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臺灣的日本人系列:在花蓮留下「棒球」和「港口」的江口良三郎

歷史 臺灣香港

佐賀出身的江口良三郎,渡臺後接觸原住民,認可原住民在棒球上的體能優勢,籌組「能高團」棒球隊,推動棒球成為融合民族的全民活動。同時著手花蓮港的修築,在花蓮留下了莫大的貢獻。

25歲渡臺,推動理蕃政策

1920年9月,根據「台湾州制」律令第三號,行政區重新劃分,也就是廢廳置州,從當時的12廳變更為5州2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州的首長改稱知事,廳的首長則稱為廳長。有一位新任廳長來到了花蓮港廳赴任,他的名字是江口良三郎,任期6年。


花蓮港廳(筆者提供)

1869年11月24日,江口生於佐賀縣佐賀郡鍋島村,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領土後,時年25歲的江口南渡臺灣,加入陸軍,參與維持治安的鎮壓反抗軍和「討伐土匪」的作戰。從陸軍退伍後,成為臺北縣新竹辨務署的警部(譯註:日本地方的中階警官),1904年升任宜蘭廳的警務課長;6年後的1910年,也是韓國併入日本的那年,江口回到臺北,轉至總督府的蕃務本署任職。總督府為了讓沒有文字、以狩獵生活為主的原住民族,轉換成農耕生活,創設了蕃童學校,更推行「理蕃政策」,教授日語和耕種技術。蕃務本署便是推動「理蕃政策」並進行指導管理的單位。經由這次的轉職,江口初次接觸到臺灣的原住民。


江口良三郎(筆者提供)

清朝統治時期,原住民族的生活區域遭蔑視為「化外之地」,當地住民也被當作「化外之民」,以「生番」稱之。即便進入日本統治時期, 仍將同化後在平地居住的原住民稱為「熟蕃」,未同化且維持獨特生活習慣──主要在高地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原住民則稱之為「生蕃」,以區別兩者,之後雖然將兩者統稱為「高砂族」,但那已經是進入昭和時期了。

江口接觸原住民族過了10年,也就是1921年,他的能力受到高度評價,升任警務局理蕃課的蕃務警視,更在該年12月,當局期待他能在花蓮港廳的理蕃政策有所作為,拔擢為廳長,前往花蓮港廳上任。

在花蓮籌組棒球隊,推動比賽與觀賽的共享空間

臺灣的中央山脈呈現南北走向,超過3000公尺的山脈將已開發的西部地區和未開發的東部地區分隔開來。東部則分為山麓地帶間有些許平地的花蓮港廳,以及更南方的臺東廳。花蓮港廳有接近4萬名阿美族人居住於此,阿美族和北部的泰雅族或南部的排灣族不同,主要以山田燒墾(譯註:又稱旱田燒墾)進行農業活動,副業則是狩獵和漁撈,江口對這些生活習慣可說知之甚詳;此外,花蓮港廳更是一塊特別的土地,除了阿美族以外,響應官方移民政策渡海來臺的日本人,以及從中國大陸移居而來的漢人,也都混雜定居於此地,但比起臺灣西部,花蓮港廳這個地區的交通工具僅能仰賴公車,也完全沒有港灣設施,開發嚴重落後,因此經濟活動貧弱,娛樂設施也很缺乏,接近於無。


連結蘇澳和花蓮的公車(筆者提供)

身為廳長的江口從上任時便注意到2個問題,其一是增進阿美族、日本人和漢人的融合,以推動理蕃政策;另一是力圖交通之便,以活化經濟,建設無需依賴接駁船的港口。江口決定以棒球作為推動3民族的融合和原住民族理蕃政策的手段。棒球雖然在1917年即已傳到臺灣東部,但江口上任時,棒球風氣還不能說是興盛。1922年,花蓮港體育協會成立後,江口便擔任會長,更選擇當時兼任花蓮港街長的梅野清太擔任副會長。梅野的職位大概等於現在的花蓮市長。


吉野村(筆者提供)

