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日本第一個臺灣研究的據點「日本臺灣學會」設立之日（上）

希望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受到認可

1998年5月30日（星期六），日本臺灣學會的成立大會在東大本鄉校區的法文2號館3號教室召開。

當時剛進入梅雨季，天氣潮濕悶熱。這個教室的一側對著安田講堂前的廣場，那時五月祭（東大本鄉校區的校慶）剛好開始舉辦活動，當天邀請偶像歌手在現場演唱，於是只好將窗戶全部緊閉。

不過，讓現場悶熱程度倍增之原因，非僅如此而已。當天的參加者高達200名，超乎預期，擠滿了整個會場。我認為，日本的臺灣研究者終於齊聚一堂的那種熱烈氣氛，也讓會場熱氣蒸騰。臺灣的民主化推進之下，對於臺灣研究的關心也明顯地在日本學界拓展開來。親眼目睹如此景況，我希望，臺灣研究可以創出一個獨自的學術領域與知識探索的疆域，並獲得日本學界與知識界的認可；我也認為，在臺灣這個區域研究的領域，值得（作為一個獨立學術領域）深入探究。當時已非只有我以及我周圍的小型研究團體抱持著那樣的希望與想法。

日本臺灣學會的成立過程與成立大會的現場狀況，已由當時年輕的新銳會員川島真先生（目前為東京大學教授）簡潔亦得要領地撰文記錄，包含當日進行的紀念研討會「何謂『臺灣研究』？」之概要，其後刊載於雜誌『亞洲經濟』（『アジア経済』第39卷第10號，1998年10月）。這可以說是某種類似成立過程的官方紀錄吧。本文將記述某些未能記載於官方紀錄裡的個人回憶。

在進入話題之前，我想盡快說明的是，這個學會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現在仍堅實穩固地存在並持續營運之中（現任理事長為東大教授松田康博）。今年的學術大會已經是第24回（加上成立大會時的研討會便是第25回），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肆虐之下，仍堅持以線上遠距或混合形式的方法舉辦，也線上邀請臺灣學者開辦國際會議。學會雜誌『日本臺灣學會報』的發刊數也來到了第24號。

臺灣報紙的新聞報導在背後推了一把

根據川島先生的「官方紀錄」，成立學會的具體契機在於，1996年秋天東大教授藤井省三與我之間「確認了成立學會的共識」。藤井先生是文學部中國文學科的教授，研究魯迅等中國現代文學的同時，當時亦陸續發表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期開展的臺灣近代文學相關論述。「官方紀錄」至此並無錯誤，但在我的記憶裡，事情的來龍去脈如下。

1986年，我升任東大教養學部的助教授之後，以戴國煇先生所主宰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成員為核心，開始舉辦稱為「現代臺灣研究會」的讀書會，曾在先前的連載文章裡提及。我從1995-96年的臺灣研究休假返國後，談到自己心中認為或許現在正是應該成立學會的時機，松田康博先生和佐藤幸人先生（任職於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領域為臺灣經濟、中台經濟關係論）等年輕研究者似乎亦有同感。

而當時由於校內行政工作之故，我前往本鄉校區之際，順道拜訪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室。那時應該是1996年的秋天。當我打電話過去，因為言語難以說明清楚，藤井先生便到法文2號館的拱廊前迎接我。他帶我前往的是看起來好像會直接走出建築物屋頂的隱密研究室。他也讓我參觀藏書，兩人天南地北地閒聊，話題談到當時學界似乎有種氛圍，認為成立臺灣研究學會的時機已至。在我的記憶裡，談話僅止於此，並沒有「我決定要成立」，或者「兩人一起成立吧」這樣的內容。不過，我感覺藤井先生應該亦有成立之意，於是我便離開了本鄉校區。

不過數日後，翻開由大學幫忙訂閱的《中國時報》，發現有篇報導指出若林正丈將提案成立臺灣學會。我認為應該是在我拜訪藤井先生之後的該社記者結論下得太早。我心想，「唉，好吧，若已經被如此報導，那就成立吧」──來自臺灣的「新聞報導」預料之外地從背後推了我一把。

帶頭號召任務

我本身對於站在前方搖旗吶喊，以及營運組織或團體等事務，完全不拿手，但此時下定決心擔任帶頭號召的任務。我在1992年發表了首部臺灣政治研究專門著作『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東大出版會），以及1995-96年臺灣研究田調的成果『蔣經國與李登輝』（岩波書店）和『臺灣的臺灣語人・中國語人・日本語人』（朝日新聞社），以這三本書獲得了三得利學藝賞。雖然使盡渾身解術才獲得一個獎項，讓我有些不好意思，但獲獎受到肯定，還是成為了自己心中的支持與鼓勵。

其後，（以東京的成員為核心）組成籌備委員會，請託學界人士擔任發起人，印刷成立學會的成立宗旨文章並寄送，以廣為呼籲參與成立學會，籌備成立大會，起草成立學會後的規章條文等工作漸次進行。在此僅記述現在記憶較為鮮明的幾件往事。

