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林正丈的「我的臺灣研究人生」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司馬文武曾言「我們無法等」──1982年夏,我與「黨外」相遇

政治外交 臺灣香港

1982年以文化人派遣身份訪臺進行學術論文發表,結識了當時的學者與黨外人士,返回東京後,又參加了黨外人士的「外交」聚會,親眼見證當時的臺灣反對勢力的炙熱運動。

「從黨外進入狀況」

1980年春,時隔7年再次拜訪臺灣,那時我仍在研究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史,但該次訪臺成為轉捩點,那時臺灣政治的巨輪開始轉動,我則逐漸受到其強大磁力牽引其中。其後,接續著1980年的訪臺之旅,1982年夏天的經驗,也在背後推了我一把。那年一到暑假,我便儘早訪臺(7月22日~8月5日),在其他活動的空擋,初次會見了「黨外雜誌」的政治評論家,親耳聽聞他們的主張;回國不久,我又在東京首次會見了當時「黨外」的著名政治家康寧祥先生。

所謂「黨外」,相當於目前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1986年成立)之前的反對勢力之總稱。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確立了一黨獨裁體制,在此體制之下,雖然仍在戒嚴時期,但透過1950年代初期開始舉行的地方公職選舉,仍有少數採取非國民黨、甚至反國民黨立場的人當選。

在地方統治方面,國民黨不僅在各個縣市扶植數個「地方派系」,使其相互競爭,更透過派系,將各方人馬吸納入利益分配的網路,成功實行其統治戰略。不過在這些選舉當中,通常最少有大約15%的選票,是地方派系無法網羅的漏網之魚,也就是對體制不滿的選民,吸納這些不滿而成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意味著「國民黨外部的人」,因此被稱為「黨外人士」。

其後進入1970年代,國會即使並未全面改選,但也開始舉行部分改選(也就是「增額選舉」),如此一來,增強了「黨外人士」之間的聯繫與合作,在每一次選舉活動裡,開始一步步地形塑政治反對勢力的樣貌。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鎮壓,在某種意義上,是政府試圖阻止「黨外」前進步伐的政治行動。

但「美麗島事件」後,由於美國的關係,蔣政權仍然無法廢止選舉,經過1980年底的「增額選舉」和1981年的「地方選舉」,「黨外」再度復活之際,「黨外」這個詞語並非只是「國民黨的外部」之意,而是可以說已經成為某種政治集團的專有名詞,意味著一股臺灣獨特的反抗勢力。在英文報章雜誌上,亦書寫成“Tangwai”或是“Dangwai”。

現在回想起來,我便是在那個時間點,初次會見了康寧祥先生。我的臺灣政治研究的助跑方式,是從1982年夏天的經驗裡發展演變而成,因此或許可以說偏向某種固定的手法,那是從「黨外」,也就是從「反對勢力進入狀況」的手法。我要到很久之後才意識到──以結果來看──哎呀,原來自己是以這種方式從事研究。

1982年夏天以「文化人派遣」的名目訪臺

首先從那個時隔2年的訪臺之旅談起。那個時候訪臺,是透過當時擔任交流協會(現在稱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總務部長的下荒地修二先生的幫忙,下荒地先生是我的大學學長,也是一位知華派(China school)的職業外交官。1980年夏天,我擔任總務省主辦的訪中團「通譯」,當時已經在北京跟他見過面;其後他一度從北京大使館回到外務省(譯註:相當於臺灣的外交部),而當時則派駐臺北,以交流協會的「文化人派遣」的名目,邀請我訪臺。

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筆者提供)
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筆者提供)

眾所皆知,交流協會是臺日斷交後,為了處理臺日間的「非官方關係」而成立的「民間機構」,其臺北事務所長相當於實際上的「大使」,根據我當時的理解,其「總務部長」屬於職業外交官的外派職等,事實上作為「大使館」的第二號人物,負責對應政治相關事宜。而下荒地先生積極地與臺灣政界接觸交流,其中也包含當時的「黨外」人士。

