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時代的習近平中國外交──對外戰略與國內政策的矛盾

新冠瘟疫蔓延下的中國外交

在全世界與新型冠狀病毒奮戰之際，中國率先重啟經濟活動，回歸日常生活，現在更透過網路會議，積極地展開外交工作。今年6月17日，中國與非洲各國召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會議，共計有13個非洲政府領袖參與。6月18日，中國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訊會議，包含中國共計26個國家出席。同日，負責美中外交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與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夏威夷進行會談，中國與歐盟的高峰會也在同月的22日舉行。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爆發之前，美中對立逐漸升高，中國欲加強與日本及歐盟各國的關係，並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對象，試圖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如此戰略彷彿重現了1950年代的中國外交，1955年新興獨立國家聚集一堂的萬隆會議。美中曾經激烈對立的1950年代中期，中國一方面與美國進行對話，另一方面積極加強與日本和英國等西方先進國家的關係，展開爭取亞非各國支持的外交工作。但中國目前在外交拓展上的效果，與萬隆會議時期相比卻是天差地別。

最近關於中國外交的話題所在多有。今年4月，中國首艘國產航空母艦「遼寧號」及護衛艦艇航行通過宮古海峽與臺灣海峽，穿越第一島鏈，在南海進行遠洋訓練。此外，同月19日，中國民政部在海南省三沙市轄下設置「西沙區」和「南沙區」。(*1)對於中國加強在南海的實際支配權，美國也強化在該海域的航行自由活動，4月便發生了兩國軍艦接近相距不到100公尺的事件，造成偶發衝突的可能性節節升高。而中國官方船舶從4月14日開始，連續航向釣魚臺（尖閣諸島）周邊海域，其航行的連續天數已超越過往紀錄，日本媒體廣為報導此事件。(*2)

在2020年5月召開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針對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對此，世界主要7個國家（G7）發表共同聲明，敦促中國重新思考此決定；而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歐美4國則發出了批判中國的聲明。

今年6月，位於中印邊境紛爭區域的拉達克地區發生衝突，中印兩軍互毆並丟擲石礫，造成印度方面20多人死亡，中國方面的死傷人數則不明。此次衝突為1975年中印邊境衝突以來，長達45年的歷史中首次的流血事件。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瘟疫蔓延之中，中國提供許多國家必要的醫療物資，也派遣了醫療專家團隊。對於中國的口罩與人工呼吸器等醫療儀器的援助，G7中首先表達願意參與「一帶一路」的義大利，其外交部長迪馬尤（Luigi Di Maio）在臉書上表達感謝之意；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也發言談到：「只有中國伸出援手幫助塞爾維亞，歐洲的團結並不存在。」

目前有說法認為，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下，中國影響力已然擴大，另一方面也有看法認為，強硬的外交姿態損及中國的國家形象，反而助長各國的反中政策。實際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文提到新型冠狀病毒源自美國（也就是自美國傳入中國）；各地駐外中國大使批評派駐國的新型冠狀病毒對應政策，並宣傳中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對於批判中國或是立場偏向臺灣的其他國家加以制裁，如此的外交開展遭揶揄是「戰狼外交」(*3)，在國際間催生出新的摩擦。

中央集權體制下的中國國內政策之方向性與其矛盾

如同中國有句話說，在胡錦濤領導的體制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央制定的政策無法在地方和第一線實施，無法實行經濟結構改革的狀況持續延宕。而習近平則耗費接近10年的歲月，大致上在外交領域建構出「定於一尊」的體制。但即使在集權體制之下，在穩健的外交戰略與反映國內政策的強硬對外行動之間，仍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問題。

即使尚未面臨戰爭，習近平政權認為中國國家安全的形勢日益嚴峻，「由於西方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破壞，面臨著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4)「主權與安全」、「經濟發展」、「政治安全」、「社會穩定」成為了中國國內政策的關鍵詞。

中國官方船舶在釣魚臺列嶼（尖閣諸島）周邊的活動、中國的南海政策、「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以及中印邊境的衝突等等，全部問題都牽涉到中國主權，「擁護國家利益」已成為習近平體制下最重要的政策目標。

2018年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所製作的紀錄片系列（厲害了，我的國）在中國國內風靡一時。習近平體制之下，宣傳「中國好厲害」的內容正是愛國主義活動的主軸，國內欲鞏固政權基盤的動作也擴展到外交領域。中國的集權體制之下，對外定於一尊，要求一致的行動，加速推廣足以彰顯本國政治體制優越性的「中國經驗」。

世界加速分裂與國際秩序的流動化

目前中國認為，世界情勢處於「百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裡美國的領導能力正在衰退。在如此的國際認識之下，在世界面對國際性的公共衛生威脅的當下，中國急欲發揮領導統帥的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理解到，自己國家正面臨著嚴峻的國際情勢。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之下，對於中國經濟以及世界經濟的打擊、美國所主導的QUAD Plus（美日澳印＋，譯註：四方安全對話加強版）和促進世界基礎建設開發國際標準的Blue Dot Network（譯註：藍點網路）的發展、依賴中國經濟的警戒意識高漲等，這些對於中國崛起和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可說是數不勝數。因此，中國政府採取了三大對外戰略──美中對話、加強日本及西方各國的關係、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除了義大利之外，西班牙、塞爾維亞、匈牙利等部分的歐洲國家，讚揚著中國的口罩外交。此外，中國對外援助與新型冠狀病毒奮鬥的重點區域之一為非洲，大力宣傳著「非洲大陸應該學習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政策」。(*5)

但形勢演變至此，反應國內政策優先的「定於一尊」和考量國際情勢的中國對外戰略，兩者之間也開始顯露出矛盾的跡象。

中國由於重視主權而採取的行動，反而成為美中分裂以及美國與其他相關國家強化關係等一連串進展的推力。印度與澳洲締結了軍事條約，未來將可相互使用對方的軍事基地，同時也展現積極參與美國所主導的QUAD Plus四方安全對話架構。而菲律賓也延後了終止與美國之間的軍事互訪協定（VFA）。另一方面，歐盟從去年起便將中國定位為「政治體制的競爭對手」，率先向美國提議召開會議討論中國「高張的自我主張」（growing assertiveness）。此外，由於澳洲要求國際調查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起源所在，中國便課徵澳洲大麥5年間的反傾銷稅，中國以保護國家利益為目的採取的制裁措施，反而促進了先進國家重新思考依賴中國經濟的現況。

為了矯正胡錦濤體制下各省廳與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無視中央政策的行動，習近平轉向強化集權體制，卻演變成面臨對外戰略與反應國內政策的對外行動之間的分歧，造成世界秩序的流動化與世界各國的分裂。中國一方面採取重視國際關係的行動，同時又讓人見到推展損及自身與各國關係的行動，如此矛盾之舉正來自於集權體制的結構性問題，今後也將持續下去。

標題圖片：香港國家安全維持法成立下「二度回歸」完全統治的香港下，出席中國人大開幕儀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方右端）。（5月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