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型冠狀病毒的對應中看見日本的真實樣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擴散，世界各國及區域都依循各自的情況採取相關對策，在此情況下，自詡為先進國家的日本，其動向卻總是讓人大為失望。遲遲才出現危機意識，政治上的應對也遲遲無法跟上。本文試圖從與中國、臺灣、韓國的比較之中，思考日本在新型冠狀病毒對策上所抱有的問題點。

日本與進入準戰備狀態的韓國有何不同

若比較日本與韓國的防疫政策，令人非常痛心地感受到，確認感染的PCR檢測（基因檢測），在數量上出現了極端的差距，日本進行的檢測量僅有韓國的8分之1。

韓國從2015年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時習得教訓，除了要求民間企業開發快篩套件，另一方面也陸續導入得來速式和小站式的檢測方式，準備好一套檢測流程，從問診到採取檢體，平均只要7分鐘即可完成。

再加上「移動檢測」發揮了威力，醫療人員前往出現症狀者的家中，或者作為診療處的醫院，採取檢體後送往PCR檢測所。

擔任此檢測工作的醫療從業人員，都是基於徵兵制度的「公眾保險醫師（公保醫）」。目前朝鮮半島仍處於休戰狀態之下，韓國仍施行徵兵制，醫療相關大專系所畢業並通過醫師國考的男性，必須前往缺乏醫療設施的山地或離島、監獄等偏遠地區，以公保醫的身份服務3年，才會被視為服完兵役。

這個公保醫制度在這次疫情之中，發揮了重要功能。總計超過2700名的公保醫，派駐至保健所和輕症者的收容設施。

此外，韓國這次也有效地活用了身分證號制度。為防止北韓間諜的滲透，韓國全國人民都有固定的編號，不僅報稅，連申請信用卡、辦手機和加入健保都需要身分證字號。當出現感染者，需要針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疫調時，只要利用身分證字號，保健當局即可掌握感染者的移動路徑，在預防感染擴散上非常有效。

而在日本，也導入了每位國民都分配編號並進行資訊管理的「My Number制度」，但由於擔心遭濫用，或者侵犯個人隱私權，該制度引發了許多國民的不安，難以用於感染擴散的防疫措施上，甚至幾乎無人聞問。

臺灣的中央官員非常專業

在日本鄰近周邊，臺灣的防疫政策相當出色。距離爆發大規模疫情的中國僅有1百多公里，卻極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

比較日本與臺灣的時候，首先令人注意到的是政府官員的專業性。領銜指揮的副總統陳建仁，擁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博士學位；而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衛生福利部長（相當於日本的厚生勞動大臣），本業是牙醫師。

禁止口罩出口並且完成口罩增產體制的經濟部長沈榮津（相當於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是一位擁有電子工程和自動化技術相關資歷的官員；而擔任數位政委的唐鳳（無任所委員）被稱為「天才程式設計師」，為了建置口罩庫存系統，將相關資訊開放給民間企業使用，有效率地讓一般民眾也能獲得政府資訊。

由擁有豐富實務經驗以及業界堅實人脈的專業人士，擔任各領域的實際負責人，才能迅速地做出適切判斷，立即展開行動。

2003年，臺灣在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疫情爆發之際，犧牲了許多生命。以此為訓，在2004年參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建置了防疫政策的指揮機構「國家衛生指揮中心」（NHCC），整建完成足以因應緊急狀態的體制。這次也是由NHCC發動防疫措施。

中國的強權鎮壓

新型冠狀病毒從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開始爆發群聚感染。病患激增導致醫療體系崩壞，結果造成中國採取了強行「封城」的管制對策。

與此同時，以湖北省為中心導入了使用「健康QR code」的系統，連結使用者的個人資訊、移動路徑、通信對象、健康狀態等資訊，並以大數據進行分析，監控每個人的健康狀態。

