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冠肺炎,日本人反應慢了嗎?旅日臺灣、香港人經歷的日本疫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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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在全世界造成莫大傷亡。日本從1月15日出現首例後,3個多月以來已經蔓延到全國,至今(5月9日)確診數量已經超過15000人,包括知名搞笑藝人志村健與女演員岡江久美子等都不幸過世。而曾經經歷過SARS,居住在日本的臺灣人與香港人如何看待日本當局的防疫政策?值得探討。

日本疫情反應先冷後熱

日本一年一度的黃金週,是最適合全家大小或是朋友一同出遊的時刻。不過這樣的旅遊風氣,在2020年此時完全無法感受,日本各級機關政府與自治體,從4月底就紛紛開始呼籲不要出門,待在家中。

從中國武漢發源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從1月爆發以來持續造成傷亡。日本的確診數也在3月中後逐漸攀升,至今危機仍未消退。在臺灣與香港的許多人,對於日本政府當初的反應過慢感到焦躁不安,甚至出現批評。在日本的許多臺港人對此也出現不少負面評價。

「當初大家如往常繼續上班,認為那只是華語圈的特殊疾病」,來日第4年,30多歲的吳秋燕表示。當時日本的商社同事,都對武漢爆發疫情一事反應相當平淡,認為那是「大中華地區」的疫情。

因此,先冷後熱成為大多數旅日臺港人對日本政府的印象,吳秋燕認為,日本人開始對肺炎在意,應該是2月初停泊在橫濱大黑碼頭的鑽石公主號發生集團感染後,新聞才開始關切並密集探討。也是從此時,吳秋燕開始接到家人與好友的關心,但那時臺灣尚未對日本實施管制,因此父母也只跟她說要好好照顧自己。

相較於政府,日本民間的反應相對快速。30多歲,在東京的某國際IT公司任職的蔡秉諺回憶,2月初他搭飛機回到東京時,日本的飛機機艙內都已經自主戴起口罩,各場所也積極進行酒精清潔與消毒。

這次的肺炎在歐美的感染快速擴散,很大的原因是社交距離與衛生習慣出現缺口。蔡秉諺認為,日本的社會文化本來就比較拿捏朋友間的距離,不會過分親密,加上原本就對日本的衛生習慣感到自豪,因此對初期的疫情掌握相對有自信。

筆者於2月中來到東京時,確實發現日本對肺炎的整體認知跟臺灣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仍舊處在「奧運倒數」的歡愉氛圍,新聞報導著墨點都在如何迎接奧運,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介紹僅止於「另一種新型流感」。電視新聞上僅呼籲民眾勤洗手,並稱就算是得病,絕大多數都是輕症,不用擔心。

雖然慢,民眾也只能「無可奈何」

日本政府最初慢條斯理的反應,已在日本的臺灣人圈內造成不安。到了2月中,他們光是在路上看到中國觀光客都會害怕,並在1月底時陸續先買好口罩。不少在觀光區工作的臺灣人,都曾目睹中國觀光客「爆買口罩」的現象。

「當初日本沒有限制可以買多少口罩。看到中國人在日本看到口罩就一箱一箱買。」一位30多歲,來自香港並在東京金融機構工作的陳小姐,今年沒回香港過春節,她清楚記得看到許多華人搶購日本口罩的現象,她認為日本政府的動作反應太慢了。

陳小姐的公司屬於國際金融機構,1月底時公司的外國人就不斷討論疫情。但當她的公司決定一月底先部分在家工作時,許多日本人同事都對此決定感到訝異,她說:「香港經歷過SARS,但是日本人沒有,(對疫情)反應遲緩。」就算是如此,日本人的不滿也不會直接表現出來,頂多表示出無可奈何(しょうがない)的順從態度。

當年三一一大地震時,蔡秉諺也在東京上班,他看到許多日本人在大災難下依舊保持冷靜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同樣出現在這次的肺炎疫情中。他說:「我覺得日本人『無可奈何』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從感情、生活、學校到公司,從上而下都是用這樣的字句串連。」

就此來看,日本地震多、火山噴發、颱風也多,這樣「逆來順受」的性格,雖然無形造就日本社會在發生災害時,能臨危不亂,但在面對未知的新型傳染病防治上,「無可奈何」並不會帶出國民的危機感,一旦政府第一時間沒能有效控制與及時呼籲,疫情就會不可控制。政府在施策應對的方針上,需要明確表態並維持一貫性。

日本太講究「SOP」

2003年的SARS疫情,當年在臺灣與香港兩地都造成嚴重死亡。臺灣之後制定了「傳染病防治法」,一旦發生傳染病疫情,就必須高規格應對緊覺,必要時即刻開設指揮中心、派任指揮官等,將防疫視同作戰,拉到最高規格。

因此,這些過去在臺、港間生活的人,自然在疫情爆發初期即格外謹慎。加上過去對於共產黨的訊息封閉已經習以為常,比多數日本人都早察覺到不對勁。

吳秋燕則說,日本1月底時就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本部,但日本政府太講究「SOP」(標準作業程序),如果沒有SOP,日本官僚就不太敢下判斷。以至於碰到新的流行病時,仍必須從頭研擬對策,再面對疫情,緩不濟急。

蔡秉諺提到,包括他的公司在內,很多國際企業因為在全球各地佈局,資訊更新必然會跟著WHO的腳步走。日本政府也一樣採信WHO的專業與資訊的公正性,這其實沒有誰對誰錯,因為大多數國家都付費加入該組織。

從醫療大國的自信到現在審慎面對肺炎侵襲,不僅是日本人,連在日的臺灣人與香港人都始料未及。至今,日本政府仍希望透過發給全國布口罩與給予10萬日圓等給付金來彌補人民的不安與緩和經濟衝擊,然而,齊頭式的平等未必真正有效,資源應優先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來自香港、旅日多年的陳小姐也表示,她不會去領這10萬日圓,她認為日本有更需要幫助的人。就筆者來看,假設此議題發生在臺灣,單單「為何是這數字?」與「這樣公平嗎?」等問題,恐怕會讓臺灣政壇爭執不休,但日本政壇除部分抗議外,民眾也對此金額多寡,沒有太多特殊感受,再度顯現「無可奈何」的狀況。

日本跟臺灣都是民主國家,執法要有法源依據。臺灣已經有法源,這次日本在制訂程序上花了一些時日,許多地方自治體也利用此機會,無形間跟中央政府角力,一來一往自然會花費更多時間。因此,研議的過程、官僚的執行步驟與決策都需要更明確的根據並透明化,研擬出來的方針才有說服力,也讓民眾在有所依循後,能近一步思考。

日本、臺灣與香港在應對肺炎的背景上各有其歷史脈絡,直接拿來比較並不公平。總地來說,日本新冠肺炎對策像是大學,對學生(民眾)採取開放、寬容態度,只要不違反校規即可。臺灣與香港則像是中學,對學生嚴厲、也嚴格執行校規,兩邊都是自歷史教訓中慢慢習得的。

最後,這些旅日的臺灣與香港人,都一致感受到日本社會從當初的不在意,到後來疫情加劇態度急轉,不得不開始自肅的生活。相信在未來,日本對任何新型態的疾病,絕對會以最高標準面對,這不單只是日本,全世界各國想必已從這次的經驗裡學到教訓了。

標題圖片:日本黃金週連假的東京澀谷十字路口,由於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仍在持續擴大,政府勸導宅在家少外出,來往的人比平時少了許多,2020年5月2日(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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