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在轉型期遇到的幸運

民主化的四分之一世紀化為歷史

我在1972年進入研究所就讀，若以此作為研究者的出發點，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將在今年迎向半世紀。

剛好在半個世紀前的這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歷史性地訪問中國，發表美中「上海公報」，在美中關係靠近的衝擊下，日本與中國締結邦交，同時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臺灣這塊土地被夾在美中兩大國地緣政治的邊緣，如此狀態至今未曾改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便誕生出一個新的民主體制。這在當時，僅僅存在於那些強烈希望打倒威權體制的人們的想像與願景之中。而其後迄今的四分之一世紀，即使夾在美中兩國之間劇烈擺盪，臺灣的政治仍在民主體制下持續運作。

如同前回亦曾提及，身為臺灣研究者的我，這個半世紀的時間大致分為，從進入大學院就讀開始，直到二十世紀末成立日本臺灣學會，擔任帶頭號召任務的角色為止，以及其後的時期。在我的記憶裡，總是感覺前半與後半的調性有所不同。我認為，那是近年來前半的四分之一世紀正在化為歷史的緣故。

引發這個歷史化過程的，應該是回顧民主化時期的種種活動，這些活動早至2000年代開始，從2010年代後更加活躍發展。其一，便是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間活躍於政治與文化等領域的人物回憶錄，以當事人親自撰寫與口述歷史的方式陸續出版。

例如在前篇文章裡回顧的林瑞明，亦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為題，由學者專家補足了詳盡的註解，出版了份量厚重的回憶錄。作為臺灣文學史研究的一位奠基者，林瑞明深受重視。

另一方面，在民主化過程的同一時期，過往政府各機關與國民黨組織針對反對陣營的動向進行監視控管及鎮壓，由於受到「轉型正義」運動──要求重新審視過去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浪潮所推進，其內部官方文件（檔案）陸續獲得整理並公開。不僅只有事件當事者的回憶，研究者還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足以得知官方施行取締工作時的想法與行動。使用這些資料撰寫而成的論文和著作亦漸次發表，民主化時期的種種事件，一舉成為歷史。

另一個「研究人生」有其必要

我接受nippon.com編輯部的邀請，開始撰寫「我的臺灣研究人生」之際，那個時期正逢臺灣知識界清楚湧現一股回顧過往的潮流。我也是從國外順著這股風潮啟航的一員。

那麼該如何回顧過往？理論上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使用這些回顧過程中的相關研究成果，檢視我自己的所見所聞，並進行書寫；另一則是不太依賴那些研究成果，依憑自身記憶與當時的少數筆記，進行回顧審視。實際上在此連載裡撰寫至今的文章，當然屬於後者。

若採用前者的方法撰寫，當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出版，或相關檔案資料的研究更新時，就必須一一確認，再嘗試檢證自己的記憶與理解。若是如此，或許就必須全面重新檢閱這期間發表的時事評論與政治研究的專業著作裡的敘述與論點。那是相當驚人的作業，若能做到，當然最好，但對於目前的我而言，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若要實行，那就如同字面所示，需要另一個研究人生吧。

那些工作該由擁有「另外的研究人生」的年輕世代研究者來做吧。比起我，他們在更加完備的環境裡，可以廣泛且快速地取得並使用新資料。藉其產生的研究成果，便可以自發性檢證我所做過的事情。對此，我只能「心存覺悟待之」。不過，我想先確認一事。允許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工具來「檢視我的研究成果」，那都要歸功於前半四分之一世紀的民主化誕生，擁有這種政治性與社會性的環境才得以存在。

投入研究的能量減少了許多

當然，在後半的四分之一世紀裡，我也不是沒有進行臺灣政治的觀察與研究。首次總統大選後，我曾經試圖重新建立觀察臺灣政治的方法、手法與焦點。例如，觀察政黨與政黨體系的變化，或者聚焦於不同性格的法律立法過程，檢討議會政治應該有的樣態為何。通過這樣的聚焦觀察與研究之推展，應該可以刻劃出臺灣新興民主體制應有的樣貌姿態。

不過，這些嘗試並不順利。這樣的研究取徑已進入傳統政治學的領域，但對於未曾接受政治學訓練的我而言，由於並非隨取即用的現成品，若要著手進行，需要新的準備訓練。此事不甚順利。

當時剛好因緣際會在任職的大學裡必須肩負起各種行政責任，又與日本臺灣學會的成立，以及擔任草創期理事長的時期重疊。週一至週四在大學授課與會議，週五至週六則是撰寫學會和大學業務的電子郵件，以及下次會議的議案準備，極為忙碌，週末總是氣力用盡。我也是從大約這時候開始，逐漸放鬆了自己追蹤臺灣新聞的眼光。當然，只要是在日本的大學任職的研究者，這樣的事情幾乎人人都有經驗，不能當作藉口。我也有同事處理沉重的行政業務，同時持續產出研究著作，雖然也不是沒有在心裡自我激勵，但實際上投入研究的能量，無論如何還是減少了許多。

