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監獄當醫生:大田和史繪法務矯正醫官談「獄醫」的工作

醫療健康 社會 工作勞動

獄醫指的是在監獄裡為服刑者看病的醫生。他們每天跟服刑者打交道,從事著怎樣的工作?法務矯正醫官(綜合內科專科醫師)大田和史繪女士去年出版了《獄醫》(新潮新書)一書,讓我們來聽聽她對此怎麼說。

大田和史繪 ŌTAWA Fumie

綜合內科專科醫師,也是為少年院(青少年觀護所)和監獄服刑者治病的矯正醫官(獄醫)。東京女子醫大畢業後,曾就職於大學醫院、急救中心,後自主執業,從2018年起任現職。引入日本首個服刑者回歸社會支援教育項目「笑一笑健康體操」,致力於預防出獄者再入歧途的工作。主要著作有《丟掉母親這件事》(朝日新聞出版)、《獄醫》(新潮社)。她還以評論員身份活躍在電視上,並被選為「可信賴的女性評論員第1名」。

矯正醫官是做什麼的?

一聽我說「我在高牆內當醫生」,大家可能會誤以為我是在監獄裡給刑務官看病的。非也非也,其實不然。我是為關在裡面的人,也就是為服刑者和在押者看病的。負責他們的心理和身體治療的職業,叫矯正醫官,這種診察行為就叫做矯正醫療。

矯正醫官的人數每天都有波動,目前總體處於人手不足的狀態。我們被分配到全國各地的監獄等機構,作為公務員全職工作,也有人會兼任多處矯正醫官,不同日子去不同地方診療。我新書中也有涉及,矯正醫官隸屬於法務省矯正局,負責日本全國73處監獄和看守所等的醫療工作。2022年的資料顯示矯正醫官一共只有291人。

我兼任3處,分別是關東和地方的監獄、少年院和看守所。診治對象是服刑者,也就是所有犯人,涵蓋殺人、強姦、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槍械刀具、吸毒者,也有未成年人。此外,我診治的對象還有一種叫作在押者的。他們還不是服刑者,而是被羈押在看守所、尚未判刑的犯罪嫌疑人。

高牆內的診室長什麼樣?

想找醫生看病的患者有很多。在接受醫生診察前,首先是護士定期查房,了解各人的身體狀況。護士大多是刑務官取得護士資格後兼任的,也有彪悍的男護士。為男性服刑者看病時,一般會有男護士陪同。為的是以防萬一,防範患者鬧事。其中也有想裝病就醫的人。

當護士判斷患者需要就醫時,就會帶患者來看醫生。有內科、精神科醫生,有的地方還配備了整形外科、眼科和牙科等科室的醫生。在候診室等候期間是「禁止交談」的,不允許竊竊私語。「你哪裡不舒服了?」這類患者間的閒聊會被禁止,所有候診患者都必須面向牆壁靜坐等待。

診室內有多位刑務官和護士,不會出現醫生和患者一對一的情況。而且診室裡並排放著多張診桌,多位醫生同時接診。普通的門診一般診室裡就1張診桌,問診也是一對一進行的,但在這裡是做不到的。

在診室裡,醫生和護士也不能相互直呼姓名。這是為了預防出獄後個資被惡意使用。所以護士不會稱我「大田和醫生」,而是告訴患者去找「坐中間那張桌的醫生」。而且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地板上劃了一條線,規定雙方不得靠得更近。

在高牆外,如今電子病歷已經普及,但這裡基本還是手寫病歷。沿用傳統病例寫法,是因為有些不一樣的專案需要填寫。比如是否有刺青,有無手指,有哪些傷等。這些項目肯定是一般門診病歷裡沒有的吧。而且在寫病名前,要在病歷最前面先寫上罪案和累犯次數,以及刑期結束時間。

我坐診一上午,大概能看14、15個患者。外面的門診還有一上午看50個人的時候,所以在這裡接診人數不算多。但問診時間卻不足。因為禁止他們說無關的話,所以對話也局限於必要的問診內容。我本人更想說些笑話,聊些別的。交流也是給犯人看病的一個環節,我希望能再多給我些這樣的時間。可患者話一多起來,就會被護士呵止「不許講廢話」,然後被帶離。對我來說,這點還是有些遺憾的。

我當獄醫的理由

大田和史繪的著作《獄醫》(新潮社)
大田和史繪的著作《獄醫》(新潮社)

矯正醫官一直都在招人,但可悲的是,即便在醫生的世界裡也鮮有人知。我以前也不知道,一次偶然的機會,通過熟人才收到邀請入了行。

為何我會選擇這份職業?因為長久以來我都有個問題沒想明白——我為什麼當醫生?我父親是醫生,開了家診所,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滿足周圍的期待,於是考了醫學部,成了一名醫生。父親去世後,我便接手了他的診所,繼續坐堂接診。雖然就這麼穩穩當當走完一生可能也不錯,但我一直都在思考餘生「我還能做些什麼」。

正好這時有人拋來橄欖枝。面對矯正醫官的邀請,別人一般一句「沒興趣」就回絕了,但我卻覺得「可能很有意思」。法務省跟我對接的官員很熱情地邀請我「要不來看看吧」,於是我就說「那我就去看看」。大概就這種感覺。等實際去看了看,發現「我可能適合做這個」,於是我當即點頭說「我做我做」。害得那個對接官員都以為我在開玩笑,直問我:「是認真的嗎?」之後,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給我分配了去處。

