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冤獄的日本「人質司法」――村木厚子「改革還在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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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刑事司法常被稱為「人質司法」,因為若否認犯行則無法獲得保釋。10年前,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遭羈押近半年之久,有過如此經驗的前厚生勞動事務次長,回顧自己的冤獄事件,指出司法制度改革尚存留的重大課題。

村木厚子 MURAKI Atsuko

前厚生勞動省事務次長。1955年生於高知縣;1978年,進入勞動省(現在的厚生勞動省)服務,負責女性與身心障礙等相關政策;2009年因「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遭逮捕,但在2010年獲判無罪,同年復職;2013年,就任厚生勞動省次長;2015年卸任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例如支援困境中的年輕女性,創立了「若草計畫」,以及支援累犯障礙者的「創造共生社會的愛心基金」。同時也擔任伊藤忠商事獨立董事、津田塾大學客座教授。

日產汽車前會長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遭到逮捕,以及之後的長期羈押,使得海外對於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關注與批判日漸高漲。例如,在密室內連日進行偵查訊問,或否認罪行則難以獲得保釋的「人質司法」等等,從以前就被國內外視為司法制度的問題。起訴後遭判有罪的機率為「99.9%」,這個極高的數字,甚至被當作以冤獄為主題的電視劇名稱。

2019年6月,作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環,部份狀況有義務要進行「偵查訊問的透明化」(=錄音‧錄影)。促成這一連串改革的契機在於,10年前曾任厚生勞動省局長的村木厚子所捲入的「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在村木厚子的近著《思考日本組織的病症》(角川新書)中,她回顧事件過往,提到:「改革尚不足夠」,來聽聽她的想法。

證明無罪的3個障礙

2009年6月,村木厚子(時任厚生勞動省雇用均等・兒童家庭局長)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任何嫌疑,突然遭到大阪地檢特搜部逮捕。逮捕理由是,她在2004年擔任障礙保險福祉企劃課長時,指示下屬的組長發行證書給予謊稱自己為身心障礙團體的「凛之會」,此證書可以用於身心障礙者專用的郵資折扣制度,讓寄送費用大幅減低。「凛之會」濫用此制度,將家電量販店的商品廣告以DM的方式大量寄出,從中獲利。

在偵查訊問中,對於檢察官拿到眼前的調查資料,村木厚子雖然一概否認,但從起訴後,直到第4次的保釋申請獲准為止,被羈押在大阪拘置所長達164天。法庭審理中,檢方聲稱筆錄已完全作廢,此等亂七八糟的偵查方式顯露無遺。前下屬組長在法庭上的證人訊問中親口證實,在自己的口供中,宣稱是村木的指示,皆為捏造不實,該案是自己獨自判斷的行為;其他證人也幾乎全都推翻自己供述的內容。村木厚子獲判無罪,不久,主任檢察官被發現竄改證據,演變成動搖國本的巨大醜聞。

「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中獲判無罪後,記者會上的村木厚子(2010年9月10日,大阪市北區的大阪司法記者俱樂部/時事)
「身心障礙者郵便濫用事件」中獲判無罪後,記者會上的村木厚子(2010年9月10日,大阪市北區的大阪司法記者俱樂部/時事)

「對一般民眾而言,或許並不那麼關心刑事司法這個領域,我自己以前也不太注意。若聽聞某事件中有嫌疑犯被逮捕的新聞,就覺得壞人被繩之以法,真是太好了,大概是這樣的認識。」村木如此說道。「但當自己遭到逮捕,必須證明自己清白的時候,實際感受到3大妨礙公平審判的問題。」

「第一,在密室中進行偵訊筆錄。在裡面我進行陳述,而檢察官從我的陳述中選擇取捨後,記錄在紙上變成筆錄,最後成為最重要的呈堂證供。」

「第二,若否認犯行,則羈押時間就會延長的問題。湮滅證據和逃亡等等疑慮,常被列舉為羈押的理由,但並未嚴謹檢討限制人身自由的依據,只要否認犯行,幾乎就會自動持續羈押,這件事淪為檢方的武器,正是所謂的『人質司法』」