無論是江口還是梅野,兩人都喜歡棒球。從「鐵團」開始,「廳團」、「鹽糖團」、「商工團」等球隊陸續成立,各隊在花蓮唯一的「花崗山棒球場」進行比賽。

臺灣西部很早就引進棒球,向關心比賽勝負的觀眾收取門票費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另一方面,為了讓花蓮港廳的棒球能夠發展成一項娛樂活動,選手和觀眾共聚一堂,一起享受棒球這項運動,因此花崗山棒球場不收門票,成功地打造出3個民族共享的空間。

如此一來,對江口而言曾是重要課題的理蕃政策,也就逐漸上了軌道,而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毋須借助接駁船的良港建設,卻遲遲沒有進展。臺灣這個島嶼位於歐亞大陸板塊東側,花蓮港廳的正下方潛藏著菲律賓板塊,導致地勢急速下降,水深接近1000公尺,因此不可能採取在海中修築防波提的修建方式。


當時的花蓮港需要利用接駁船(筆者提供)

對此,江口不採用原本舊有的築港方式,而是想出在海岸邊鑿地引水的方法,並且付諸實行。首先在海岸邊修築堅固的堤防,接著鑿除堤防內的陸地,清除大量土石,再引入海水,最後修建港口。1922年完成了簡易的防波提。這個築港工程被視為是不可能的任務,當地民眾為著手進行築港工程的江口喝采,稱該防波堤為「江口突堤」。


修建中的「江口突堤」(筆者提供)

另一方面,以棒球來推動的理蕃政策,也產生超乎預期的成果,那些成果的背後,存在著一位漢人林桂興的身影。林桂興生於1899年,就讀花蓮商工學校時曾參與棒球活動,畢業後雖然進入公司任職,但已習得關於棒球的種種知識與技術。林桂興不久後便看出阿美族的青少年能習得棒球必要的身體能力,於是組成了臺灣棒球史上第一支「原住民棒球隊」,並且自己擔任教練指導球隊。

1921年4月,花蓮港廳設立了4年制的「花蓮港街立簡易農業學校」,以促進阿美族的教育,這個教育機構的設立,是為了讓阿美族從狩獵為主的生活方式,轉換成農耕生活。由阿美族少年所組成的「原住民棒球隊」,在花蓮棒球大賽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江口見識到他們的場上英姿,便與副會長(譯註:花蓮港體育協會)梅野清太協議,讓「原住民棒球隊」的球員全體進入農業學校就讀,籌組「能高團」棒球隊。「能高團」這個隊名由江口命名,取自聳立在花蓮街市附近、標高3262公尺的能高山。

江口信賴曾為「廳團」主將門馬經祐的高超手腕,延請他擔任「能高團」的教練。門馬教練也不負期望地每週3日進行指導,在花崗山球場進行猛烈的特訓。

對於原住民,江口原本就沒有歧視和偏見等等想法,而是直率地肯認、評價其能力,如此的態度點燃了球員們的幹勁。

至日本內地進行棒球友誼賽,真實呈現原住民的樣貌

花蓮港體育協會成立後,擔任會長的江口積極地獎勵推廣棒球,每年舉辦春秋兩季的棒球爭霸賽等活動,進而推動日本人與漢人積極參與賽事,原住民入場觀戰的情況也有所進展,於是棒球場作為日本人、漢人、原住民的共享空間,開始發揮作用。

1922年2月,經由臺灣體育協會的邀請,大每棒球隊(譯註:全稱為大阪每日新聞棒球隊,大阪每日新聞在1920年創立的棒球隊,目的是促進報紙銷售,由各地銷售處提出申請,四處遠征進行比賽,被認為是當時最強的半職業球隊,1929年解散。)首度遠征臺灣。1924年4月起又陸續轉戰臺北、花蓮港、高雄、臺南、臺中等地,30日與花蓮港的球隊同場較勁。大阪每日新聞棒球隊雖然沒有預定要和「能高團」對戰,但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他們「希望在此次臺灣之行能蒞臨進行指導賽」的請求,在花崗山球場舉行了友誼賽。

這場花蓮港總動員的熱烈球賽,盛裝的阿美族男女百餘人前來加油打氣,比賽途中,大每棒球隊的選手們一邊指導「能高團」的球員,一邊比賽,最後是大每棒球隊以22比4的比數大勝,但比賽時大每棒球隊因原住民的熱烈歡呼聲而感動不已。