在中國，個人自由受限，網路上的活動也受到管理。每個人的智慧型手機都連結到身分證件，若中國政府認為網路上的發言有問題，就會鎖定身份逕行舉發。

不過關於健康QR code，中國人之間幾乎沒有聽到不滿或擔心的聲音。反而在網路上「真方便」、「可以證明自己沒有感染」的讚揚不絕於耳。

中國人原本就覺得，提供個人資訊換取APP帶來的便利生活，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如同這次疫情裡，只要有利於追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足跡以及封鎖疫情，就會寬大地接受外部使用個人資訊的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政府的資訊不透明，中國人民則抱著根深蒂固的不滿。武漢當局在去年12月30日早已宣布「已經確認原因不明的肺炎患者出現」，卻要等到今年的1月20日，中央政府才啟動了真正的防疫措施。在那段空窗期，政府當初若採取必要措施，早已遏止疫情擴散，如此悔恨的心情，在中國廣大人民的心中不停滋長。但這樣的聲音受到政府當局排除噤聲。

中國由共產黨獨裁統治，更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強獨大」這樣的極權之下，非常容易即可採取強硬措施。但是，對於擁有感染力的無症狀感染者仍缺乏因應對策，似乎並未達到中國政府當局宣稱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已經獲得控制」。

政治和公民的信賴與資訊公開將是重要議題

藉由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可以清楚看見日本社會的問題何在。

依照「和平憲法」，日本沒有軍隊，亦無徵兵制度，長期在美國核子武器保護傘的庇護下安心生活，這讓多數國民認為沒有必要思考主導性的「對外戰爭」，導致「和平痴呆」的現象持續蔓延。因此，當國家級危機迫在眉睫，日本國民仍然難以產生實際感受。

面臨夏季的東京奧運在即的特殊情況，光是要宣告進入沒有強制力的緊急狀態，就耗費了許多時日，更出現聲浪質疑該措施是否有實際效果。因應措施越是緩慢，感染者就越是增加，讓日本國內徒增焦躁不滿。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因應措施，日本國民的聲音無法傳達至政府，國民不信任政府這一點非常明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長期維持「一強狀態」，讓國民的政治意識遲鈍，也降低了檢視政策的能力。

其背景存在著許多國民的某種幻想：「無論由誰當選，反正有優秀官僚撐著，國家就會往正確的方向運轉」，因此忽視政治，只關心自己的小日子，如此惡習長年存在。當下面臨看不見的威脅，國家左支右絀，人們被煽動得無方向性。「這就是輕忽政治要付出的代價」。一定有很多日本人對於這句話心中感觸良多。

若如此詳細地分析包含日本的各國及區域狀況，可以深刻感受到「以專業方式掌握情勢」→「以此為根據作出政治判斷」→「公開決策過程的相關資訊」之重要性。

陷入危機時刻，人類很容易就輕信不確實的資訊。心中受到不安與憤怒驅使，導致誤判形勢。因此，為政者必須傾聽專家誠實的意見和批評，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向人民公開資訊並加以說明。若可以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由誰如何地做出何種判斷，而導致了何種結果，即使政府不進行管理勸導，公民也會自發地展開行動，即可順利應對危機。

為了戰勝疫情，政治和國民之間的相互信賴不可或缺。在中國，無法得知政府的決策過程，在指出錯誤的聲音遭到箝制的狀況之下，突然之間就採取強硬的對應措施。若是如此，人們只能淪為「無法得知真相的一方」，事態將演變為只能藉著公安和監視鏡頭的威力，讓人人貫徹洗手。但日本無法走同樣的路。

目前日本公民社會的成熟度和韌性正遭受考驗。從危機中脫身後，必須檢視政府的因應措施，並指出應該負起政治責任之處。若能誠摯地自我反省，不僅是感染預防對策，亦能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國家級災難作出準備。唯有透過這些過程，才能讓日本的民主主義將更加強韌有力。

標題圖片：2020年4月27日，大阪市浪速區的通天閣點亮了藍燈向醫療從業者表達感謝之意。同樣的行動在東京鐵塔、札幌電視塔等日本全國11個高樓鐵塔也將舉行（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