雖然稍微有些離題,由於參與了交流協會事業的一環,最近找到了留存在自己手上的一個文件,當中有一封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照片)。我只是大學的助教,但當時算是「文部教官」(譯註:「文部省」教員之意,文部省相當於臺灣的教育部),也就是國家公務員的關係,必須取得這樣的許可,才能前往沒有邦交關係的臺灣。而為了獲得許可,必須接受官方要求寫一封切結書:「本人理解與臺灣無邦交之事實,此次渡航目的在於學術交流,不會接觸政府相關人士。」我記得這樣的習慣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之後由於國立大學法人化,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首次在臺灣發表學術研究論文

當時的訪臺活動,整體上來說仍舊是以歷史研究者的方向進行。由於是以「文化人派遣」的名目來臺,雖說自己是對臺灣當代政治抱有濃厚的興趣而展開研究,但當時我還無力在他人面前議論臺灣政治,況且臺灣當時也還處於1949年開始施行的戒嚴令時期(1987年7月解除)。

那麼當時到底做了什麼呢?我還是在下荒地先生的幫忙之下,由他出面請託臺灣大學法學院的許介麟教授(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替我召集臺北的臺灣史研究者,舉辦小型研究會,許教授擔任會議主持,由我進行研究報告,題目為「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4年):總督政治與臺灣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當時已撰寫成論文,我先以中文製作講義,出發前請認識的朋友替我確認中文,然後抄寫在公文用紙上,並影印分發給與會者;日文的引用資料則是影印之後貼在講義上。當時遑論電腦,連文字處理機都還尚未普及。

研究會應該是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的一個房間內舉行,翻開現存的照片一看,與會出席者除了主持人許教授之外,曹永和(臺灣大學研究圖書室主任,之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以下省略敬稱)、王啟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富三(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授課班級學生、吳密察(臺灣大學歷史系助教),還有吳文星(臺灣師範大學)、李筱峰(淡江大學)、翁佳音(臺灣大學)、張正昌(臺灣師範大學)等研究生也前來與會。當時已是教授的與會者之中,現在有人已經過世;而當時是助教、研究生的參加者,之後在興盛的臺灣史研究浪潮裡,也都成為了各方重鎮,近年來大家都接近退休的年紀了。聽說張正昌先生之後經營出版社。

在臺南結識林瑞明

前往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拜訪後,離上述的研究報告之間有個空擋,我便到南部進行4天3夜的訪問。到了臺南,我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梁華璜老師的安排之下住進宿舍,也到他家拜訪。其實在1973年我首次訪臺時,也帶著戴國煇老師的介紹信,造訪了梁老師在臺北的住家。當時梁老師在臺北市郊的中國文化大學任教。

不管怎麼說,那趟旅程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林瑞明這個朋友。那時坐上他的愛車(機車)後座,讓他帶我到據傳鄭成功曾經登陸的鹿耳門,眺望臺灣海峽的落日晚霞;隔天從高雄搭乘巴士前往美濃客家村,拜訪住在當地的作家鍾鐵民先生家,當天留宿一晚;之後更在高雄再次會見了作家葉石濤先生,林瑞明也替我介紹葉先生身邊的南部文人──包括詩人鄭炯明先生和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先生等。

從那之後,每次造訪南部,我可以說一定會順便繞到臺南和林瑞明聊聊,也曾經跟隨他一同拜訪中南部的文人。北部有吳密察,南部有林瑞明──當我開始進行外國研究沒多久,很幸運地總是能在當地結交到相談甚歡的好友。在自己的田野裡有著如此人物,讓我既安心又愉快。

大概是過了花甲60大壽的時候吧,林瑞明患了腎臟病,隔天開始必須長期洗腎,但仍然非常有活力,還曾經一同前往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以及四重溪溫泉等地旅行。但在去年11月,他突然過世了。雖然曾在部落格裡寫過我和他之間的種種回憶(*1),若有機會,我想再次好好回顧一番。

(*1) ^ 若林正丈的部落格「台湾研究自由帳」2018年12月29日「我與林瑞明初此相遇的夏天」

「我們無法等」――助跑的最後推力

在上述那些活動之間,某日下荒地先生要我到臺北車站前的希爾頓大飯店(現為凱薩大飯店)。抵達之後,他向我介紹一位「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廣為人知,而在英文媒體上則使用Antonio Chiang的名字),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編輯謝明達先生。當時下荒地先生積極地進行各種活動,將接觸範圍拓展至「黨外」勢力,我就順勢搭便車在那些活動裡認識了各方人士。根據下荒地先生之後向我提到的,臺灣當局當然掌握了他與反對勢力的各種接觸,但並未多加阻撓。

