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冤獄的日本「人質司法」――村木厚子「改革還在半路」

日產汽車前會長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遭到逮捕，以及之後的長期羈押，使得海外對於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關注與批判日漸高漲。例如，在密室內連日進行偵查訊問，或否認罪行則難以獲得保釋的「人質司法」等等，從以前就被國內外視為司法制度的問題。起訴後遭判有罪的機率為「99.9%」，這個極高的數字，甚至被當作以冤獄為主題的電視劇名稱。

2019年6月，作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環，部份狀況有義務要進行「偵查訊問的透明化」（＝錄音‧錄影）。促成這一連串改革的契機在於，10年前曾任厚生勞動省局長的村木厚子所捲入的「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在村木厚子的近著《思考日本組織的病症》（角川新書）中，她回顧事件過往，提到：「改革尚不足夠」，來聽聽她的想法。

證明無罪的3個障礙

2009年6月，村木厚子（時任厚生勞動省雇用均等・兒童家庭局長）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任何嫌疑，突然遭到大阪地檢特搜部逮捕。逮捕理由是，她在2004年擔任障礙保險福祉企劃課長時，指示下屬的組長發行證書給予謊稱自己為身心障礙團體的「凛之會」，此證書可以用於身心障礙者專用的郵資折扣制度，讓寄送費用大幅減低。「凛之會」濫用此制度，將家電量販店的商品廣告以DM的方式大量寄出，從中獲利。

在偵查訊問中，對於檢察官拿到眼前的調查資料，村木厚子雖然一概否認，但從起訴後，直到第4次的保釋申請獲准為止，被羈押在大阪拘置所長達164天。法庭審理中，檢方聲稱筆錄已完全作廢，此等亂七八糟的偵查方式顯露無遺。前下屬組長在法庭上的證人訊問中親口證實，在自己的口供中，宣稱是村木的指示，皆為捏造不實，該案是自己獨自判斷的行為；其他證人也幾乎全都推翻自己供述的內容。村木厚子獲判無罪，不久，主任檢察官被發現竄改證據，演變成動搖國本的巨大醜聞。

「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中獲判無罪後，記者會上的村木厚子（2010年9月10日，大阪市北區的大阪司法記者俱樂部／時事）

「對一般民眾而言，或許並不那麼關心刑事司法這個領域，我自己以前也不太注意。若聽聞某事件中有嫌疑犯被逮捕的新聞，就覺得壞人被繩之以法，真是太好了，大概是這樣的認識。」村木如此說道。「但當自己遭到逮捕，必須證明自己清白的時候，實際感受到3大妨礙公平審判的問題。」

「第一，在密室中進行偵訊筆錄。在裡面我進行陳述，而檢察官從我的陳述中選擇取捨後，記錄在紙上變成筆錄，最後成為最重要的呈堂證供。」

「第二，若否認犯行，則羈押時間就會延長的問題。湮滅證據和逃亡等等疑慮，常被列舉為羈押的理由，但並未嚴謹檢討限制人身自由的依據，只要否認犯行，幾乎就會自動持續羈押，這件事淪為檢方的武器，正是所謂的『人質司法』」

「否認犯行的話就會被問：『你想繼續待在這裡嗎？』」露出些微苦笑表情的村木厚子如此說道。「結果就會依照檢察官的判斷決定羈押，而變成一種武器。由於長期羈押非常可怕，讓人產生一種心理弱點，覺得按照檢察官期待的方向進行陳述的話，就會沒事。」

「第三是證據開示的問題。有權進行住宅搜索的只有警察‧檢察體系，重要的證據全都在檢方手上。如何從其中找出辯護方所需的必要證據，然後向檢方要求公開證據，就是一種在暗中摸索的工作。」

在偵查訊問中檢察官說出令人無法原諒的一句話

檢察官編造出一個故事，故事背景在於他們認為，2004年村木厚子希望當時自己準備的「障礙者自立支援法案」能在國會順利通過。而自稱身心障礙者的團體，委託國會議員介入斡旋（＝議員案件），檢方認為村木顧慮該議員，因而指示發行證書。

在檢察官的偵查詢問中，有句話村木無論如何都不能裝作沒聽見――「判決緩刑的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行。」

「我問對方，那何謂『重大罪行』？回答竟是「殺人或傷害」，我一聽立即抗議：『比起承認為了讓假冒的身心障礙者團體獲利，而偽造證書這種丟臉的罪狀，因為由愛生恨而刺傷男人的罪行，我覺得還好多了。』」

從眼前這位瘦小溫和的村木厚子的口中，說出如此激烈的話語，令人感到意外，她說自己從心底感到憤怒。「殺人或傷害當然是犯罪，但人總會有情緒激動的時候。我個人認為，那是一種值得同情的罪行。儘管宣告緩刑，犯罪就是犯罪，檢方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想法，和一般人有著很大的落差。」

檢方隱匿證據及竄改

「能夠獲判無罪很幸運」村木如此說道。「律師團的女性律師告訴我說：『村木女士，最有時間的就是您了。我們都不了解政府開立證書的流程，請您自行調查，就算是再小的地方，只要您覺得哪裡有蹊蹺，全部列表給我們，我們會決定開庭時是否使用。』」

