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臺灣漁業的四國漁業移民──宜蘭南方澳獵捕旗魚的鏢刺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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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美食裡有許多旗魚料理。例如油炸後淋勾芡調味,或是加入麵裡享用,或烤或炒,旗魚屬白肉,適合各種烹調方式,成為臺灣料理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不過,為了捕獲隨著黑潮游經外海的旗魚,獵捕作業必須具備一定的裝備與技術。將鏢刺旗魚的捕獵漁法傳給臺灣人的,即是扎根於臺灣的四國漁民。

從大分漁民習得鏢刺漁法

日本愛媛縣三瓶町面朝宇和海(譯註:位於四國愛媛縣與九州大分縣之間的豐後水道靠近愛媛縣側的海域),山丘臨近海洋,平地稀少。當地漁業盛行,甚至有漁民操乘打瀨船(譯註:漁船上設置一面或多面風帆,利用潮流、風力或船槳人力使船體橫向滑動,以拉起魚網捕撈漁獲)前往玄界灘或朝鮮半島捕魚。1902年該町的漁民濱田愛太郎等共5人操乘打瀨船「住吉丸」前往長崎對馬海峽附近海域捕魚。當時,濱田接觸到大分縣漁民使用於獵捕旗鮪魚(譯註:旗魚許多特性與鮪魚相似,延繩漁法皆可捕獲,因此亦稱「旗鮪魚」)的鏢刺漁法,於是和船上成員一起學會了鏢刺漁法。

鏢刺漁船進行獵捕作業(胡明正提供)
鏢刺漁船進行獵捕作業(胡明正提供)

某日有人告知濱田「臺灣沿海有良好漁場」,他便在1924年2月與10名成員操乘「住吉丸」出海,以臺灣主要出入港口基隆為目標前進。「住吉丸」途經吐噶喇群島(譯註:琉球群島北部的群島)與沖繩,在25天的航程後抵達基隆。其後,進入當時屬於臺北州宜蘭縣蘇澳郡的南方澳漁港。當時由臺灣總督府耗費2年的時間建造的漁港已於前一年完工,卻幾乎無人使用。

南方澳漁港的便利之處不僅在於可以提供船隻橫向靠岸,而且漁場亦在不遠處,漁獲履履豐收。半年後入秋,濱田已賺取大筆獲利,順利返回愛媛三瓶町的港口。在臺灣漁獲豐收的傳聞在當地流傳開來,陸續出現漁民熱切期望前往臺灣捕魚。同年9月,包含住吉丸在內,共有6艘漁船啟航。

臺灣東部海岸的優良漁場

臺灣本島的面積略小於九州,海岸線長度卻僅有九州的三分之一,同時缺乏作為天然良港的海灣。再加上因為菲律賓板塊在花蓮港附近潛入地層,海勢與西部海岸相異,水深超過100公尺,沒有適合建造港口之處。但蘇澳擁有足以抵擋風浪的港灣,在東部海岸相當少見,其優良漁場可以捕獲各種豐富魚類,例如隨著流經外海的黑潮北上的鰹魚、鮪魚和旗魚等魚類,但如同手握無盡寶藏卻無法善加利用。過了一段時間,總督府為了促進漁業移民前來定居,設置魚市場、儲冰處、給水設備和燈塔等設施,進行各項工程。

二木生村(譯註:昭和時期併為三瓶町,平成時期併為西予市)經過半年的捕魚作業,依照預定時間在1925年3月底準備返回家鄉港口,卻聽見令人震驚的消息──「未與家人定居此地的漁民,無法使用南方澳港口進行捕魚作業。」此外,更有消息提到「今年內會獎勵移民,正在建造移民專用的住宅。」

響應鼓勵漁民移居臺灣的政策

1926年7月,為了鼓勵漁民移居臺灣並進行面試,臺北州的水產技師宮上龜七帶著招募條件前往四國訪問。最終總共有29戶──愛媛縣18戶、高知縣6戶、長崎縣4戶、大分縣1戶──的漁民決定移居臺灣。這些漁業移民裡有7戶直接搭乘漁船航向蘇澳,另外11戶則是搭乘「內臺航線」前往臺灣。當時的「內臺航線」為神戸→門司→基隆,搭乘9000噸等級的客輪,航行時間為4天3夜。