完成了臺灣政治研究的集大成

即使如此，我仍有一個無法放棄的目標。1992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關於臺灣政治研究的專門著作《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此書僅涵蓋至1991年的首次修憲，必須書寫續集，以記述包含臺灣政治其後的種種發展動態。而適當的出版時機應該是在10年後的2002年左右，於是設定了這樣的出版目標，為了堅定意志，我特地到山中英俊先生──在東大出版會擔任1992年出版書籍的編輯工作──那裡表明我的決心。不過仍是趕不及在2002年出版，也不可能趕上。

在那樣的狀況之際，由於當時任職於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白石隆教授，將召開關於亞洲中產階級的國際會議，因此請我務必發表關於臺灣的研究，我英文不好，仍是上場發表。當時在場次間稍作休息的閒談裡，我提到臺灣隨著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許多事物亦隨之變化，以東南亞為研究領域的白石隆先生也回應我，「民主化不會止於民主化」的道理，放諸四海皆同。

我記得，便是由此開始設定《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的續集之研究焦點。我重新打造該書最後提到「中華民國（的）臺灣化」這個展望問題的概念，用於統整臺灣政治結構從1970年代初以來的諸多變化，該論著涵蓋的時間範圍也擴展到戰後政治史整體，利用10年後再度到來的長期研究休假，用盡心力寫成第二本臺灣政治研究的專門著作。此書為《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東大出版會。『台湾の政治　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比起原本預計晚了6年，直至2008年才出版。此書榮獲兩項學術榮譽（亞洲太平洋大賞，樫山純三賞），雖然意外，仍令人喜出望外。

《戰後臺灣政治史》2008年日文初版[左]與增補新裝版，2021年[右]

2008年日文初版的臺灣中譯版，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獲得幸運之神眷顧

在此，我想為這段回顧「我的臺灣研究人生」的旅程畫下句點。若繼續回顧下去，將會變成談論各篇著作與論文，以及其中使用的概念如何形成。我想，還是以其他形式進行較為妥當。

總而言之，回顧過往，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受到幸運之神眷顧。當我獲得包含語言能力的一般性研究能力之際，便遇到了臺灣政治的轉型期（不，或許應該說是臺灣史的轉型期）。以觀察威權體制下的選舉，並聽取反對陣營人物的意見這種方式來觀察民主化的動態。在如此的轉型期，我認為「從反對陣營切入」是有效的方法。那是因為，在戒嚴令下承擔可能遭受鎮壓的風險以謀求變革，人們高聲呼喊的主張與展露的情感，足以作為觀察政治結構變化的原點。當然，我並非一開始就看透此點，並著手進行觀察與研究。誠如在以往至今的回顧裡亦曾記載，這樣的看法是在進行途中才逐漸成形。在目前社會科學相關的大學和大學院裡，積極地講授所謂的「研究規劃」（research design），但我當時並未接受過如此訓練。

若林正丈・家永真幸編《臺灣研究入門》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年

幸運之神並非只有研究方面，當我獲得大學教職後，也在大學院的教育現場眷顧著我。臺灣面對轉型期呈現激動沸騰之際，臺灣留學生懷抱著新的研究熱情與新的研究關懷，來到東大想要進行臺灣研究，加上日本學生，憑藉著他們的參與，讓我可以在東大大學院的地域研究（譯註：亦即「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專攻部門組成一個小型研究會（譯註：原文為「ゼミ」，大多以一位老師為中心，由其指導學生組成，定期進行密切的學術交流）。

注視著他們各自耐受接近10年左右的研究歲月之後，一個一個地開拓出臺灣近現代史的嶄新領域，其實是相當愉快的經驗。例如在戒嚴時期曾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從嶄新視點出發的殖民地時期「國語（日語）」教育史研究、臺灣近代女性史、臺灣近代媒體史、殖民地時期臺北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史、近代臺灣社會之中「青年」的誕生史等等研究領域。我從早稻田大學退休之際，他們為我集結文章成書──《臺灣研究入門》（東大出版會，2020年），這些軌跡，全部濃縮精鍊於此書，可謂集大成之作。

「在臺灣吃了很多好料吧」

以臺灣為田野從事區域研究，經歷過許多愉快的事情。進入轉型期的「狀況」之際感到令人驚奇的樂趣、接觸到臺灣的風土人情、在當地結交好友──當我將這些事情一一列舉出來時，家人偶然間看到後，說：「還有更重要的事吧，在臺灣吃了很多好料吧。」

這次，我決定不反駁這個說法。臺灣的各位，多謝一路以來的招待！

※ 本系列到此結束。

標題圖片：本文筆者若林正丈先生（野島剛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