江口「想要讓天下知道,原住民可以完美地熟練那些規律的運動,以及確實展現勇氣的動作」,在1923年9月實現了兼作校外教學的「能高團」西部遠征之行。「能高團」主要由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的學生組成,球員大部分是阿美族,而球員以外約有60名學生擔任加油隊伍,也一同前往。與「能高團」同行的還有「全花蓮港團」(オール花蓮港団),搭乘長春丸啟程,翌日抵達基隆港。「能高團」的球員身著藍白的學生服,腿上捲著卡其色的綁腿,踏著地下足袋(譯註:日文「足袋」為大姆趾分開的襪子,「地下足袋」則較為厚實且附有膠底,無需穿鞋即可直接行走),從基隆車站搭乘火車,身負行囊高舉校旗,下午抵達臺北車站。

對於如此的裝束打扮,新聞報導提到:「誰都不會認為是蕃人」、「不輸給文明人、擁有強健體魄的少年團」。「能高團」的西部遠征之行裡,曾與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屏東、新竹、基隆等地的日本人球隊比賽。首先是9月21日與臺北商業學校的比賽。當年首次在臺灣舉辦「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賽」的全島預選大賽,臺北商業學校在大賽中奪冠,才以臺灣代表的身份登上甲子園沒有多久。

比賽場地在圓山球場,這次比賽被新聞報導為「迎接稀客能高團」,約7千名球迷擠滿了球場。第一回合由「能高團」主將Komodo擊出飛越中右圍牆的全壘打,以2分領先,但最後「能高團」以9比5,敗給了臺北商業學校。

即使如此,「能高團」仍然在場內獲得巨大的加油呼聲。雖然江口「未將勝負放在心上」,但遠征之行的成績為5勝5敗,比預期為佳,而且比賽成績持續提升。

臺灣總督府一直都不知道該如何對日本內地宣傳臺灣理蕃事業的成果,對於提到「蕃人」就會聯想到獵人頭的日本內地,沒有機會廣為宣傳理蕃事業的成果。在如此情況下,臺灣總督府在1925年7月3日正式決定讓江口所組成的「能高團」前往日本內地觀光。觀光行程為期3週,也決定了遠征日本內地的15名球員。遠征日本內地的戰績為3勝4敗1和。對於「能高團」前往日本內地觀光的成果,江口敘述如下:

「不僅限於棒球技藝,更以演講和音樂的方式,面對日本內地的人們時,甚至被質疑是不是真的原住民,最有效的是由原住民自己宣傳臺灣的原住民,同時盡情地磨練了棒球技巧。他們替阿美族人,不,替全臺灣的原住民揚眉吐氣,阿美族能高團在日本的宣傳與遠征中大成功收場,馳名天下。球員們無論到何處都保持謙遜的態度,而且時常展現勇氣。」

著手啟動的花蓮港終於竣工

由江口籌組的阿美族棒球隊「能高團」非常活躍,對之後的臺灣棒球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當時指導嘉義農林棒球隊的近藤兵太郎,在嘉義公園球場和平安中學舉行的交流賽上,見到和日本人一樣在球場上非常耀眼的阿美族球員,不禁輕聲說出:

「看啊,棒球才是全民運動,我們擁有莫大的可能性。」

江口培育出的「能高團」精神,不久便在嘉義農林棒球隊裡開花結果。

江口良三郎不僅催生了「能高團」,更是培育「能高團」茁壯之人,但他來不及見到花蓮港竣工便歸國,在隔年的1926年12月25日驟逝。

1931年,江口過世後的5週年忌日當天,八田與一技師曾在烏山頭水壩使用過的大型土木機械被運至花蓮港,展開大型工程。1939年,眾人期待大型船舶可以停靠的港口終於竣工。花蓮的居民感念江口對花蓮的貢獻,興建紀念碑並刻上「江口廳長頌德」的字句。現在設有「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將紀念碑遷移至可以望見港口之處。

江口是位深愛花蓮的日本人,也是名符其實的「花蓮建港之父」。


江口良三郎的紀念碑(筆者攝影)

標題圖片:TAKUCHIH / PIXTA

臺灣 棒球 日本統治時期 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