在記憶裡多方探尋後發現,江春男和謝明達這二位先生,無疑地應該是我本身最初面對面會談的臺灣反抗勢力的運動者。1973年首次訪臺之際,亞洲經濟研究所的戴國煇老師曾告訴我,由於身處戒嚴令之下,與人會見時,最好別做筆記。在那之後,我仍堅守著這個規矩,包括當時也是一樣,所以即使會見臺灣的政治相關人士,有很長一段時期,我都沒做筆記。因此對於哪年哪月等具體時間,以及當時與二人的談話內容,整體來說不太確定,但唯有一件事,在腦海中仍然記憶鮮明。

那時談到了「增額選舉」的話題,我插話說,臺灣的國會雖然是「萬年國會」(*2),但還是有「增額選舉」,若能擴大席次,加上高齡的「萬年議員」在大自然的法則下逐漸減少,只要耐心等待,不就和國會全面改選一樣了嗎?

江春男先生雖然一臉沉靜,但仍毅然地表示:「我們無法等了」。我記得,謝明達先生也是同樣的表情。

當時我立刻就後悔說出那句耍小聰明的話。我的朋友、同時也是臺灣文學研究者的松永正義先生,曾經介紹我讀一本名為《今夜就要自由》(譯註:英文原名Freedom at Midnight)的非虛構作品,內容敘述印度獨立和巴基斯坦分離時,種種激動人心的歷史,雖然此書與臺灣無關,但那個日文書名一直留存在我腦海裡,並在那時突然浮現出來。若是心中燃起了想要獲得政治自由的渴望,人們的確「今夜就要自由」。在歷史存在的時空裡,強烈渴望自由的人,才是「直視現實」;而認為「從現實面來看,無法達成那些希望」的現實主義者,反而遭現實所背叛。

當然不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會那樣順利地有所進展,不過在臺灣當時的時空環境裡,我與江春男先生等人會面6年後的秋天,反抗勢力便成功創立民進黨,隔年夏天,漫長的戒嚴令終告解除,國會全面改選也在10年後實現。如此看來,1982年夏天《八十年代》雜誌同仁們的願望,具有真正的「現實感」。

(*2) ^ 「萬年國會」指的是,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在南京的1947-48年間所選出的議員仍然行使職權的國會。而「增額選舉」則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實際統治的臺灣,所增設特別名額的定期選舉。

在東京初次會見康寧祥一行人

我記得,的確是在返回東京的當天晚上,戴國煇先生打了通電話給我,說隔天早上要會見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這3名「黨外」的立法委員,若想一同出席,請到池袋的王子大飯店來。我當然非常開心地出門赴約。

康寧祥先生一行人,利用立法院夏季的休會期間訪美,回程時繞道日本。他們在美國會見了同情臺灣反對勢力的國會議員,也造訪智庫,並且前往數個城市,與當地的臺灣人組織進行交流活動。訪美期間,上述3人再加上時任監察委員的尤清,當時被稱為「黨外四人行」。這便是所謂「黨外」的外交活動。依我的後見之明,促成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史蒂芬‧索拉茲(譯註:Stephen J. Solarz)訪臺,是他們此行最大的成果。

翻開康寧祥先生的回憶錄(《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2013年)可以得知,當時他們在東京接觸日本的臺灣人團體,也訪問了過去戴國煇先生所任職的亞洲經濟研究所和NIRA(總合開發機構)等智庫。順帶一提,戴國煇先生於1976年轉往立教大學任教。

那天早上在王子大飯店,談話主要由他們和戴國煇先生進行,除了一開始將我介紹給他們之外,之後我只在一旁聽取談話。完全不記得當時談了什麼,我想應該是當時我無法進入他們談話的內容裡,因此也沒有什麼足以留下記憶或是筆記下來的緣故吧。雖說如此,但能實際見到活生生的人物,就是不一樣。在臺北會見江春男先生和謝明達先生之後,緊接著又「會見」了身處臺灣政治風暴裡的人物,可以說一切都剛開始,正在發生中。

標題圖片:「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和編輯的謝明達先生之名片(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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