當時日本的臺灣研究活動之分佈，以關東和關西兩個核心為主，呈現「橢圓構造」，我認為，即將到來的日本臺灣學會之營運狀況，亦將反映如此構造。因此，我便前往關西研究活動的核心人物石田浩先生（時任關西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的研究室拜訪，商討成立學會之事。毋須贅言地，石田先生贊同成立學會的想法。

先前提到的藤井省三教授也加入籌備委員會幫忙。藤井先生相當熟悉人文學相關學會的規章典範與習俗慣例，我記得他介紹其他學界的先例提供參考，在訂定學會規章之際，發揮了極大作用。

學會的成立宗旨之內容，已在前述川島先生的短文裡有所介紹，成立宗旨一文由我與當時34名發起人共同列名刊載於學會網站。這個依照姓氏50音順序排列的名單裡，直至今日，已有數人故去。雖說時光飛逝不復返，心中仍感寂寥。

適合區域研究的「濃烈性質」

成立宗旨簡略說明臺灣的地理、民族、歷史的過往來歷，以此為基礎，主張這樣的歷史過往「訴說著臺灣這個區域擁有適合作為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對象的濃烈性質」。而關於日本的臺灣研究現狀，「現在已經跳脫了直到1970年代為止的意識形態、政治禁忌和忽視狀態，研究關注亦拓展開來，已達到一定程度的成果」，但「依然在理論上或實際上仍處於組織化不足的狀態」，因此，「讓在日本有志於從事臺灣研究──作為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研究者之間的潛在網路具體顯現，提高相互交流的密度，籌劃安排研究資源的有效利用，通過這些努力，推動在日本的臺灣研究更加充實與持續發展」，此外，「為了發揮功能成為與其他區域臺灣研究的一個交流窗口，以此為目標，呼籲成立日本臺灣學會（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簡稱JATS）」。

日本臺灣學會的Logo（筆者提供）

成立宗旨由我起草。當然事先寄送給諸位發起人，懇求寶貴意見，不過沒有特別的異議。無論哪種文章，我都必須多方斟酌才能寫就，但這篇文章超乎預期地順利完成。大概是我本身以及學界整體都到了成熟期。順帶一提，學會的英語名稱是由自東北大學前來參與籌備委員會的沼崎一郎先生（文化人類學），參考歐美學會名稱和日本各學會英語名稱後擬定。

當時還有一件我個人難以忘懷的事情。籌備工作萬事俱備的某日，我前往產經新聞社的辦公室，拜訪在臺北結識的小澤昇先生。小澤先生與成立學會一事毫無關係，但心裡總覺得想告知他一聲。聽完我的說明，小澤先生告訴我說：「若林先生，能做到六成就足夠。」小澤先生和我在臺北自稱「臺獨聯盟」（臺北獨身者聯盟），常常在林森北路飲酒閒談，不過該注意之處，仍會善意提醒。一直以來，我為了籌備學會的成立，心情相當緊繃，聽到他這一句話，心裡稍微弛緩開來，生出了些許餘裕。

善意忠告，抑或政治警告？

接著，我想即刻將話題轉到成立大會當天的情形，但那之前尚有一幕插曲上演。接近成立大會預定日期的1個月內，亦即5月上旬的某日，當我回到家裡，便接到『朝日新聞』熟識的資深記者來電。

電話開頭立刻問道：「聽說您要成立臺灣學會？」我就回答了他提出的幾個問題。不久之後該新聞的晚報便刊出題為「臺灣學會」的專欄文章。

當時的剪報不知何時已然佚失，但最近認識的搜尋達人替我找到那篇專欄文章（請參考照片）。似乎是記者不知從何處拿到成立學會的宗旨文章，進而起心動念撰寫報導。報導裡也引用了我在電話裡的談話，文末寫道：「若學術研究被捲入政治對立之中，將是不幸之事。希望勿讓臺灣學會涉入中國與臺灣之間的對立。」

『朝日新聞』1998年5月11日晚報，2版（筆者提供）

接近成立大會之日，該做完的籌備事宜接踵而來，籌備委員會相當忙碌，但這篇報導也成為委員會的話題。由於專欄記者是自己認識的人，因此我將將報導理解為「善意忠告」。但委員裡也有人認為，這是從某種立場發出的「政治警告」。以良知出發的修辭凝鍊出的語句裡，的確可能隱含著「不鳴不放，沉默是金」的警告。若要如此解讀，亦無不可。

如同前述，成立大會當日的出席者超過200名。根據川島先生的記錄，響應成立宗旨而事前申請入會者有145名。前述的專欄說不定正巧反而為學會的成立大力宣傳。而當日的確發生若干狀況。不過，日本臺灣學會仍然度過了那些風波。我認為，並非沉默不鳴，反而達到了一鳴驚人的效果。

標題圖片：『日本臺灣學會報』（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