之所以覺得「我應該做得下來」,是因為我完全不害怕。經常有人問我:「那裡面不嚇人嗎?」,但我去參觀時,看到在押者排著隊接受診察的情景,覺得跟自己長久以來做的工作沒多大差別。醫生和患者這個關係,無論高牆內外,其實都沒有區別。我想有人會對他們抱有恐懼感或歧視性的負面情緒。但我沒有那種情緒,反而覺得我這樣的醫生更應該來這裡工作。

而且據負責接待的人說,「二進宮」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盜竊或藥物依賴。而這兩者從醫學角度來說,跟病理性偷竊(偷竊癖)和藥物依賴這兩種病相關。因為我母親就是死於藥物依賴(詳情參考《丟掉母親這件事》),所以我比其他醫生更有經驗,更了解相關知識。我很早就知道了這種病就算本人有意願也很難治好。如果我可以以醫生身份跟這些人接觸下去,我就能感覺到這跟過去的我,跟那個雖然背負著母親的問題卻一直行醫至今從未放棄的我能夠自洽。最近,我覺得這大概就是我成為醫生的理由。

矯正醫療的問題

實際上,在我做了矯正醫官後,也沒覺得多可怕。今天剛看過一位患者,只剩下一隻眼睛,手指也齊根斷掉。其中也有很多黑社會成員。他們之前一直生活在幫派規則的約束下,習慣了守規矩的生活,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他們在高牆內其實老老實實。

矯正醫療的問題,首先就是醫生人手不足。最近城市裡開始招兵買馬了,但流動非常頻繁,而且地方上總是招不到人。一個羈押了數百人的設施裡,有時連一個常駐醫生都沒有,這就很是問題了吧。這是今後必須改善的狀況。

出於預算考量,以及庫存管理的空間很小,所以藥物種類也有限。但是少歸少,某種程度來說也勉強夠用。特別需要的東西還是買得到的,所以藥物這方面,我覺得問題應該不大。

診斷設備方面,都沒有配備MRI,有CT的地方也少。我覺得如果配備了這些硬體,那肯定是最好不過的,但沒有也不是不行,這樣反而更能考驗醫生的診斷能力,而且必須上機器時也可以委託外部機構來做檢查。

不過,一般醫院拍CT基本上當天都能排到,但這裡要把在押者帶出去,就需要幾名獄警陪同,也必須派車押送,還得跟接收醫院打好招呼。這一切都準備就緒,就得花上好些天,所以想要確診,如論如何都要費些時日。但我深深地覺得即便是在高牆內,延誤病情的事還是應該盡力避免的。

或許有人會想,反正是在監獄裡,醫療是不是隨便糊弄下就行了?我們絕對沒有這種想法。對這方面,我們反而是非常敏感的,醫生們在看病時,都秉著絕不能漏診的宗旨在做。一旦發生醫療過失,我們就會吃官司,這跟外面是一樣的。即使是身入高牆,在剛入獄時也是有醫生診治的,每年還有一次體檢,體檢專案中有X光檢查,抽血等。

矯正醫療未來路在何方

因為服刑者有徒刑義務,必須參加勞動,所以必須保證他們的身心健康。如果不能幫他們保持可以勞動的健康狀態,那麼出獄後,他們也沒法過上正常的社會生活。於是又會去偷盜、詐騙,沾染罪惡。想要降低再犯率,幫他們保持身心健康尤為重要。

大田和史繪(天野久樹攝影)
大田和史繪(天野久樹攝影)

把他們關起來,懲罰他們,讓他們吃苦頭,這樣真能幫他們重新做人嗎?無論是日本,還是歐美社會,以前都有過刑罰嚴厲的時代,即使到了現在,在一些國家也存在狀況糟糕的監獄。但是,當我們積累經驗,知道了嚴厲的懲罰並不能幫人洗心革面後,矯正的方式也在發生改變。我們逐漸得知,不靠嚴苛的懲罰,而靠大力支援教育和回歸社會,更能有效降低再犯率。

醫務以外的空間,比如他們的勞動場所和房間都狹小逼仄。集體生活會帶來精神壓力,那些被稱為「老爹」的刑務官中也有很嚴厲的人。頂嘴會被怒駡,被罵後仍不聽話會被懲罰,鬧事會被關禁閉。在監獄裡,醫務部的氛圍最能讓人放鬆,所以我認為他們也想來看病。

在這裡,他們可以說出自己哪裡痛,哪裡難受。我覺得矯正醫官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告訴他們,還是有這麼個地方,有人能認真傾聽他們說話,而不是因為做過壞事就必須憋著。這裡的絕大多數人,在以往的生存環境中,他們的聲音從未被關注。很多人誰也不信任,甚至連父母的面都沒見過,所以我想告訴他們,這世上至少還有我這樣的人願意跟他們坐在一起,聽他們說話。

在押者贖罪之後,總是要回歸外面的世界。屆時他們能否重新做人?還是再次墮入邪道?我認為,出獄者扶持工作應該由全社會來思考。如果外面的社會不向他們敞開懷抱,像對待過街老鼠一樣唾棄他們,那麼外面就不可能有他們的容身之所。我最想說的就是,僅靠高牆內的制度並不能防止再次犯罪,社會包容也同樣重要。我想,能讓戴罪之人洗心革面,重回正道的,其實就是我們整個人類社會。

採訪、撰稿:瀧野雄作
標題圖片:接受採訪的大田和史繪(天野久樹攝影)

醫療 社會 醫生 監獄 受刑者 矯正 少年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