1927年晚秋,前往蘇澳的漁業移民從四國出發。抵達南方澳之後,總督府為移民建造的宿舍──每棟兩戶面積10坪──已準備齊全,而關於從愛媛縣移居臺灣的消息,亦刊載於當年12月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

「前年度預定會有30戶移居蘇澳郡南方澳漁港,其中來自愛媛縣的11戶共40多人,11月28日已正式獲得移民定居許可。」

南方澳漁港有2艘鰹魚船和9艘旗魚鏢刺船,加上7艘延繩船和14艘曳繩船,以及從臺北州租借的4艘船隻,其中27艘為漁民從日本「內地」操乘而來的漁船。

在臺灣廣為流傳的鏢刺漁法「羽魚突漁」

高知縣和愛媛縣的漁民住在相同的移民住宅裡,亦使用相同漁港,卻未發生摩擦爭執。愛媛漁民專門以「羽魚突漁」的方式獵捕旗魚,高知縣漁民則是以旗魚之外的魚類──如鰹魚和鯖魚等──為捕撈對象。因此漁法不同,船隻大小也相異。

鏢刺漁船(陳東吉提供)
鏢刺漁船(陳東吉提供)

除了體型最大的美味劍魚之外,還有其他如紅肉旗魚(譯註:俗稱紅肉丁挽)與小旗魚等不同種類的旗魚。劍魚體型約1.5~3.5公尺長,重量超過50公斤,有時甚至高達250公斤。即使是小旗魚的體型也有1.5公尺長,重量最少15公斤,有時甚至高達40公斤。紅肉旗魚在風吹過時會浮出水面,但在平穩無風的狀況下不會現身。劍魚的習性反而是在無風的狀況下才會浮出水面。掌握並熟悉這些習性後才能進行的便是鏢刺漁法。此種漁法的獵捕方法為使用綁有繩索的鏢槍(長約3~5公尺),瞄準游經海面附近的旗魚後投擲。三瓶町的漁民將這種漁法命名為「羽魚突漁」,唸作「Haioryo」。

從南方澳漁港出發後往東航行約1小時,即可抵達黑潮流經的漁場。接著站上鏢刺漁船的鏢臺觀察監視,持續等待旗魚浮上水面的一瞬間。在劇烈晃動的船頭鏢臺上伸出鏢槍,只要旗魚浮出水面便瞬時投射。

由3名船員擔任鏢手,以及俗稱「二號」的船員負責向舵手傳達漁船航向,總共4人站上鏢臺。鏢手們擺出陣勢,3名鏢手裡稱為「面舵」的主鏢手站在中央,稱為「取舵」的副鏢手站在左側,而擔任見習的三鏢手稱為「銛」站在右側。鏢手們手持沉重鏢槍,站在上下晃動高達2到3公尺的漁船鏢臺上進行鏢刺作業,是一種重度的勞動。而成功與否的關鍵只在於眼力與體力。每次出海的漁獲多寡,取決於鏢手的技術好壞。鏢手的養成需要數年的經驗,才能操持鏢槍獨立作業,可說是一種以命相搏的捕魚方式。但每次出海捕魚都是滿載而歸,持續的豐收讓工作勞累也為之煙消雲散。

鏢刺漁法亦傳授臺灣人

移民至南方澳不到半年,鏢刺漁船便進入了漁獲豐收的黃金時期。此種漁法只有從10月到3月間的繁殖期才出海獵捕旗魚,在夏季的閒暇時期,有人前往基隆打工賺取家用,也有人回到愛媛參與農活。其他縣的漁民非常羨慕這種「半年之間就賺進整年收入的旗魚鏢刺漁法」。

魚市場決定將捕獲旗魚裡的55%銷往臺灣各地,45%送至日本內地。銷往日本的旗魚會先取出內臟後放入冰塊運送,能以高價賣出。因此鏢刺漁民收入頗豐,許多人購入土地興建家園,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大概到了1935年,有人陸續以豐沛資金打造40~50匹馬力的大型漁船,高達16艘的大型漁船聚集於南方澳漁港。在人手不足的狀況下,日本漁民開始雇用臺灣人為船員,傳授鏢刺漁法的技術,繼續進行鏢刺旗魚的作業。學會鏢刺漁法技術的臺灣人受到高度重視,甚至某些漁船上僅有船長是日本人,其餘船員皆是臺灣人,也有臺灣人習得這種近代的捕魚方法,操乘自家漁船出海捕魚而致富。

