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系防疫」，臺灣「洞燭機先」，差異是哪裡來的？

臺灣人向我拋出的疑問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感染狀況，目前正在全世界持續蔓延，無論哪個國家從早到晚都充斥著相關新聞。即使如此，直到2個半月以前（也就是直到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感染擴散的消息爆發之前），日本都如旁觀者般，抱有「氣溫升高的話，疫情就會減緩」的期待，甚至瀰漫著一股樂觀情緒。

我住在臺灣，身邊有不少臺灣人對於日本慢條斯理的樣子感到訝異。1月底的時候，好幾位朋友和認識的人都問我說：「為什麼日本不早點進行防疫政策？」，而日本政府的態度，在臺灣媒體上遭評為「佛系防疫」。所謂「佛系」，源自於日本女性雜誌裡的「佛系男子」，之後成為華語圈的網路流行用語，意指「隨波逐流，閑淡自得，無欲無求的生活態度」。臺灣媒體以這樣的用語揶揄日本政府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對應裡呈現出的毫無作為與漫無章法。

臺灣針對COVID-19的防疫政策極為迅速。

SNET臺灣（日本臺灣教育旅行支援學者連線）網站（每日更新）(*1)以時間軸的方式比較臺灣和日本的防疫政策，根據該網站的資訊顯示，2019年的12月31日在中國武漢市發生的肺炎相關資訊通報至WHO之際，臺灣的CDC（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同一天已經掌握資訊，並且指示加強檢疫工作。新年過後的1月3日召開緊急會議，1月4日針對2019年12月31日之後從武漢直航入境的7個班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實施檢疫措施。1月7日已將武漢的旅遊警示升高至第一級（警示）。

相對於此，日本政府在1月5日已經在厚生勞動省的網站上公布武漢市發生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資訊，並沒有比臺灣延遲多少時間。但是接著1月15日在日本神奈川縣發現首位感染者之後，也沒有太大的應對動作，直到1月21日才終於首次召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感染症內閣會議」，悠悠時光稍縱即逝。

從中國武漢包機撤離回臺灣的當地臺灣居民，依序下飛機（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臺灣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極少

所謂的洞燭機先正好可以用來形容這次的臺灣，而臺灣政府緊急推行應對措施背後有其原因。那是由於2003年SARS在臺灣大舉肆虐時，造成超過70人喪命，現在不想再次重蹈覆轍之故。臺灣採取的防疫政策從初期就非常縝密，特別是很早就決定禁止來自中國、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入境，以及所有公立學校都將春節假期延長兩週，這些措施產生巨大的效果。實際上在目前的3月6日，主要遭受感染的10多個國家與地區裡，無論是確認病例還是死亡人數，臺灣都是最低。

衡量囤積口罩的狀況，禁止口罩出口，並增加國內口罩生產線以確保口罩數量之外，2月6日之後導入實名購買口罩的制度，講求公平公正的措施讓需要的人能夠獲得口罩。從數位政委唐鳳開始，在公民科技人（Civic Tech，利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的公民團體）的協作下，完成全國藥局口罩地圖，以及連結健保卡的配給型口罩購買系統，不僅日本，更獲得了全世界媒體的高度讚揚。

2月25日立法院通過了特別條例，以振興受到病毒感染擴散的影響而遭受衝擊的產業，除了編列上限為600億臺幣的預算之外，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囤積、轉賣和散播疫情相關謠言都會觸法受罰。

在推行強力的防疫政策之際扮演最大角色的是，橫跨移民署、衛生署、交通部等單位所組成的跨部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由本身也是牙醫的陳時中衛福部長率領疫情指揮中心，共同討論所有的預防方法和防疫政策，同時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訊息，徹底講求資訊透明。從防疫初期開始，展現「臺灣隊」正面應對病毒的態勢，讓臺灣國民放心，獲得信賴以防止大眾恐慌，保持「正確地恐懼」的姿態，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輿論第一的臺灣

臺日為何會產生這些對應的不同呢？第一個理由，我感覺可以用臺日兩國的政治分別注重什麼來解釋。

例如3月4日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訪日行程延期的同一天，日本政府決定管制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此舉極富象徵性意義。在筆者眼中，直至目前為止，日本的政治都是偏重像是東京奧運或追求其他國際上的體面光采，一邊觀察他國臉色，一邊推行政策（或是不推行）。

另一方面，我感覺臺灣政治則明顯注重「國民」，這是因為臺灣的選民對此相當嚴格之故。蔡英文政權曾在2018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大敗，經歷了慘痛的敗選經驗，深知一旦鬆懈，輿論必將緊追不捨，因而處事戰戰兢兢，其態度會讓人深刻地感覺到這一點。

而也因此，蔡英文政權今年1月順利連任不久的支持率為54％，防疫政策滿意度為83％，顯示出對政府的高度信賴。自己投票選出的政府馬上就發揮高度效能，所以很明顯地可以得知臺灣選民的心滿意足。

但日本社會的制度規劃完全不同，若直接仿效臺灣的方法，則必須慎重行事。例如SARS的時候爆發醫院內的群聚感染，臺灣記取教訓而祭出禁止醫事人員出國的規定，但受到醫事人員批評為侵害人權。

臺灣的化學兵，逐一對乘客們的行李進行消毒（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亦須考慮是否侵害人權的問題

原本公共衛生與自由及人權必定難以兩全。發生異常狀態時，採取封鎖城市的方式，連居民外出也能加以限制的中國，很明顯地常發生侵害人權的問題。臺灣在疾管署下成立了指揮中心，統籌各部會資源，得以統整狀況，迅速決策且付諸實行。由於身分證和健保卡裡載有個人資訊，在醫院窗口也能確認個人的出入境資料。

但在如此管理國民的同時，卻全都要依靠當下管理者的「道德」來維繫；反過來說，站在權力高處的人，無論何時都能濫用權力。希望大家能留意，在「效率」和「人權與自由」之間維持平衡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歷經黑暗時代贏得民主，深知其危險之處的臺灣人，若發生侵害人權等問題，立刻就會發起成千上萬人參與的抗議遊行，戒慎仔細地觀察政治動向，也會認真選舉投票吧（今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為75％）。蔡英文政權既迅速又確實的應對措施，搭配上如此「生猛有勁的民主主義」，或許可以說形成了某種良性循環吧。

影響臺日應對措施的差異，一般認為還有另一個原因：日本人從來就不關心日本以外的亞洲狀況。

例如，華語圈的人們在春節假期的大舉移動，將會特別提高傳染病擴散的風險。很早就預測到將發生囤積口罩的情況，必須著手進行口罩增產的相關工作。若大家都知道即使像新加坡那樣的熱帶國家，感染仍舊會繼續擴散，就不會生出「天氣轉熱的話，疫情就會減緩」的誤解了吧。在NHK為新型冠狀病毒特設的專頁裡，將感染狀況完全不同的臺灣和中國放在同一個欄位，招致臺灣人反感。

回顧過去，臺灣和香港在2003年的SARS疫情爆發之際，以及韓國在2015年的MERS爆發的時候都曾陷入危機，當時獲得的經驗活用於這次的防疫之中，在這層意義上，日本在戰後未曾陷入那麼嚴重的瘟疫大流行，實在是個幸福的國家。但要跟上人類、語言和疫病都能自由來去的當下這個時代，日本正面臨著必須有所改變的關鍵時刻。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經驗是否能成為轉機？鄰近的臺灣那富有彈性的進步特質，日本應該多加學習。

標題圖片：從中國武漢撤離回臺灣的包機，機場的檢疫官對旅客量體溫。（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