「否認犯行的話就會被問:『你想繼續待在這裡嗎?』」露出些微苦笑表情的村木厚子如此說道。「結果就會依照檢察官的判斷決定羈押,而變成一種武器。由於長期羈押非常可怕,讓人產生一種心理弱點,覺得按照檢察官期待的方向進行陳述的話,就會沒事。」

「第三是證據開示的問題。有權進行住宅搜索的只有警察‧檢察體系,重要的證據全都在檢方手上。如何從其中找出辯護方所需的必要證據,然後向檢方要求公開證據,就是一種在暗中摸索的工作。」

在偵查訊問中檢察官說出令人無法原諒的一句話

檢察官編造出一個故事,故事背景在於他們認為,2004年村木厚子希望當時自己準備的「障礙者自立支援法案」能在國會順利通過。而自稱身心障礙者的團體,委託國會議員介入斡旋(=議員案件),檢方認為村木顧慮該議員,因而指示發行證書。

在檢察官的偵查詢問中,有句話村木無論如何都不能裝作沒聽見――「判決緩刑的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行。」

「我問對方,那何謂『重大罪行』?回答竟是「殺人或傷害」,我一聽立即抗議:『比起承認為了讓假冒的身心障礙者團體獲利,而偽造證書這種丟臉的罪狀,因為由愛生恨而刺傷男人的罪行,我覺得還好多了。』」

從眼前這位瘦小溫和的村木厚子的口中,說出如此激烈的話語,令人感到意外,她說自己從心底感到憤怒。「殺人或傷害當然是犯罪,但人總會有情緒激動的時候。我個人認為,那是一種值得同情的罪行。儘管宣告緩刑,犯罪就是犯罪,檢方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想法,和一般人有著很大的落差。」

檢方隱匿證據及竄改

「能夠獲判無罪很幸運」村木如此說道。「律師團的女性律師告訴我說:『村木女士,最有時間的就是您了。我們都不了解政府開立證書的流程,請您自行調查,就算是再小的地方,只要您覺得哪裡有蹊蹺,全部列表給我們,我們會決定開庭時是否使用。』」

因為在大阪拘置所裡「真的很閒」,所以拼了命地閱讀檢方公開給辯護方的龐大事證資料影本,其中有一份搜查報告,讓我停下了目光。報告上記載了製作證書時的磁碟片資訊(文書製作與更新的時間等等檔案資訊),但製作日期與檢方的起訴書內容相互矛盾。原本檢方隱瞞此磁碟片的存在,不打算在庭審時使用,但不小心在報告中公開了這個證據。此發現在審判中有效地打亂了檢方的判斷。其後,檢方為了符合起訴書內容而篡改磁碟片檔案資訊的事情也真相大白。

「不公開假造證書的磁碟片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村木如此說道。「屢次向負責偵查的檢察官詢問,製作證書的電子資料何在,每次都說沒有」。擔心在審判中出示磁碟片會成為妨礙檢方舉證的證據,不但竄改資訊,更隱匿其存在。

刑事司法改革尚留有許多課題

此事件導致檢察總長引咎辭職,最高檢察廳雖公布調查結果,卻缺乏檢證為何持續製作不合理的口供筆錄,以及儘管察覺錯誤卻為何沒有修正軌道的原因。為了查明真相,村木厚子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但日本政府很乾脆地答應原告的賠償請求,終結審判。另一方面,2011年設置法制審議會「新時代的刑事司法制度特別部會」,村木成為該會一員,參與會議討論,而大部分的委員都是刑事司法的專家。

「審議會的討論中,令人覺得非常奇怪的發言之一是:『偵查訊問中的錄音‧錄影會造成維持治安的不良影響』。若抓錯人,讓真正的犯人逃走的話,才會對維持治安產生最壞的影響吧。」

