶拼圖,東京在未來每個世代的「臺灣人」心目中,不再單純作為訪問日本時,體驗首都活躍的商業與觀光、娛樂、購物機能的中心地,而是一個富含歷史的,而且值得用「臺灣人」的角度來記憶的城市。正因為距今一百年前在這座城市裡有著一群為故鄉島嶼展開政治思考與行動的臺灣人,我們才有今天的臺灣!

一切就由散步開始,我會繼續散步下去,也希望更多的臺灣人可以加入這樣的散步,為臺灣找回更多「臺灣認同」誕生黎明期的記憶。

標題圖片:今日的富士見町教會,為2013年所重建(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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