因為在大阪拘置所裡「真的很閒」，所以拼了命地閱讀檢方公開給辯護方的龐大事證資料影本，其中有一份搜查報告，讓我停下了目光。報告上記載了製作證書時的磁碟片資訊（文書製作與更新的時間等等檔案資訊），但製作日期與檢方的起訴書內容相互矛盾。原本檢方隱瞞此磁碟片的存在，不打算在庭審時使用，但不小心在報告中公開了這個證據。此發現在審判中有效地打亂了檢方的判斷。其後，檢方為了符合起訴書內容而篡改磁碟片檔案資訊的事情也真相大白。

「不公開假造證書的磁碟片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村木如此說道。「屢次向負責偵查的檢察官詢問，製作證書的電子資料何在，每次都說沒有」。擔心在審判中出示磁碟片會成為妨礙檢方舉證的證據，不但竄改資訊，更隱匿其存在。

刑事司法改革尚留有許多課題

此事件導致檢察總長引咎辭職，最高檢察廳雖公布調查結果，卻缺乏檢證為何持續製作不合理的口供筆錄，以及儘管察覺錯誤卻為何沒有修正軌道的原因。為了查明真相，村木厚子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但日本政府很乾脆地答應原告的賠償請求，終結審判。另一方面，2011年設置法制審議會「新時代的刑事司法制度特別部會」，村木成為該會一員，參與會議討論，而大部分的委員都是刑事司法的專家。

「審議會的討論中，令人覺得非常奇怪的發言之一是：『偵查訊問中的錄音‧錄影會造成維持治安的不良影響』。若抓錯人，讓真正的犯人逃走的話，才會對維持治安產生最壞的影響吧。」

審議會上決定的刑事司法改革中，改善了不少地方，像是偵查訊問的錄音‧錄影及檢方必須向辯護律師開示證據目錄等。但是，「在各種意義上，還留下許多課題。錄音‧錄影僅限於陪審團審判和檢察獨自偵查的案件，證人訊問也未被列入。」

律師未能參與偵查訊問也對嫌疑人不利。「偵查訊問，就像是業餘人士進到專業檢方的競技場，在沒有裁判員也沒有計時的狀態下戰鬥。若律師無法同席，至少應該制定在筆錄上簽名時能與律師討論的制度才對。」

在開示證據方面，仍無法拭去不利檢方的證據難以開示的擔憂；關於限制人身自由――被稱作「人質司法」――方面的改善，亦無進展。如同村木厚子的案件，若宣稱「有逃亡之虞」或「煙滅證據之虞」，法院幾乎都會接受而同意羈押。「有必要針對限制人身自由建立透明的規範，以及適切的運作方式。」

村木厚子提到，檢察體系進行不合理的偵查訊問，就算發現錯誤也不修正，其「病理」與日本的組織有相通之處。2018年，以財務省隱藏、竄改公文事件為始，官僚體系相繼爆發醜聞。每當出現失敗或錯誤時，「那就當作沒有發生」這種組織性的隱匿行為，都是因為下意識覺得「必須保住表面的說法」、「無法允許失敗或錯誤」，才會導致如此的醜聞事件一再發生。

「這與偵查訊問的錄音錄影相同，重要的是必須創造外部可以透視的機制。建構明確的規範和系統，公開資訊。若能創造透明的機制，也就不須揣測政治家的心意，公務員在精神上應該也比較輕鬆。」

活用164天的羈押經驗展開社會活動

在冤獄事件中支持村木的是家人的強力援助、相信她清白的眾多支持者、優秀的辯護律師團，以及她自己的強烈好奇心。在大阪拘置所，以「13號嫌犯」的身份度過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包含每餐的內容，都詳細記錄在筆記上。

遭逮捕前，村木的工作極為忙碌，「第一次有那麼多空閒時間，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事，每天有人提供三餐，衣服也有人幫忙洗，1.5坪大小（譯註：「3畳」）的房間，一下就打掃完了。」

一邊準備出庭審判，同時大量閱讀外面送來的推理小說，總數高達150本。當然，受限制、管理的生活有許多辛苦之處，例如不能在想睡的時候躺下；就算在酷暑難以忍受的高溫中，也只能在規定的時間裡擦拭身體。

但規定就是規定，只能妥協服從，並持續觀察周遭情況。最令人在意的是，負責運送食物和盥洗衣物等獄中工作的女性受刑人，大都是臉上未脫稚氣的年輕女性。接受偵查訊問的時候，問檢察官「那些女孩怎麼了？」回答是「很多是因為藥物案件入獄，也有因為賣春。」

復職後，透過負責自殺防治和支援生活窮困者的工作，了解在窮困、虐待、性暴力等嚴峻的家庭環境中，許多少女失去生活場域，進而流落至性產業的實際狀況。擔任厚生勞動事務次長後，村木於2015年卸任，隔年，偕同僧尼瀨戶內寂聽創立「若草計畫」，援助陷入困境的少女們。那些少女認為那些困境都是自己的錯，無法開口向他人尋求救助，處於政府支援網無法抵達之處。除了透過LINE諮詢、經營庇護中心、實施研習計畫之外，目前更在拓展企業的支援。

當我們說，真的是徹底活用了164天的羈押經驗啊，村木女士輕笑了出來。

「當我擔任公務員的時候，檢討政府能做什麼？如何制定相關制度？是我的工作。辭去公務員後，離開制定制度的地方，可以自由地進行各種活動。當然，我認為有一天最好還是能與制度接軌。但現在的我，腦袋正處於被解放，一步步邁向自由發揮的過程。」

採訪、撰文：板倉君枝（nippon.com編輯部）
標題圖片、採訪攝影：三輪憲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