由總督府陸續進行港灣和道路等基礎建設,讓當地的漁業和生活更加方便,在1931年的調查裡,除了移居臺灣的日本漁民之外,也有臺灣人和沖繩人來此定居,南方澳居民的人數上升至308戶,總計1164人,成為僅次於基隆的漁業都市,繁盛一時。

經歷戰爭與終戰後情勢劇變

不過,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開始有人捨棄臺灣的生活,處分財產回到家鄉。留在南方澳的人零零落落地捕魚,勉強維持生計,在1945年8月戰爭結束後情勢劇變。

針對日本人實施的強制遣返政策,於1946年4月開始遣返。每人可以攜帶的只有2個背包與1000日幣,以及回國途中的食物,無論是房屋、船隻或其他財產都被接收。也有人在遣返前將漁船和財產等讓渡給曾為自家雇工的臺灣人或沖繩人。對臺灣人而言相當幸運的是,漁業移民不僅留下了漁船和漁具,亦獲得傳授鏢刺漁法、一支釣漁法、延繩釣漁法、曳繩釣漁法等近代漁法。

承繼鏢刺漁法的臺灣人獲得接收的漁船,開始在蘇澳海域進行捕魚作業。更有漁民收入增加後,購入新造漁船,遠赴東海的釣魚臺列嶼附近捕魚。

漁民濱口和也戰後仍在三瓶町從事鏢刺漁業,以久米島為母港,出海至釣魚臺列嶼進行鏢刺漁業,他說當時進行作業之際,結識了來自臺灣的鏢刺漁民,獲得親切的對待。

以蘇澳遣返者組織的「蘇澳會」第一次集會時的合照(地引博江提供)
以蘇澳遣返者組織的「蘇澳會」第一次集會時的合照(地引博江提供)

自蘇澳遣返回鄉後,早先遣返的同伴和當地居民都伸手相助。最後終於得以共同出資建造鏢刺漁船,再次展開「羽魚突漁」的捕魚作業。後來逐漸因為從業人士的高齡化,三瓶町「羽魚突漁」的歷史終於落幕,目前僅存1928年建造的「羽魚突紀年碑」。筆者造訪三瓶町,會見曾移居臺灣的漁民子嗣,其中有人曾在南方澳生活到8歲才離開回到家鄉。他們目前以栽種柑橘或養殖漁業維生。

筆者於三瓶町長早進行採訪後與受訪者們一起拍照(筆者提供)
筆者於三瓶町長早進行採訪後與受訪者們一起拍照(筆者提供)

蘇澳港發展成臺灣數一數二的漁港

另一方面,漁業移民留在南方澳的漁船和漁具等漁業資產,以及鏢刺漁法和延繩釣漁法等漁業技術,皆由臺灣人承繼發展,其後繁榮延續至今。

宜蘭縣蘇澳地區過去的漁獲曾經趨近於零,目前是臺灣第二的漁港。其遠因在於承繼了愛媛縣和高知縣漁業移民所留下的近代漁法,才有今日如此豐碩的成果。受惠於戰前的「漁業移民」臺灣的漁業得以振興。

現在的蘇澳已成長為漁業都市,共有1萬4000戶定居於此,人口超過4萬人,並持續發展當中,希望眾人切勿遺忘興盛景況的背後,曾有許多無名的四國漁民以永住為目的而移居此地,為蘇澳港的發展,獻出一己之力。

現在的南方澳南天宮(野島剛先生攝影)
現在的南方澳南天宮(野島剛先生攝影)

參考資料

  • 戦前前期臺灣的日本漁業移民(除本理史)
  • 關於長早的鏢刺漁船(浜田一美)
  • 三瓶町誌(三瓶町編纂)

標題圖片:南方澳漁港的漁民們(濱田一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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