審議會上決定的刑事司法改革中,改善了不少地方,像是偵查訊問的錄音‧錄影及檢方必須向辯護律師開示證據目錄等。但是,「在各種意義上,還留下許多課題。錄音‧錄影僅限於陪審團審判和檢察獨自偵查的案件,證人訊問也未被列入。」

律師未能參與偵查訊問也對嫌疑人不利。「偵查訊問,就像是業餘人士進到專業檢方的競技場,在沒有裁判員也沒有計時的狀態下戰鬥。若律師無法同席,至少應該制定在筆錄上簽名時能與律師討論的制度才對。」

在開示證據方面,仍無法拭去不利檢方的證據難以開示的擔憂;關於限制人身自由――被稱作「人質司法」――方面的改善,亦無進展。如同村木厚子的案件,若宣稱「有逃亡之虞」或「煙滅證據之虞」,法院幾乎都會接受而同意羈押。「有必要針對限制人身自由建立透明的規範,以及適切的運作方式。」

村木厚子提到,檢察體系進行不合理的偵查訊問,就算發現錯誤也不修正,其「病理」與日本的組織有相通之處。2018年,以財務省隱藏、竄改公文事件為始,官僚體系相繼爆發醜聞。每當出現失敗或錯誤時,「那就當作沒有發生」這種組織性的隱匿行為,都是因為下意識覺得「必須保住表面的說法」、「無法允許失敗或錯誤」,才會導致如此的醜聞事件一再發生。

「這與偵查訊問的錄音錄影相同,重要的是必須創造外部可以透視的機制。建構明確的規範和系統,公開資訊。若能創造透明的機制,也就不須揣測政治家的心意,公務員在精神上應該也比較輕鬆。」

活用164天的羈押經驗展開社會活動

在冤獄事件中支持村木的是家人的強力援助、相信她清白的眾多支持者、優秀的辯護律師團,以及她自己的強烈好奇心。在大阪拘置所,以「13號嫌犯」的身份度過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包含每餐的內容,都詳細記錄在筆記上。

遭逮捕前,村木的工作極為忙碌,「第一次有那麼多空閒時間,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事,每天有人提供三餐,衣服也有人幫忙洗,1.5坪大小(譯註:「3畳」)的房間,一下就打掃完了。」

一邊準備出庭審判,同時大量閱讀外面送來的推理小說,總數高達150本。當然,受限制、管理的生活有許多辛苦之處,例如不能在想睡的時候躺下;就算在酷暑難以忍受的高溫中,也只能在規定的時間裡擦拭身體。

但規定就是規定,只能妥協服從,並持續觀察周遭情況。最令人在意的是,負責運送食物和盥洗衣物等獄中工作的女性受刑人,大都是臉上未脫稚氣的年輕女性。接受偵查訊問的時候,問檢察官「那些女孩怎麼了?」回答是「很多是因為藥物案件入獄,也有因為賣春。」

復職後,透過負責自殺防治和支援生活窮困者的工作,了解在窮困、虐待、性暴力等嚴峻的家庭環境中,許多少女失去生活場域,進而流落至性產業的實際狀況。擔任厚生勞動事務次長後,村木於2015年卸任,隔年,偕同僧尼瀨戶內寂聽創立「若草計畫」,援助陷入困境的少女們。那些少女認為那些困境都是自己的錯,無法開口向他人尋求救助,處於政府支援網無法抵達之處。除了透過LINE諮詢、經營庇護中心、實施研習計畫之外,目前更在拓展企業的支援。

當我們說,真的是徹底活用了164天的羈押經驗啊,村木女士輕笑了出來。

「當我擔任公務員的時候,檢討政府能做什麼?如何制定相關制度?是我的工作。辭去公務員後,離開制定制度的地方,可以自由地進行各種活動。當然,我認為有一天最好還是能與制度接軌。但現在的我,腦袋正處於被解放,一步步邁向自由發揮的過程。」

採訪、撰文:板倉君枝(nippon.com編輯部)
標題圖片、採訪攝影:三輪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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